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文化城堡乌有乡

怀旧、乡愁等本是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意象，却被当下学人赋予“后现代”的意义。这不禁使我想起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件往事：那是我刚刚主持中文系工作不久，接待多伦多大学来访教授，请他为研究生作一次学术演讲。他当时演讲的主题是什么我已经淡忘，只是最后的答问留下印象至深。我问他诺思罗普·弗莱为什么在加拿大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试图了解一下同一族群对于自己的这位大学者的看法。没想到教授先生居然不假思索的、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回答说：“这理由很简单，加拿大快成了美国的殖民地了！”可谓语出惊人，不禁引起全场惊诧，我也疑惑不解。他接着解释说：“我们的孩子每天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美国的新闻和影视片。美国总统几点接待外宾、几点遛狗，他们都很清楚；但是，你问孩子们加拿大的文化是什么，他们居然一无所知。……于是，加拿大的知识精英们不得不筑起一座座'城堡’，用以防御美国文化的入侵。”——原来如此，他把弗莱的“原型”理论喻为加拿大防御文化殖民的“城堡”了。尽管当时我出于礼貌也为他的幽默击掌，但是总觉得味道不对，事后越想越觉得这个比喻多有不妥：且不说其中包含着教授先生对于弗莱的多少误读，也不说它所赋予弗莱的这座“城堡”是否存在和有效，单就其将原型理论的价值归结为“文化防御”这一点而言，我就很不赞成。

毫无疑问，弗莱在加拿大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走红并非偶然，文化殖民确是它的重要背景之一。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弱势文化究竟应以怎样的心态和姿态予以面对。建造“文化城堡”以严防“夷寇外侵”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和有效的姿态吗？就历史而言，无论是西方的罗马帝国对于希腊文化，还是中国的汉唐王朝对于西域文化，都没有构筑过什么“城堡”用以防御文化入侵；相反，罗马文化恰恰是“希腊化”和“化希腊”的结果，汉唐盛世恰恰得益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从而使他们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学和艺术等方面获得繁荣和新生。至于弗莱的“城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抵御了美国文化的入侵，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加拿大文化的纯洁性，多伦多大学的这位“爱国教授”恐怕也难说得清，只有天知道！

关于怀旧和乡愁的言论之所以使我联想到这件往事，就在于无论是弗莱的“原型”还是现代的“怀旧”理论，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式”、庄子的“白驹过隙”，甚或当代的“诗意栖居”、中国的“老照片”等，在哲学层面上可以说一脉相通，那就是人类对于时间和记忆的追寻。就像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当他只身一人被海浪抛到荒岛之后，为什么在生存恐惧稍微缓解之后便遭遇更大、更痛苦的失忆恐惧？他担心自己“忘记计算日期，甚至连安息日和工作日都会忘记”，于是就用小刀在木柱上自造了一个“日历”，并为抗拒失忆而开始写日记。从此，每天刻画“日历”和书写日记几近成了鲁滨逊精神生活的唯一，成了他沟通外界和感应上帝的唯一。可见，人类对于时间和记忆，就像自己那鲜活的肉身一样不可须臾分离，概出于人的本能。鲁滨逊说自己写日记并不是为了留给后人看，只是“减轻一点心中的苦闷罢了。”这也是康德将时间和空间作为“感性先验形式”的学理依据：时间和空间将人类的精神世界格式化，从而使记忆赖以存储万象；现实的“苦闷”造就了人类追忆往昔的本能，从而使奔波劳顿的灵魂得以安息……如此而已。教授先生赋予原型理论之“防御”功能，完全是对它的过度阐释，并非弗莱或者其它怀旧理论的根本。

诺贝尔奖获得者史蒂芬·霍金在他的《时间简史》中提出一个近似荒唐的问题：人类为什么希望而且只能记忆过去而不是未来？就像我们看到一个茶杯从桌子上掉下来摔成碎片，我们会在事后记住它原本的样子，而不可能在杯子完好无损的时候“记住”它未来被摔碎的样子，后者只能在倒放录像时才能看到，而宇宙的时间不可能倒流。也就是说，前者的“有序”和“唯一”使事后记忆成为可能，所谓记忆其实是对“美好”和“稀缺”的留存。陆文夫在谈到小说创作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人的回忆就像筛子，将草籽、瘪籽漏下，留下来的颗颗饱满、闪光发亮。就此而言，人类的怀旧并不是要回到过去，事实上也不可能回到过去，更没有人愿意重复刀耕火种、饮血茹毛的生活；所谓回忆和怀旧只能是一种精神寄托，在现实中不过充任了心情的“临时托管所”，和所谓的“文化城堡”扯不到一块。

我们之所以批评“文化城堡”说，就在于这一观念在我们的语境中也颇为流行。例如所谓“失语症”，之所以被翻炒得火热，至今仍有人为此津津乐道，便是当下中国的“文化城堡”论。如果说在闭关自守的年代，我们面对外部世界不知所措和无以言对，那确实是一种“失语”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多年之后，我们已经和世界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面对这样的形势提出所谓失语问题，无疑是企图人为地筑造中国的“文化城堡”。换言之，“失语症”的鼓吹者们在我们真正失语之际失语，而在失语症迅速消解的今天反而制造出“失语”话题。这显然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伪命题，如果高举“反失语”大旗，那将是重新关闭敞开的国门。这种貌似“爱国主义”的“文化安全”论，实际上是将文化交流的“活水”视为“祸水”，终会止息文化的吐故纳新，是当下主张“回到过去”而不是“回忆过去”的文化逆流。

还是鲁迅说得好：“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之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只有彻底摈弃狭隘的心胸，才能远离文化交流的恐惧，以坚定、自信、勇猛之气概，在风浪中而不是在“城堡”中走向成熟。我们现在研究怀旧和乡愁的意义恐怕主要也在这里，而不在于另外再给它戴一顶“后现代”的绿帽子。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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