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能够征服疾病吗？医生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从古人如何认识疾病说起
人类能够征服疾病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古人如何认识疾病说起。
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教授在“博雅大学堂”云课程中，回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漫长历程，得出结论：依靠科学，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依靠人类的团结友爱，我们才能够从容地面对各种疾病的挑战。
『“疾”“病”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对于疾病认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比如甲骨文里就有类似的文字记载。
甲骨文中的“疾”字，从字形上看，是一个人中了箭的样子。所以一般认为，“疾”描述的是一种外伤。后来，这个字的含义又有了引申，因为中箭是一个比较迅速的过程，所以引申出 “快”的意思。一个人受伤以后，较快就痊愈了，称之为“疾”。
而比较严重的就称为“病”。“病”，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疾加也”。甲骨文的“病”字，描述的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出汗，可能是在发热。发热是早期人们对疾病认识的一个最主要的症状。所以，在古人看来，如果一个人在发热、在出汗，那就意味着他生病了。
甲骨文里还有对个别具体病症的记载，比如“龋”字，这个字里有一个“虫”，表示有了蛀牙。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个别疾病和一般的疾病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古代埃及，也有对于疾病的认识。在古埃及的一本医学纸草文书上，记载有一些具体的疾病描述，有的人受了损伤，骨折或者错位了，也有的人呼吸急促，并且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处置方法。
总之，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古埃及或是在古巴比伦的泥板上，都有类似的对于疾病的记载。
『古代人是怎么认识疾病的』
古代人对于疾病的认识，呈现出几种不同的方式。
一种是我们称之为本体论的疾病观。本体论认为，有一种东西发生作用使人生病，或者对人的疾病产生影响。古人普遍觉得，人之所以生病，是由于某种东西在作祟，比如恶魔、祖先的灵魂、上帝的愤怒等等，是一种人不能控制的外在力量在发生作用。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人做了不好的事，触怒了上苍或得罪了祖先。
那么，古人是怎么应对这些情况的？有的用祈祷的方法，有的用驱魔的方式。无论是中国还是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在古代社会都有类似的做法。
古埃及有一个神叫作霍鲁斯，据说他的眼睛有驱魔作用，所以古埃及人把他奉为医神。古希腊的神灵大多是人格化的神，比如医神阿斯克勒比俄斯的妻子能够抚慰人们心灵的痛苦，他的一个女儿是保障人们健康卫生的神，另一个女儿是掌管药物的神。古埃及的医神、古希腊的医神都有去病消灾的能力，人们有了疾病，都会去神庙里祈祷，希望通过神力来对抗恶魔、驱走恶魔。神庙一般修建在空气清新、风景优美的地方，有的地方还有温泉，这样有助于那些来祈祷的人尽快康复。有些人还会在神庙里过夜，晚上有祭司为他们祈祷，也给他们一些药物治疗。
渐渐地，另一种被称为生理学的疾病观诞生了。这种观点认为，人之所以生病，并不是某种外来的神力影响，而是人们身体内部的功能发生了紊乱。
人体的功能怎样才能保持正常？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解释。
印度医学认为，有3种主要的物质力量主宰着人的身体功能：第一种叫Pitta，具有火的性质；第二种叫Vata，就是气；第三种是黏液性的东西，叫作Kapha。这三者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就是人体的基本构成。三者保持平衡，人的身体就是健康的；三者失衡，就会导致疾病。这是印度所谓的“三原质学说”，它是解释人体疾病和健康的基础理论。
古希腊医学有“四体液学说”，也称为体液病理学说。四种体液分别为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体液被认为是人体的基本物质组成，它们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分布在人体内。如果某一种体液过多、缺乏或者变质、腐败，都会引起相应的疾病。
中国则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五行学说”。无论是印度的“三原质学说”、古希腊“四体液学说”，还是中国的“五行学说”，它们都为医生提供了一个解释模型，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帮助医生解释疾病的成因，由此利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当然，这种解释模型非常宽泛。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
在今天看来，一些古代的医学思想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比如，主张“四体液学说”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身体所出现的所有症状都是对于疾病的一种回应，而医生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病人恢复他本身的自然治愈力。希波克拉底提出来的这个医学原则是非常睿智的，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认为医生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病人恢复自然治愈力。
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的功能是帮助，而不是主导。比如，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家最期盼的是疫苗。疫苗是什么？疫苗实际上就是一种帮助病人恢复自然治愈力的物质，将疫苗注射到人体内，就是帮助人体产生更多对抗病毒的抗体。如果没有疫苗的帮助，人体的自然治愈力激发不出来。
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医学观念。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实际上讲的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体免疫力。中国古代讲“正气”，希波克拉底讲“自然治愈力”，两者异曲同工。
希波克拉底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不伤害原则，就是在医生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也不要给病人带来伤害。治疗过程中造成对病人的伤害，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为了某些不恰当的目的、错误地使用药物等等，这些都是不应该的。
