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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简明香港史》
主编:刘蜀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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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权威的香港史中文著作,香港多次重印再版
从1841年开埠到十九世纪末,历经近六十年的发展,香港基本确立了其作为对华贸易中心港的地位,成为远东地区著名的转口贸易港。进入二十世纪,香港的对外贸易形态仍以转口贸易为主,并有较大程度的发展。从二十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香港转口贸易发展的黄金期。
二十世纪初香港成为著名的转口贸易港
从香港自身来看:首先,经过近六十年的建设,香港包括道路交通、港口码头和货仓在内的基础设施日臻齐备,并且这一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香港与广大华南地区平添了一条方便快捷的陆路大通道,极大促进了陆路运输。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贸易的扩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
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第二,与贸易有关的金融、保险、运输、通讯、仓储、船舶维修等服务性行业成长迅速,为香港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以金融业为例,进入二十世纪,传统的外资银行继续在港开设分行,经营范围也从传统的押汇业务向注重本地投资和存放贷业务扩展,同时华人资本开始涉足银行业。据统计,到二战前夕,在香港开业经营的中外银行已达三十余家。第三,大量内陆和海外人才及资金流入香港。在二十世纪初,内陆军阀混战,造成社会动荡。为躲避战乱,大批内陆人才携资金进入香港;与此同时,一批早年出洋的华侨此时也从澳洲、北美和南洋等地回港经营。他们的到来,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从外部环境看,进入二十世纪后,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一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德、日等迅速崛起,各国生产力水平与十九世纪相比有了进一步的飞跃,生产能力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过剩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各种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因此,进入二十世纪,各国对海外市场的争夺进一步加剧。远东特别是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更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焦点,这无形中刺激了贸易的发展。从中国国内看,进入二十世纪,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历经六十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已大为削弱, 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无论从数量还是实力看也都有所提高。因此,体现在对外贸易上,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无论是规模上和进出口商品的种类上,与十九世纪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基地,自然受惠良多。1900—1941年香港沦陷前香港转口贸易的发展历程,按时间划分,大致可分三个阶段:这一时期香港的转口贸易发展平稳,除了一战期间受战争影响,贸易额降幅较大外,其他大部分时间基本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到1924年,香港的转口贸易达到了一个高潮,进出口船只的总吨位数为56,731,077吨,与1901年的19,325,384吨相比,增长近两倍。从进出香港的船只和吨位数上看,二十世纪的前十年,进出口船只增长平稳,1905年增幅较大,除了1906年香港由于遭受台风的破坏和1908年美洲经济的不景气略有下滑外,其余时间基本保持递增。这一时期香港的进出口商品中,棉织品、糖、丝、面粉的贸易增长最为突出。到1909年,香港的“输进营业极巨,出口贸易均佳,丝尤畅销,糖业愈盛,船务亦有起色”。从1911年到1924年省港大罢工前,香港的转口贸易增长较快,从一战结束后到省港大罢工前这段时间增幅尤为明显。在一战以前的几年,香港的贸易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增势,反映在外贸进出口船只资料上。到1913年,进出香港的外贸船只的总吨位数达到了创记录的25,821,652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香港的贸易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一战进行的四年间,香港的外贸进出口船只数量持续下滑,1918年沦为谷底,总吨位数只有16,955,332吨。与1913年相比,下降了三成多。一战结束后,香港商人利用战后欧洲各国经济疲软,无暇东顾,和战后各国经济恢复期对生产资料和日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以及内陆民族工商业在一战期间的崛起等诸多利好条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香港的对外贸易强力反弹,贸易额急剧上升。从1921年起,香港的外贸进出口船只数量增长极为迅速,到1924年总吨位达到38,770,499吨,比战前最高的1913年增加50%以上。
