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派精神分析的技术

作者：安娜·谢恩
译者：李新雨

【摘要】：本文是对一些关于拉康派技术的新书所作的回应，作者介绍了分析家的欲望的技术基础。
【关键词】：技术；分析家的欲望；压抑物的返回

诚如很多人已经发现的那样，学习拉康的理论并不必然地是一个直接乃至明显的逻辑事业。如果人们有着一些值得信任的导师，这可能看似更简单些，但是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导师并不总是适宜的。因为这种缺乏，许多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学生都必须主要地依赖于多半是由参加临时研讨班补充的文本。然而，拉康本人是极其艰涩的，关于拉康的书籍可能会把一个更大的挑战强加到这些学生身上，他们必须确定他们正在学习的文本实际上是拉康的，还是可能更多地是用拉康的话来表达的作者自己观点的反映。那么，人们如何能够确信他”学习“的东西实际上是拉康的呢？

因为学生们关于拉康提出的最频繁的问题都与精神分析的实践有关，所以关于拉康派技术的书籍要求着最谨慎的考虑。学生的问题包括：一个人要做怎样的准备来成为一个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家；一个人如何学会做什么和听什么，是什么东西特定地发生在拉康派的精神分析中而非别的地方，以及它怎样区别于譬如说荣格派的分析或者所谓的后弗洛伊德派的分析？拉康将他的第二期研讨班（Seminaire II）专门用于技术，但是他并不试图让这个教学变成好奇的外行人——或者换句话说，非分析家——易于进入的事情。有几篇近来流行的文本已经讲到了这些问题，尽管对每个人肯定有着一些帮助和障碍，但是一个新生是不能够判断这些对拉康的“解释”的。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心理学研究生的时候，有一部用于训练研讨班的通俗电影。其中有三位著名的治疗学家：艾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与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他们各自接见了一个自愿为这部电影担当病人的女人。每个人都“示范”了其特殊的技术：埃利斯的合理情绪疗法、罗杰斯的积极倾听、还有皮尔斯的格式塔技术。这些治疗学家都已经拥有了大批的学生，这些学生被训练得像他们各自所做的那样去进行治疗。这个自愿的“病人”——大概二十几岁，一个苗条、黑发的女人——给每个人以同样的“问题呈现”，也就是她滥交，而这对她是一个问题。

这种运用明显引起了一种印象，即心理治疗是一种能够通过学习理论、通过个人训练并通过示范而学会的技术。拉康认为这样一种事情对于精神分析是不可能的。对于拉康而言，唯一可能的“训练”来自于通过经受个人分析而对自己无意识的讯问。可以说，在一个人自己的个人分析中，她可以从“内部”看到无意识的工作方式。她对自己的“盲点”和自恋的炫耀感到惊讶，这个未来的分析家可以看到他是如何通过能指、经由他对他者欲望的理解而形成的。这种事业可能要历经多年。

在美国有一些临床治疗学家已经重视到拉康的学说，并希望把拉康的理论并入他们先前存在的治疗方法中。所以单独基于欲望、经由人们的个人分析而揭示的这种拉康派训练的思想多半是不受欢迎的。的确，在分析之后，以前的分析者可能不再希望把分析作为一种职业来从事，而可能希望做些别的事情。人们无法想象许多人履行了法学院的时间和费用——例如，他们必须等待一个结束来发现他们是否希望去实践法律——意味着他们的训练等于一种对他们想要用他们的生命来做些什么的质问。通常人们先是挑选一种职业，然后为它而培训；通常人们不是先培训而后选择。

但是在经受分析之前，也许可能会有一个关于分析家“是”什么和精神分析“是”什么的念头。

当然，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实践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发现的，特别是基于拉康对主体的描述——被言语所居住或者被语言所“欺骗”——这在每个主体身上都引起了一个基本的缺失，因为没有能说你是什么的词。因而，症状就是已经插入缺失的东西。拉康的三种缺失形式证明了其中任何主体能在一个真实世界中运行并避免面对缺失或被它所恐吓的方式：以剥夺，挫折与阉割为形式的缺失。

