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村鉴三的“大不敬” / /基甸
首先是几名凶暴的学生向我投掷石头，后来连教授们也加入。
文/基甸
我曾经在一位住日本朋友的朋友圈上，看到“石之教堂”的照片。这个位于长野县的教堂是用石头建造的“有机建筑”：屋顶有大量玻璃让阳光透射进来，堂中有溪水潺潺流过，使人文与自然浑然融合。此教堂又被称为“内村鉴三纪念堂”。内村鉴三（Uchimura Kanzo，1861-1930）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基督徒人文思想家与教育家。他最著名的事迹是1891年的“大不敬事件”。
绝不行敬礼
19世纪下半叶，军国主义在日本兴起，全面欧化的呼声衰落，当时日本人普遍接受和推崇的，是以天皇为终极敬崇对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1891年1月9日，在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前身）举行了《教育敕语》的奉读仪式——《敕语》就是天皇的“最高指示”，内容是鼓吹日本“国体之精华”，教导学生忠君爱国、遵纪守法、健身强体，等等。
《敕语》在当时是被日本人供起来敬奉的，所以在“一高”的奉读之前，师生都要向它敬礼，借此表示对天皇的祭拜。但基督徒教授内村鉴三声称基督徒只敬拜上帝，不能拜受造之物，所以当众拒绝向《敕语》行礼。这几乎是圣经里但以理的3个朋友的故事（参《但以理书》第3章）在日本近代历史中的翻版。
内村后来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我是第3个必须上台行敬礼的，所以几乎没有思想斗争的时间，只是因着基督徒的良心，踏上这条无可非议的路。在列席的60名教授以及一千多学生的注视下，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行敬礼。在那个可怕的瞬间，我不知道自己的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首先是几名凶暴的学生向我投掷石头，后来连教授们也加入。他们说我对国家元首非礼，玷污了学校的神圣，像我那样的恶棍、卖国贼如果继续待在学校里，就会把整个学校的风气带坏。”
求学与信仰
内村鉴三是日本明治及大正时代的作家和基督教宣教士，被誉为“东方的先知”。他出生于江户的一个武士家庭，从小接受武士精神的训练。他自幼显示优秀的语文能力，英语学得非常好，愿意不局限于日本文化的束缚，多向西方学习。1877年，内村进入札幌农学校（北海道大学前身）学习。这是一间由一位美国人克拉克（WilliamSmith Clark）创建，以英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
克拉克是一名基督教宣教士，他办学校就是为了以基督信仰的精神影响日本学生，同时也向他们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学校中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日本近代的文化名人，尽管很少人成为委身基督的信徒。克拉克要求所有学生都签署《信奉耶稣的公约》，许诺认真学习圣经，并尽最大的努力把基督信仰履行在生活中。
内村在一年级时就受到感动签了公约。1878年，他16岁，接受了基督教卫理宗的洗礼。
1884年内村带着追求真理的心到美国留学。他在美国初期结识的两个好友是一对贵格会的基督徒夫妇，他因此受到贵格会教义的影响而认同基督教和平主义。1985年，内村就读于克拉克的母校安默斯特（Amherst）学院。他读书刻苦，成绩优异，校长鼓励他进入哈特福德（Hartford）神学院就读。但一个学期后，他就因对神学院教育的失望而辍学。
1888年，内村回到日本，在大学担任教职。1900年创办《圣经研究》杂志，提倡基于基督福音批判社会、践行基督教信念，却不依赖任何机构或神职人员的“无教会主义”。
由于内村不满建制教会的一些做法，他和一帮朋友在札幌建立了一间超宗派、没有牧师的独立教会。由于他的宗教信仰不符合教育当局的理念，他又转向成为《万朝报》的专栏作家。他还曾经抗议日本政府对第一次工业污染案件“足尾矿毒事件”的处理。
一切为上帝
“我是为日本，日本为世界，世界为基督，一切为上帝”
由于内村对军国主义的深刻批判，他被同时代的日本人视为“日奸”、卖国贼 ，甚至被迫从报社辞职。
在甲午战争刚爆发时，内村曾天真地认为，那是走向文明的日本对野蛮满清的“正义之战”。但当他看清日军在战场的残酷暴行和日本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以后，他开始主张基于基督教和平主义的反战立场：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甚至在巨大的舆论和生活压力下，仍然不改初衷，坚持反战的和平主义理念。
1930年，内村鉴三在日本人的“全民谴责”中孤苦地走完了一生。但历史最终还了他一个公道。
今天，内村被视为日本近代重要的思想家；在日本，他的肖像被印在邮票上以为纪念，“石之教堂”成为他的纪念堂；他的和平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日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是日本人抵制极右翼势力的精神资源。而这一切跟基督信仰对内村的生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内村曾说过一句名言：“我是为日本，日本为世界，世界为基督，一切为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