希波克拉底的第三个重要的医学思想，就是注重疾病的发展趋向和结局。他把疾病的进程分成几个阶段，他认为，一个重要的时间段是7天。这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即古代医生观察到大多数疾病从未成熟期到成熟期的过程差不多是7天时间，这个过程被称为“消化”。“消化”以后，病情可能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是经过危机期，疾病好转或恶化；另一种可能会变成慢性病的状态。
希波克拉底的思想，后来由罗马时期的医生盖伦进一步完善。盖伦提出了一种体质病理学说。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学说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患某种疾病，而体质病理学说则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人更容易得某种疾病。前者是讨论一般性的问题，后者讨论了特殊性的问题，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对很多疾病做出解释，病人听后也觉得有道理。所以，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学说和盖伦后来发展的体质病理学说，在西方的医学史上占据了2000多年的统治地位。
『两种观点相辅相成』
18世纪，随着病理解剖学的兴起，证实了患者生前表现出来的病症与身体内某个器官的病变是有关联的。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身体内部的病变是从器官细化到组织、细胞。于是，疾病就不是希波克拉底讲的由于体液平衡紊乱而造成的，而是身体里的某个部位发生了病变，比如肝脏出现脓肿、肾脏出现肿瘤、心脏瓣膜有缺陷、肺有空洞等等，是由于器官本身的病变而引发的。于是，体液病理学说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本体论的疾病观念重又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疾病是由于某种物质的东西在发生作用。
另一种本体论的疾病观是细菌致病学说，即现在的病原微生物理论。病原微生物学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等建立起来的。他们观察到，很多疾病可能是来自外部的、肉眼看不见的某一种微小生物所致。巴斯德证明了细菌和感染传染病之间的关系。科赫发明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显微摄影方法，改进了培养基，使得细菌的培养、菌落的增长更容易观察。科赫还提出了判断某种细菌是不是某种致病微生物的规则，即科赫氏法则，现在基本上还在使用。
由于巴斯德和科赫等人的贡献，很多致病微生物陆续被发现。如鼠疫、霍乱、伤寒、破伤风、炭疽等一系列疾病，在当时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引起大量死亡。而随着病原微生物学的建立，这些疾病的致病微生物逐渐被我们所认识，也使这些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病原微生物学发展的同时，病理学深入细胞层面。德国医学家魏尔啸认为，细胞的病变是疾病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人们陆续了解到疾病与基因的缺失或突变有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基因疾病的问题。
简略回顾人类对于疾病认识的两种观点，一种是本体论的观点，一种是生理学的观点。本体论的观点认为，疾病是某种物质性的存在，或者某种物质作用于身体的变化，这种疾病的变化在身体、器官、组织、细胞或基因中都能够找到证据。生理学的观点则认为，疾病是由身体平衡的紊乱而导致，也可以认为是人体内分泌、神经免疫功能的紊乱所造成的。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对抗的，而是互补的。可能某一种解释适合于某一类疾病，另外一种解释适合于另外一类疾病。
『人类是否能够战胜疾病』
人们已经发现，很多疾病具有自限性和自愈性。例如，普通的感冒，不用吃任何药，通过休息和调整，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自愈。
当然，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若要得到满意的治疗：
第一，需要准确的诊断。西方早期的体液病理学说，主张通过尿液来诊断，当时医生的招牌就是在诊所门口挂个尿瓶，医生能够辨识尿的各种成分、颜色、气味等，由此来诊断疾病。今天，医生的诊断有了更多科学检测的依据。
第二，可以用隔离检疫的方法来预防疾病。
第三，采用化学疗法。化学疗法就是利用能治疗疾病、但不导致病人死亡的化学物质来治疗某种疾病。16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药，金、银、铜、铁、锑等都曾入药，但这些药物在安全性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直到20世纪以后，德国医学家多马克在红色的偶氮染料中发现了百浪多息，研制成人类第一种合成抑菌药物——磺胺药，从而开创了化学疗法的新时代。
第四，使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应用，能更有效地治疗病原微生物疾病，对于传染病的控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五，研发疫苗。在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疫苗是牛痘疫苗。人痘接种的最早记载是在中国，于18世纪传到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认识到它的价值，推荐给了英国王室，后经英国皇家学会的实验，获得了成功，人痘接种在英国王室得到推广。18世纪末期，英国外科医生詹纳发现牛痘疫苗更为安全，所以开始推行牛痘接种。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牛痘接种在全球推广，成为根除天花的有效措施。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通过牛痘接种根除了天花，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通过人类自身努力得以根除的疾病。
此后，人们希望仿效天花的根除，通过不断开发疫苗来逐渐根除疾病。目前，最可能根除的疾病是脊髓灰质炎。我国推行脊髓灰质炎糖丸的普遍服用，使脊髓灰质炎已经得到了基本控制。
今天，虽然人类社会主要的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遗憾的是，又有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发传染病的危害更加突出，如艾滋病、埃博拉、SARS等。新发传染病可能与现代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过度开发资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都是产生新发传染病的重要因素。
通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染病。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言：“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疾病并不是配角，而是历史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
毫无疑问，人类与疾病之间的较量将是长期的，我们不得不接受与疾病长期共存的现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许多传染病的流行。所以，依靠科学，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依靠人类的团结友爱，我们才能从容地面对各种疾病的挑战，来不断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