分析家被假设以其阉割的缺失而运作，这是一种必须完全受到承认并接受的缺失。“分析家的欲望”指的是分析家来自阉割性缺失而非来自挫折性缺失（在那里她将会以一种竞争的状态而生存）的功能，欲望与缺失是同一个东西。

分析者起初以挫折性缺失起作用，他们错误地相信在某处有一个将取消其缺失的实在的对象，一个已经拒给他们、不适当地给了别人或者已经由命运拒绝他们的对象。避免与挫折相伴随的痛苦经过了认同的机械化、主体假设并不缺乏的某人或某物。主体要么认同于这个（被称作阳具或-ф，意味着它不在任何地方的）对象，要么认同于他者欲望（缺失）的对象——为了享受用她自己（的一部分）使他者完整的工作，这是保持自恋的另一种方式。当然，症状并不总是被感知为问题。人们可以将一个症状看作是从成功（提供某种满足）到不成功（没有提供满足）的任何地方。

分析的要点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导主体，即，她可以看到她的认同围绕着其缺失而形成，而不是来自与她“真正失去的”意义或者“实在的”价值有关的“事实”。因为症状是对由语言所引起的缺失的一种反应，并且因为压抑撞击了能指，分析家的工作就是要打开病人话语中那些自始至终显示着缺失的地方。这样，它是经由语言在能指上的一个手术室，而非重视意义（意指）或说明（explanation）的一个治疗。

分析家通过在一次精神分析会谈中接受并承认那些缺失显露的时刻而履行她的职责，如此一来，分析者也能接受它，并确认“某种东西”被揭示了出来。分析家在它们发生时认出这些时刻是类似于“听懂笑话”的某种东西。解释（interpretation）发生在当分析家承认一个时刻揭示了缺失而没有假装给病人“说明”（explain）它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正是分析者给（或不给）这些时刻以意义的工作才在一次精神分析会谈里揭示了缺失。

分析者可以自由地拒绝这个时刻，拼凑某种说明（explanation）来掩盖其暴露的缺失（此说明可能仅仅是对其真理的另一指示），或是自己“听懂笑话”，并看到一个“意义”是如何作为对缺失的反应而形成的。

尽管这听起来简单而直接，但是并非如此。首先分析者不愿意质询认同。毕竟，认同是自恋的，并且当它们暴露出来时会显得愚蠢。一旦转移发生，分析者就可能乐于尝试去做她的分析家要求她的事情。但是她也会担心，所以她只会进行到她可以不用引发焦虑的程度。她通常只会在压抑物的返回的编码中揭示，而分析家要么能听到这个，要么不能。

与其说分析家无法在时间前面计划一个解释，不如说分析家能“知道”一个会谈向着哪里前进。这意味着人们无法从书本或导师那里学会分析的实践，尽管这些导师可能是受过分析或才华横溢的。如果一个处于训练中的分析家仍然以她自己的挫折性缺失而生活，她便不能在其病人的话语中听到压抑物的返回。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想着有一天他可能希望成为一个分析家的话，他就必须接受分析，以及为什么个人分析是对未来分析家的基本训练工具。

督导（也叫“控制分析”）的角色不是要“教授”分析的技术，它基于与严格意义上的分析相同的技术。一个处在训练中的分析家在把一个分析者讲给她的督导时，她将（1）被引导去讲她自己体验到挫折性缺失的那些地方（将阻止她听到其分析者的她的压抑揭示出来），或者（2）被引导去讲来自于她分析者的话语的缺乏的时刻。在第一种情况下，处在训练中的分析家可以看到她自己分析的短处。在第二种情况下，分析家可以通过由其督导认出的那些时刻而学会一种技术的传递。

