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曹操是否想做皇帝没意义，改朝换代的剧本早就写好了
历史迷尤其是三国迷总是能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一大热门问题，曹操到底是否想做皇帝？一派传统观点站蜀汉正统认为汉贼不两立，曹贼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另一派则反其道而行，指出其实曹操最想做汉臣，刘备做的事和曹操并无二致。
而在复旦大学的徐冲教授看来，讨论这一问题无意义，虽然曹操并未登基称帝，但是他的身份早已不是纯粹“汉臣”，这么说不仅仅因为他的诸多“不臣”待遇，如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设天子旌旗、冕十有二旒、驾六马……更重要的是封建魏国的这一行动就是以“禅让”的王权更替为终极目标。
甚至，早在建安元年(196)曹操做出迎献帝都许的政治决策并付诸行动时，以“ 禅让” 模式完成新旧王权更替的设想或许就已经被模糊酝酿了。
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仅是一种功利化的政治策略，其中还包含了其周围集聚的精英士人关于未来王权更替模式的设想，而这种设想与他们关于新王权起源的正当性理念相对应。
也许你对这种所谓的“禅让”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权臣对于“篡位”的伪装和回护，那么几乎可以断言，你对于魏晋王权特质的认识就太浅薄。其实，历史上不乏对魏晋时期所谓的“禅让”制度不以为然的人。
以十六国时代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为例，他曾经表示：“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在他看来，以直接暴力成就王朝霸业才是“取天下”的正确方式，像曹操、司马懿一样以“禅让”之名行逼宫篡位之实的做法显然不够光明正大。
但是，虽然他与曹魏相去未远，对于“禅让”显然看得不够通透——与其批判古人为“真小人”，不如站在和他们同样的“伪君子”立场，努力理解这一王权更替模式的原理与运作，并借此探寻与之相应的王权特质。
01
“禅让”是一套复杂的仪式和模式
就完整程序而言，作为一种王权更替仪式的“禅让”是非常复杂的。《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记载了首次成功实现的禅让即汉魏禅代的过程：
延康元年（220年）十一月，魏国臣僚开始向魏王曹丕劝进，对此，魏王坚辞不受；
当月十三日，汉献帝发布第一次禅让诏书，派御史大夫奉皇帝玺绶于魏王，尚书令、侍中等群臣劝进，诏书同时公布于天下，魏王坚辞不受；
二十日，汉献帝发布第二次禅让诏书，尚书令、侍中等群臣劝进，魏王再次坚辞不受；
二十五日，汉献帝发布第三次禅让诏书，相国华歆以下九卿劝进，这一次魏王最初仍然坚辞，但相国华歆以下九卿再次劝进后，即初步表示接受；
二十八日，汉献帝发布第四次禅让诏书，尚书令等奏言:“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王公群卿，具条礼仪别奏。”魏王也不再推辞，直接令曰:“可。”
其后就是正式的即位仪式：“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曹魏王朝正式成立。
其实，以上程序的每一个步骤，无论是汉一方的反复劝进和让予，还是魏一方的从拒绝再到接受，都应该经过事先的精心设计和准备。劝进主体不断升级，内容也步步深入，形成了一个关于汉魏交替“正当性”的整体论证方案。
参与者可以说是在“演戏”，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履行“仪式”。仪式的作用主要不是在“外国”观众（匈奴单于、四夷朝者）面前宣示国威，而是通过这个漫长而又不可或缺的过程，让参与者们顺利完成新旧君臣身份及身份感的转换，新王权的正当性所在也由此得到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汉献帝禅让天子之位的曹丕，其身份并非一般的汉廷大臣，而是“魏王”，即“魏国”之王。某种程度来说，禅让仪式的本质，就是“汉国”之主将领有天下的资格与权力让渡给“魏国”之主。这是以一种模拟的“封建制”秩序为依托而实现的王权更替。
自汉武帝时代以来，郡县制早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基本支配体制，东汉诸侯王并无实权，异姓大臣更是连封建的合法资格都不具备。因此，在汉魏交替过程中被事先大肆张扬的“封建制”，其实是为了完成新旧王权交替而刻意设置的意识形态装置，而这一装置从曹丕的父亲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开始就初露端倪。
02
“不臣而君”与“自臣而君”
简单来说，“禅让”模式与“逐鹿”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定位新旧王权之间的关系。新王权的创业者，身份本为旧王权治下的臣子，“旧臣”与“新君”这样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如何在王权交替之际实现顺利转换？
对这一问题的焦虑与应答，不仅是新王权成立后才刻意而为的历史书写，而是在新王权的起源过程中即如影随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换句话说，新王权正当性的获得与其采取的王权更替模式之间呈现一种相反相成的互动关系。
汉高祖刘邦和东汉光武帝刘秀都是“逐鹿”模式的代表。二者本为前代王朝之臣子，却又都是通过暴力路径来推翻前朝而建立新王朝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否定旧王权的正当性和自己曾经具有的“臣”之身份，来实现自身暴力行为的合法化，最终籍由群雄逐鹿后的军事暴力成就将身份转换为“君”，新王权由此成立。这一路径可称之为“不臣而君”。
而在魏晋王权所采取的“禅让”模式下，新王权的创业者本为前代王朝之末代权臣，当然终究还是离不开军事暴力成就的保证，但与此同时，王权更替的路径却不是对于旧王权的暴力反抗与颠覆，而是通过前代皇帝将帝位让予新朝君主来实现的。
在这一过程中，新王权的创业之主对于自己的“旧臣”身份并未给予直接否定。相反，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将这一身份发扬光大，竭心尽力来平定前代王朝之末世乱局，由此成为旧王权之“功臣”，实现“臣”之身份的最大化，君臣身份的转换契机就此开启。随后，这位“功臣”会凭借其功绩得到封号和礼遇，其身份一步步实现“去臣化”。最后，他会接受前朝天子的禅让，正式即位，建立新朝。
