我国职业教育150年：探索与开新
从1866年我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学校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创办到今天，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150年历程，从被轻视的雕虫小技到全民尊崇的大国工匠；从个体谋生的生存需要到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15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规模、质量和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朵曾经的“野百合”，伴随着时代发展，开始纵情绽放出靓丽的春色。
数量由少到多：从一所船政学堂到万余所中高职学校
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所职业教育特征突出的实业学堂，培养出了我国首批造船和航海专门人才，成为职教史上的一座丰碑。船政文化的独特内涵具有穿越时空、辉映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教育模式、课程体系以及考核制度均为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积淀了积极元素。
学堂各专业学生，除学习外语、算数、几何类公共必修课外，还需学习相关专业的基础课。这种将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基础课分类教学的课程设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使学生的学科知识得到均衡发展。船政学堂的办学体制并非厂办学校或校办工厂，而是按厂校一体进行统筹规划。课堂教育与生产实践充分对接，教习教学角色带有“双师型”特点，既是教授理论知识的老师，又是指导学生实践操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学生培养模式具有“双元制”特征，既是学员，在课堂上习得相关专业知识，又是学徒，接受劳动并参与技能培训。这种厂校一体化的办学体制将产、学、研高度结合起来。正是由于教学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创办5年时，学堂制造专业的学生就已具备了独立制作和指挥施工的能力。切合实际需要的办学模式和各专业均衡互通并行的课程体系使得学堂毕业生很多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别具一格的“船政模式”，对同时代的其他高等学堂的办学产生了积极引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明确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和当务之急。1952年全国有技工学校22所，在校生15000人。1958年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兴起，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这种将实操与教学紧密结合、重视成人继续教育的职教模式，不仅推动了农业和城市职业中学的创办，改变了我国单一的全日制教育结构，而且为后来建立新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后，国家急需大量技术技能人才和熟练劳动者，职业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中央提出要增加职业学校在校生在中等教育中的比重，明确了中等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1996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详细阐明了职业教育的体系、实施和保障条件，将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层次。法律的颁布实施加快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已开始由强调改革调整向着以规模内涵并重的发展方式转变。
新世纪以来，技术技能人才深受各行各业重视，发展职业教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不断加强，重点支持建设了1000所国家中职示范校和200所示范和骨干高职院校，并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推行免除学杂费政策。2016年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1.3万余所，高等职业院校1300余所，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国家对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经费投入及政策制度支撑，使得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质量由低到高：从传承师门小手艺到服务产业大工匠
在职业学校出现以前，传统的家庭作坊依赖于父子相传的世代承袭。职业学校的产生，使从业者由过去谋生养家的小手艺人演变成服务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如今，新型学徒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等职业教育发展新模式的出现，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业作坊造就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生产秩序，技艺通过家族延续代代相传，且仅传给特定继承者。官府教育则具有显著的阶级性和集权特征，工匠们继承了家庭作坊的职业世袭制，世代为官府服务劳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营作坊因人手不足，开始出资雇用临时工匠，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行会教育开始出现，学徒制逐步由私人性质过渡到公共性质，师徒间突破了亲缘联结，行会教育中通行的家长专制使得师徒关系常被比作父子。师傅除了教授徒弟技艺之外，还对其职业道德品行的养成担起了一定责任；徒弟则在专心学习技艺之余亦要照料师傅的日常起居。这种稳固的师徒关系一般会延续贯穿于双方职业生涯的全过程，社会的分工与职业的分化使得传统学徒制渗透到各行各业。
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了现代社会。大规模的集体化生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作坊，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以及班级授课制的出现，推动着原来由少数人组成的“精英教育”朝着面向大众转变。传统学徒制历经了辉煌、式微、反复和蜕变后，并未随着学校教育的兴起而消亡，而以不同的形式延续着。以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国家在吸收传统学徒制的优点并融合学校职业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我国也在借鉴发达国家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形式。由早期开办“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学堂，到随后出现“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的实业教育思潮；由抗战时期“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应抗战之需要”的战时教育方针，到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培养国家大规模建设所需人才”的中专教育和技工教育体系，再到由20世纪60年代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半工半读教育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向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模式不断转变与革新，不断深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充分显现了探索强国之路的教育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期，在制造业强国的征程中，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已成为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的核心竞争力和关键要素。某种意义上，制造业文化就是工匠文化，我国由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以制造业为产业主体的工业大国，从业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尤为重要，职业教育在其中需有所担当。
地位由弱到强：从势微位弱到体系完善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加大，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由被视作末流教育的观念偏见逐步走向体系化的建设之中。从业者的地位也由谋生需求的技能劳作者转为国家建设的技术技能人才。
伴随洋务运动的实业教育为我国培育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和海事人才，职业教育有了一个高水平的开端。但囿于传统观念，船政学堂的“技艺之学”多被认为是“奇技淫巧”，并未受到主流观念的广泛认同，仅被当作拯救垂危封建制度的工具。辛亥革命后，国内逐渐汇集了一股强大的职业教育思潮。1917年黄炎培等发起建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职业教育要“谋个性之发展”“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些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思想，很大地冲击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首次将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个人、社会紧密联系。
建国之初，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与工农、生产劳动相结合，半工半读职业教育思想受到广泛推崇。改革开放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以政策文件形式宣布要建立起普职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学习借鉴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校企合作教育。1991年全国职教工作会议提出建立立交桥，并提出了高中阶段普职教育规模相当的目标，由此中等教育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等职业教育得到较快发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实施初中后教育分流，并建立与其他教育共同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提出要继续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并建立中职与高职、职业教育与普通、成人教育的人才成长“立交桥”。重点关注了中高职的衔接问题，并在实施路径上提出扩大中职毕业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或高等学校继续学习、高职高专毕业生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允许职业技术学院或高等学校利用中等职业教育资源进行前三年的教学工作，五年制高职教育由一体化衔接转为分段式发展。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开始从能力本位走向人格本位、从就业教育走向创业教育、从终结学习走上终身学习。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息息相关。诞生于150年前的我国第一所职业学校，几乎蕴藏了现代职业学校全部的生长基因和发展元素。当前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处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但正如我们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离不开职业教育一样，在新时代来临之际，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职业教育仍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50年，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贯穿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追求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将引导我国职业教育更加全面向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