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能广：城与乡的交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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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乡的交融

（散文）

杨能广

城里富，乡里穷；城里洋,乡里土；城里繁华，乡里闭塞；城里开放，乡里保守；城里人饮食精美，乡里人食物粗粝……以前，城与乡、城里人与乡里人，一直存在壁垒。

古老的唐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那个乡里人进城，带回来的就是怨艾与悲伤。

确实,长期以来，在居住环境、生活方式、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思想观念等很多方面，乡与城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即使是新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城与乡的鸿沟，一直到距今不远的年代还存在。

那时候，只有城里才有高大的楼房、繁华的商场、宽敞的马路、明亮的路灯、热闹的电影院、漂亮的公园，城里人穿的确良，还袜子套凉鞋，很洋气。

乡里呢？道路坑洼不平，晴天是灰，雨天是泥，没有自来水，住房是黢黑黢黑的土砖房，低矮破旧，老鼠成群。厕所脏得吓人，让人望而却步。文化生活根本谈不上，偶尔看场电影就像过节似的。乡里人的服装土得掉渣，脸晒得黝黑，难得上一次城，有时还要受城里人的白眼。

确实，尽管吃的是农村人种的粮食和蔬菜，但那时候城里人总觉得在乡里人面前有优越感，更不大愿意到乡里去。偶尔去探一次亲什么的，也会尽早返回，一句话，生活不习惯。

那时候，乡里人对城里人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不想与城里人打交道，也不太愿或不太敢上城里去。在他们眼中，城里人有点势利，缺少人情味。城里的房子似乎都一个模样，道路东一条西一条，特别不好记，特别容易迷路。城里的东西贵得烫手，甚至上个厕所还得收钱，这让囊中羞涩的乡里人无法接受。尤其可怕的是，城里还出产一种叫“扒手”的坏人，就爱掏乡里人的衣兜。

政府认为，好好在家种田是乡里人的本分，对那些不安心农村生活不事农耕而擅自离乡的，政府会给一顶帽子——“外流分子”，而对胆敢从事小买卖的，更有一个罪名——“投机倒把”。当然，对不踏实工作、只讲穿着打扮的城里人，社会也有一个蔑称——“水佬倌”。

反正，那时候城就是城，乡就是乡，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特别是乡里人想成为城里人，那比登天还难。

十年动乱结束，高考得到恢复，出身不再是阶层的分野和终极决定因素。虽然城里人依然是城里人，但乡里人已不满足于永远当乡里人。乡里的年轻一代只要把书读好，就可以实现人生的逆袭。他们三更灯火五更鸡，努力考进城里的大学，将“农村粮”簿子换成“商品粮”本本，顺理成章的在城里上班，成了“新市民”。后来，中央召开了一场载入史册、扭转乾坤的会议。寒冬中的短短五天，却孕育了整个中国的春天。从那时起，改革的春风吹醒了勃发的春天，政策活了，乡里人的心思也活了。薄薄的一点责任田，养不活一家老小，靠鸡屁股下蛋到银行换点油盐钱，毕竟是捉襟见肘，乡里人再也不想延续祖祖辈辈的贫困生活。政策活了，城里的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新工厂如遍地繁花，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这一切，都提供了很多挣钱的机会。于是，乡里人大量涌进城里，嬗变为农民工，用汗水换来了城市新貌,用奋斗定义着自己的未来。

最初，尽管一年到头待在城里的时间比待在乡里的时间多很多，但乡里人对城市而言，只是匆匆过客。他们无法深度融入城市，朋友圈很受局限。闲暇时光，他们斜靠在公园的长椅上，张望着在他们手中生长起来的高楼，在城里安家、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的梦想，也在心里生长着。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十八洞村之行，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八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摆脱了千年贫困，从而使深度融入城里，成为货真价实的城里人有了现实的可能。从此，城里的一栋栋摩天大楼，既住着纯粹的城里人，也住着洗脚上岸的乡里人。

山还是那座山，却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如同“一步跨千年”，从基本温饱到吃穿不愁，从不蔽风雨到住有安居，从缺医少学到全面保障，从产业匮乏到百业竞兴，农村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乡里处处展露着盛世美颜，有了水泥路，有了宽带，有了路灯，有了自来水，有了小洋楼，甚至有了工厂，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已经与城里无限接近。乡里人吃腻了大鱼大肉，也跳起了广场舞，已经越来越像城里人。

曾经，拥堵的交通、被污染的空气、不放心的食品，让城里人越来越想逃离从小生长的地方，体验“行于陌而随于心”的惬意的乡村生活。现如今，生态文明东风劲吹，城市绿化美化加强，宜居环境改善，已触目有绿地，处处闻花香，已经越来越有了乡村风光。

时代大潮冲击，乡里人早已挺直了腰杆，也让城里人平视了他们。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未来的城与乡，将更加充分交融。只要撸起袖子干、挥洒汗水拼，未来的城里人与乡里人，生活都会更加出彩。

（作者系邵东市火厂坪镇人，现任新邵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新邵县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