总之，在“禅让”的王权更替模式下，新王权的创业之主必须经历一个“自臣而君”的身份转换过程，这与两汉王朝的“不臣而君”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不臣而君”相比，“自臣而君”模式事实上对君与臣两个方面的政治伦理都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臣”对于旧王权的正当性和相应的臣子身份不再能够简单的直接否定，而是需要在“功臣”的角色扮演中寻觅新王权起源的契机；而对于这样的功臣，“君”也不能够继续垄断对天下的领有权，需要以无私让渡的方式来给予酬劳。“禅让”是王权更替的仪式，贯彻其中的则是君臣之间对于新君臣关系的默契理解。
此外，在“禅让”模式下，新王权创业者的暴力对象从旧王权本身变成了其下的末世群雄。只有成功驱除这些参与逐鹿的末世群雄，才能成为旧王权的“功臣”，最终获得新君的身份。思路的转换充分体现了“禅让”模式与“逐鹿”模式的区别所在。
03
魏晋王权起源的历史书写
在以“禅让”模式完成王权更替后，魏晋统治精英仍然继续通过对王权起源的历史书写来张扬自身的正当性。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两种与“禅让”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特征相关的历史书写装置：“开国群雄传”与“禅让后起元”。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三国志·魏书》中一组较少为人关注的结构。在“本纪”与“诸臣传”之间，作者陈寿以三卷篇幅为董卓、袁术、袁绍、吕布、陶谦、公孙瓒等东汉末群雄立传。
对此，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感到非常不解：像董卓、袁绍这些汉末群雄，与曹魏王朝创业之主曹操之间并不存在君臣关系，为何一定要以“列传”的形式置于“魏册”之中呢？在王权起源的历史书写中涉及群雄事迹当然不可避免，但刘知几并不认可这种为群雄立传的做法。
然而事实上，类似结构不仅见于《三国志·魏书》，在《三国志·吴书》中也相当醒目。在“诸吴主传”与“诸吴臣传”之间，作者安排了孙吴政权创业江东时主要对手的列传。而在曹魏与孙吴两朝所修的“国史”中，这种为汉末群雄列传的做法更是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在纪传体王朝史中为前朝末世群雄立传并非陈寿的个人创意，而是魏晋时期统治精英所共享的意识形态反映。
结合上文对“禅让”模式下王权起源特质的解读，我们可以说这一结构在王权起源的历史书写中承担了独特功能。通过对新王权创业者的暴力对象，即前朝末世群雄的阐述，可以突出创业者相对于旧王权的“功臣”身份，以正当化“自臣而君”的身份转换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前代王朝的末世群雄对于新王权的成立不可或缺。我们可以将这一结构称之为“开国群雄传”。
在凸显新王权创业之主相对于旧王权的“功臣”身份方面，除上述“开国群雄传”外，魏晋王朝国史书写的“起元”方式在当时也极受重视。所谓“起元”，是指在国史书写中从何时开始使用新王权的“元年”纪年。在国史书写中何时开始“起元”，意味着新王权“君”的身份正式成立的转换节点。
西晋王朝在讨论国史书写应该何时“起元”时，出现了“用正始开元”“宜嘉平起年”和“从泰始为断”三种意见。所谓“用正始开元”，是指在西晋国史中自正始元年（240年）司马懿就任辅政之职后，就废弃曹魏王朝年号纪年，而改用“晋元年”之类的晋之纪年；“宜嘉平起年”则是将国史行用晋之纪年的时间点推迟到了嘉平元年（249年），此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开始了司马氏的王权崛起之路；而所谓“从泰始为断”则是要在司马炎受魏禅、晋王朝正式成立之后，国史书写才开始以晋之年号“泰始”纪年。虽然出现了一定争议，但西晋国史书写“起元”的主流意见和实践结果都是“从泰始为断”。
“从泰始为断”意味着魏、晋禅让正式完成之后的泰始元年被设定为西晋王朝的“君之始年”，那么，此前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所谓“三祖”的身份，也必定不是“君”，而仍然是“臣”。西晋“三祖”为曹魏之臣，这固然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他们与曹操一样，实际上没有即位称帝。
但是在西晋成立后，尽管人们可以对纪年方式加以改动，却仍然在国史本纪的书写中坚持采用曹魏年号纪年，这意味着对于新王权的君臣而言，作为创业之主的三祖需要呈现为曹魏王朝之“功臣”的形象。换句话说，旧王权之“功臣”是新王权获得正当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特殊的历史书写方式可称为“禅让后起元”。
不管是“开国群雄传”还是“禅让后起元”，魏晋王朝对国史的书写方式都受到了“禅让”模式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前朝末世的群雄并不是本朝的臣子，尽管新王朝可以在史书中自行将本朝的起始时间提前，但是出于强化新王权合法性的考虑，他们还是选择了如今被我们所看到的书写方式，将新王权创业者塑造成前朝“功臣”的形象。
总之，魏晋时期所实行的禅让制度并不只是新王权对“篡位”的一种伪装，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统治阶级对于君臣关系与新旧王权关系的反思与调整。
这种王权更替模式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使魏晋王权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质，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魏晋王权历史特质的分析启示我们，史学家对历史的书写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要学会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抽丝剥茧，读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真正推开了历史的大门。
罗新教授曾指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应当“把所有的文字都看做一种史学写作，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为某种'客观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