进入二十世纪,香港继续保持对华贸易重要的中转港的地位,对华贸易额持续上升。但是,与十九世纪相比,其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30%左右一落而为16%左右。与十九世纪最高时所占56%相比,降幅很大。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由于美、日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崛起,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开始下降,作为中英贸易的重要中转基地,香港的地位随之下降。第二,中国众多通商口岸对外直接贸易的扩大,也影响了香港的地位。第三,从香港自身来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贸易发展的日趋成熟,香港商人开始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具体表现为这一时期香港对美、日与东南亚地区的中转贸易日益增加,香港转口贸易开始表现出更强的国际化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华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尽管香港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在香港转口贸易的重要性的降低。在香港的对外贸易中,对华贸易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对内陆依然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一点在省港大罢工中表现尤为明显。由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这一时期香港的转口贸易先后遭受省港大罢工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起伏很大。1925—1926年为支持上海市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粤港两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在罢工工人采取的罢工和封锁香港、抵制英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的打击下,香港的经济遭受重挫,贸易一落千丈,进出港船只锐减。1926年,全年进出香港的外贸运输船只仅为30,231艘,28,371,104吨,与罢工前的1924年相比,分别下降了47.6%和26.8%。据中国海关的统计资料,1926年,香港对华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2.18亿海关两,与1924年的4.18亿海关两相比,减少近50%。省港大罢工后,香港贸易恢复很快,到1929年,进出口香港的外贸运输船只总吨位数已经超过大罢工前的1924年,达到了39,871,149吨,对华贸易额也有了大幅度的回升。但是,好景不长,从1929年开始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很快袭击香港。从1933年开始,经济危机全面波及香港。香港各业均受其累。商号大批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物价飞腾,民不聊生。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更是大受影响。从统计数字看,1933年香港的进口贸易额为5.01亿港元,与1932年相比,下降了19.7%,比1931年缩水更达32.1%。这一年的出口贸易额为4.03亿港元,与1932年相比,下降了14.6%,比1931年更是下降了25.6%。在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1935年,香港全年进出口总额为6.36亿港元,与1931年的12.8亿港元的贸易总额比,降幅高达50.3%。香港与内陆的贸易形势更为严峻。1933年内陆输港货值为125,067,438(国币)元,与1930年相比,降幅达50%以上。内陆从香港的进口更是一落千丈,1933年只有48,512,295(国币)元,比1930年下降竟达85%。在此期间,内陆与香港的贸易史无前例地出现了顺差。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香港对华出口之所以与以往相比出现巨大的反差,除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外,还与中国政府自1928年宣布关税自主,大幅提高进口关税造成贸易困难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引发国内全面抵制日货,以及对华走私日益猖獗,也不无关系。1934年,英国政府派出一个由多名政府官员和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就如何摆脱危机,到港进行调查。该委员会随后提交的报告中,除提出与中国政府加强合作,以振兴香港的贸易外,还建议香港发展工业以自救。为摆脱危机的影响,这一时期香港的工业发展迅速。1932年,英联邦各成员国在加拿大签署《渥太华协议》,规定各成员国生产的制成品,在英帝国范围内可享受帝国特惠税。香港虽然不是一个国家,但当时是英联邦成员,适用该协议,因而刺激了香港外向型工业的发展。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大批内陆工厂陆续迁港开业,加大香港工业发展的力度。从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香港的注册工厂已达800家,雇佣工人三万余人。多数工厂生产外销为主的轻工产品,产品范围涉及胶鞋、毛织品、棉织品、手电筒、五金和搪瓷制品等。
30年代香港制衣工人
战前香港外向型工业的发展和港产品的大量出口,使香港的贸易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为战后香港工业化和贸易形态的转变,奠定了一个基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对香港的不利影响一直持续到1935年。这一年香港的工商各业逐渐走出危机的阴影,出现转机。1936年,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开始大幅度增长,“是年入口贸易总值达45,240万元,较上年多11,700余万元。出口贸易总值35,090万元,较上年多7,990万元。平均是年出入口贸易总值较1935年多26.3%”。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逐步向华南转移,香港的地位日形重要。随着战事的推移,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外贸口岸的相继陷落,香港最后成为了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唯一通道,进入了战时繁荣期,贸易额激增。到1940年,香港进口额为7.53亿港元,与1936年相比,增加3.01亿港元,增幅66.6%。同期香港的出口额为6.22亿港元,与1936年相比,增加2.71亿港元,增幅77.2%。其中,出口增幅尤为明显。就出入口商品结构而言,香港从内陆进口货物主要是桐油、矿砂、茶叶、药材、蚕丝、猪鬃、瓷器、牲畜及农副产品。而香港输往内陆的货物主要是军需品、棉纱、布匹、面粉、杂粮、汽油、煤油、颜料、西药、卷烟、火柴、肥料等战略性物资。香港的战时对华贸易,在粉碎日本经济封锁,支持中国的抗战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标题以及小标题与原作不同,抱朴财经编辑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