在这两种情形中，拉康派的督导都不会告诉处在训练中的分析家在分析中做什么或说什么。正如所有的意义都必须来自分析者，所有的解释也必须被产生“在时刻中”，只能由分析家的欲望所“准备”。解释的要点（言语或者沉默）是在分析者的话语中指出被揭示的缺失（欲望）。

现在我将回到我较早描述的那三位治疗学家的情形。回想一下：那个女人把自己介绍给三位男性治疗学家，并把这拍成电影。她告诉每个男人她有着把自己献给过多男人的问题。人们可以看到，她正和每个男人（在轮到他时）示范着她呈现的问题，同样，这个重复指向了某种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有某种东西正试图被说出来，而我们可以像听懂一个笑话那样把它认出来。但是这些治疗学家中没人听到了她的笑话，或至少不是以一种能让她自己瞥见它的方式。人们可能对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听懂笑话”感到相当惊奇，好像他们每个人已经在表面上被这个病人所欺骗。因而，人们可以提出他们听到了笑话（并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而忘记或忽略了它），听不到笑话（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或者听到了它（但没有认出其真理的价值）。

另一个例子被包括在穆斯塔法·萨福安（Moustafa Safouan）的研讨班中，作者在那里描述了一个其症状是重复失败的病人；无论她努力做什么都注定失败，她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她无法达到她的任何目标。她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支票”在法语中是“chèque”，而“失败”在法语中则是“échec”。当这个笑话被她的分析家认出来（不知何故被送回来给她）的时候，她看到了她是如何在和他父亲的一个没有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殊死搏斗（fight to death）中把她的失败（échec）作为对他的支票（chèque）的一个回答给出来的，她症状背后的幻想使她完全像他一样强大（和不朽）。她将这刻画为“巨人之间的战斗”。所以，与通常的情况一样，她的自恋认同是愚蠢的。一旦她以一种认识的闪现（听懂她自己的笑话）的形式收到她自己的信息，她的重复失败症状就停止了。

这就引起了分析如何结束的问题。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清楚的是，分析的要点完全不是某种更好的社会调节，或是对某人自己的自我或者某人自我感觉的舒适感（认同）的支持，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达到真理的领域：无意识欲望的真理。走不走向真理是一个个人欲望的问题：要么你想，要么你不想。因而这依赖于分析者对其真理的好奇心。但是，这还依赖于分析家的欲望——不是任何一个病人都能认识到其真理的某种想象的愿望，而仅仅是处在阉割而非挫折水平的一个欲望，是没有防止分析家为了解除它们而检查压抑的一种假定的缺失。

一个失败的分析因而将会是分析者在没有发现其无意识的欲望或自恋认同的情况下就离开分析。为了继续避免不受欢迎的真理，一个人有时可能在这种认识之前就直接离开分析。有时一个人可能离开分析是因为她没有被她的分析家“听到”，例如在那三位治疗学家的情形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中的每个人对病人的信息而言都看似是个“聋子”。还有时一个人离开分析是因为她最终可以在没有要求任何人（或任何事）为她占据一个想象的他者的位置的情况下能够忍受乃至欣赏所谓“阉割的坏消息”。这第三种结束可以引起一个欲望去重复与其他人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成为一个分析家的欲望。

那么人们为什么在他们经受一个分析之前学习拉康的理论和技术，并在结束的时候真相大白？与其它任何事情一样，一个人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选择了学习什么，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有许多人享受拉康的教学，并发现他的概念在对兴趣问题的思考中是非常有用的。尽管如此，有些文本仍可能是易于误导的，如果一个人受到引导去认为拉康派分析是一种可以学会的技术而非一种只能传递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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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安娜·谢恩（Anne Shane）是加州伯克利的一名执业精神分析家。她是《欧洲精神分析杂志》与《返回：拉康精神分析期刊》的编辑。她还编辑《他者：旧金山拉康研究学会期刊》。近期她编辑出版了穆斯塔法·萨福安的《精神分析四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