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荔文苑】牒庚文：我和母亲的二十年

我和母亲的二十年

文/牒庚文

1999年3月24日零晨，我出生在古老的渭北平原上一个平凡的农民家庭，我太爷叫陈保民，在民国时期做保长；我曾爷叫陈继明，早年从军后转业做教师，他们都是本地人人敬重的乡绅，但是到我父亲手里早已败落，从人人敬之到人人避而远之，我恰巧就在这时出生，那天晚上家里只有我母亲和我姐姐两个人，我母亲肚子疼就差我姐姐去找医生，结果医生还没到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界。“那是我这辈子最紧张的一个晚上”我姐姐曾这么对我说，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在初春的寒夜里东奔西跑，已经忘记了害怕。在我出生之前，所有人都指着我母亲肚子说这是个女孩，但是上天给了一个天大的惊喜，以至于我父亲连夜去我爷爷坟前烧纸——我爷爷是个忠厚普通的老农民，他的毕生梦想就是有一个孙子，但是他没能活着看见我。我母亲看着我满心期盼父亲能改邪归正，但是那一刻她并不知道这仅是她自己的想像；我父亲已经被喜悦占据了脑神经，那一刻他也并不知道令他开心到半夜去烧纸的男婴十五年后会拿皮带抽得他浑身开花。那年，我0岁，母亲36岁。

我母亲早年一直在城里上学，是十年浩劫之后少有的知识分子，后来高中毕业以后回乡被我外公安排嫁给他老师的孙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从一个穿着布拉吉的高中女青年变身成一个拿着锄头的农村劳动妇女的，但是那个时候，她的确是艰难地一边带我和姐姐，一边侍弄十亩地。我睡过村里很多炕头，我母亲特别忙的时候就让村里的老太太看着我，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把我带到地里，她锄一段就把襁褓里的我向前挪一段。后来稍大一些了她就把我放在床上，旁边用布包些吃的，我醒来看不见母亲就大哭一阵，哭完把吃的吃光接着再睡。那年，我3岁，母亲39岁。

幼儿园的时候，我经常尿床，晚上尿一次我母亲就把我挪一次，一晚上要挪四次；我得过一次大病，拉肚子怎么治也治不好，我母亲抱着我奔波在渭南的大小医院，屎疥子从医院挂到借住的五爷家里，最后终于不知道从哪来个老中医把我给治好了，后来我如果见了五爷不打招呼，他就给我说“当年你屎疥子挂了我一院子现在知不道我了？”我母亲这个人很倔强，当年她抱着治不好病誓不回家的信念，那种倔强的信念加倍地遗传在我身上，让我现在怀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那年，我5岁，母亲41岁。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养了许多坏毛病，那时候家里特别特别穷，我母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但是我又被商店里的小零食吸引得不能自已，于是我便学会了偷。被我妈发现后家里就不得换一个笤帚把了。虽然我那时好偷，但是我学习特别好，我母亲对我特别严厉，我上二年级哪学过两位数乘两位数，但是她一口咬定我必须会，直到我算到零晨一点才让我睡觉。每逢寒暑假别人都在外面玩，只有我被圈在家里做暑假作业，所有的题她都会一一辅导，哪像我现在的学生，学习五分钟玩耍两小时，一天三个单词都背不过，家长还说孩子太辛苦了要放松放松。现在想来其实我特别感激我母亲，要不是她那么耐心的不厌其烦地辅导，说不定我现在和我们村的其他同龄人一样在外边给人下苦。那年，我10岁，母亲46岁。

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其实已经不太管我的学习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读书，我经常偷着攒下生活费买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高中毕业，我一边咽着辣条夹馍一边看着一本厚厚的《史记》，从以前听母亲讲故事的人变成了给母亲讲故事的人。那时候我年少轻狂，想学表演，做着上艺校当演员的迷梦，后来被“高昂的学费”这一盆冷水泼得我脑袋发懵，我母亲撩起头发对我讲:“没事，你能考得上我就能供得起。”后来我面对天文数字一样的学费还是望而却步了。那年，我14岁，母亲50岁。

随着我上高中，母亲的容颜渐渐老去，一头青丝渐变成了银线，不得不定期去染一染。那时候我想学画画，母亲在一片反对声中拿出五亩麦子的收成送我去西安学画画；并托人让我拜了冯继强先生做师父。她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来满足我的梦想，除了一句“你要争气”以外没有多余的嘱咐。高考结束以后我下决心要和朋友去南方打工，她劝说不过，我比她当年抱着我看不好病誓不回家还要倔，借了二百块钱路费匆匆上路。在南下的火车上我写了一段话，我把自己自喻为孙少平和毛泽东。手里端着一碗咸泡面，脑子里回荡着“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那年，我18岁，母亲54岁。

自从上大学开始，我和母亲见面的机会就少很多了。这时我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我曾经的梦想，我成了一个演员，虽然是小演员。我挣了很多钱，一个指纹又一个指纹刷到手机，一箱又一箱衣服从各个网店汇聚到我的行李箱，直到塞得拉链都拉不上。我给母亲买了最新款的手机，买了不菲的烤箱和豆浆机，希望她生活得更好。从前家里很穷，她勤检的习惯到现在都没法改变，我只能不停地或独自或和别人合伙来骗她。她每次染头发都用最便宜的油，于是我和老板达成协议，每次都给她用最好的油，每次她染完头发我便偷着把钱补齐；我给她买衣服买牙刷牙牙膏，买一切东西都不能告诉她真实价格，让她觉得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她才能乐呵地接受。这年，我19岁，母亲55岁。

再过4个月我就21岁了，在21岁到来之前我替母亲找回了面子，替她争回了一口气。本来我今年没想过回村里，但是我在外面混得再好村里也没人知道，于是我回村开补课班当老师，其实我有更好的选择，回到村里仅仅就是为了把过去因为我父亲丢掉的东西找回来。从前我太爷和曾爷在乡里人人敬之，时隔多年我又把别人的这份尊敬又找回来了，然而并不是以陈继明的曾孙的身份，而是以牒红莉女士的儿子牒庚文的身份。

我记得余光中先生有一首诗，名字叫《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

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

我说也没用

但这两次哭声的中间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30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很荣幸，我不会有第二次忘情的哭声，尽管我是唯物主义的坚定追随者。我和母亲一起跨过二十年的苦难，终于走在了辉煌的结彩的大道上，祝愿未来的我们永远安康喜乐。

今年，我20岁，母亲56岁。

作者简介:牒庚文，笔名星期三，1999年生人，现就读于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擅长乡土文学，主攻微小说，曾获第八届全国中小学作文大赛中学组二等奖、龙少年文学奖三等奖。

代表作品有《虎娃》、《我不是农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