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是如何消失的？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久居长安数代之久的皇帝唐明皇第一次因为战争抛弃了这座伟大的城市。至此以后直至唐亡，有4位皇帝9次抛弃了这座城市，仅仅是为了获得片刻的苟安。
这座一再被抛弃的城市，开始分崩离析，开始惶惶度日，开始满目疮痍，直至化为尘埃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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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十七，长安留守官员崔光远，宦官、高仙芝监军边令诚等人，开城纳降，契丹人、安禄山大将孙孝哲率叛军轻而易举地进入长安。
定都洛阳的安禄山命令他的伪署官属，尽数虏掠了长安府库中的兵器甲仗、文物、图籍，宣春云韶乐队、犀牛大象、舞马，以及掖庭后宫也都被劫掠一空。安禄山还于长安抓获了梨园弟子数百人，与他的部下大会于洛阳凝碧池。
安禄山叛乱，唐玄宗来不及带上失宠的梅妃江采萍就出逃了。不久，长安城陷，梅妃失踪了。在《题梅妃画真》一诗中，玄宗写道：“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
梅妃江采萍比杨贵妃进宫早19年之多，她纤丽秀雅的风格令玄宗由衷敬佩，为之倾倒。玄宗皇帝在她居住的宫中，种植了各式各样的梅树，每当梅花盛开，便与梅妃流连花下，赏花赋诗，其乐融融。
在杨玉环去世之后，玄宗李隆基做了6年的太上皇。至德二载，玄宗由成都还长安，居兴庆宫（南内）。后又迁居太极宫（西内）甘露殿。
《明皇杂录》记载，在玄宗的最后岁月，曾经复幸华清宫，一路上父老奉迎，壶浆塞路。那个时候玄宗春秋巳高，常乘步辇，长安的父老问他：“前时上皇过此，常逐従禽，今何不为？”玄宗说：“吾老矣，岂复堪此！”长安父老士女闻之，莫不悲泣。
华清池旁边的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玄宗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玄宗持之凄怨出涕，左右莫不呜咽。
这种悲凉和好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惆怅，也成了晚唐长安的基调，至此之后，长安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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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唐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军东进，吐蕃大军攻陷长安，劫掠15天后撤离。史籍记载：“吐蕃入长安，剽掠府库市里，焚庐舍，京师中萧然一空。”
吐蕃人还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唐朝从心里惧怕吐蕃，和吐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
公元783年唐政府被迫与吐蕃签订了《唐蕃清水盟约》。唐朝无能政府竟以“国家务息边人，外（弃）其故地，弃利蹈义”为理由，无耻的承认吐蕃所占领唐朝的州县为吐蕃领土，并表示坚守盟。盟约规定：
“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左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渡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渡水之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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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73年，大唐的天下毫无一丝平静。七月，懿宗死，僖宗继位。是岁，关东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盈野，百姓流离失所。
这一年，身在曹州的一个谋反者黄巢，却依然在等待中观望。这个屡举进士不第的私盐贩子在不第后赋菊的诗歌中，曾经暗示自己将带着穿着黄金甲的战士，攻破唐帝国的心脏——长安。
而这一年，黄巢在旱灾中嗅到了帝国垂危的信号。果然，没用多久，这个机会来了，黄巢的同行，濮州（今河南范县）私盐贩子王仙芝反了。随后，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市西南）与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起兵，响应王仙芝。
这个叫黄巢的私盐贩子，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一系列举动，会让一个曾经异常强大的帝国只剩下近半个世纪的国祚。
公元880年的冬天，唐僖宗和大宦官田令孜南逃成都，长安不战而降，此前东都洛阳亦是不战而降。就在当年的春天，时仍左拾遗的侯昌业还对僖宗上书极谏，称盗贼满关中，而僖宗却不亲政事，专务游戏，将危社稷。僖宗大怒，赐侯昌业死。
僖宗好骑射、剑槊、法算，亦精音律；喜欢蹴鞠、斗鸡、赌鹅，而尤好击球，他曾经对优人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当为状元”。
《剑桥中国隋唐史》记载了黄巢入城时的景象：
“黄巢坐在一架金色马车上首先到达。随后的军队——此时已达数十万众——全部穿着锦缎，他们的头发一律扎着红丝带。他的骑兵直接开往城内，在后面长达几里的路上塞满了辎重，京师的居民表现消极但并未流露出害怕神情，他们拥上街头，观看接管的情形。”
实际上，在黄巢到达以前，长安的居民和军队就已经自己开始抢劫。
黄巢和他的大齐对长安的唐宗室、公卿士族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彼时长安“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黄巢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他手下的人，连续几天他们洗劫了世界上这个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场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被杀死在街道上。
唯独因为迷恋权势和内心中对于早年不登第的耿耿于怀，黄巢并没有焚毁长安瑰丽的宫殿群，他穿梭在这些庞大华丽的建筑之间，为唾手可得的帝国和偌大的长安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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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巢占领长安其间，唐军曾经反击成功短暂收复长安，但进城的唐军却因为彼时长安已经是贼都，而大肆劫掠，随后黄巢又很快回到长安，他以长安“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旧唐书》记载：
“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费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如，谷食腾踊，米斗三十钱，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
一座世界上最富贵的城市，在连绵的战火之后，已经开始吃人了，何其恐怖！至此，长安从华丽的帝国之都化为一座死城。
《资治通鉴》记载了僖宗在黄巢死后的献俘仪式。唐僖宗中和四年秋七月，僖宗在成都大玄楼举行献俘仪式，大玄楼，是成都罗城正南门楼。武甯节度使时溥献上黄巢首级，另有黄巢姬妾二三十人。
僖宗问“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居首的女子回答：“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
临刑前，执法人员可怜这些妇女，让她们喝醉后再执刑，女孩们边哭边喝，不久在醉卧中受死，独居首的女子不哭亦不醉，从容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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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元年（885）正月，僖宗自川中启程，三月重返长安。惊魂还没有来得及稳定，便又遭遇了新的动荡：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太原节度使李克用以关中为战场大战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这一年十二月，宦官劫屁股还没捂热的唐僖宗再次出逃长安。
乱兵焚掠坊市、宫城，累年修葺悉付之一炬。黄巢占领长安时，宫城建筑保存完好，而这次诸道兵马进入长安，烧杀抢掠，宫室坊里被纵火烧焚者十有六七，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唐长安的宫城，即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的总和，面积是四平方公里多一点。
太极宫是都城长安第一处大的宫殿群，有殿、阁、亭、馆三四十所，加上东宫尚有殿阁宫院二十多所，整个构成都城长安一组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其中分布着许多著名的宫殿建筑，太极殿、两仪殿、承庆殿、武德殿、甘露殿、凌烟阁等。此番，宫室郦闾，尽为灰烬，十不存一，令人大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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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二年十二月，邠宁节度使朱玫的部将王行瑜将朱玫及其党羽数百人斩杀，又纵兵大掠长安。这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长安城里九衢积雪，一直没有融化，王行瑜率兵入城当夜，寒冽尤剧，长安城遭受抢掠剽剥之后，僵冻而死的百姓横尸蔽地，惨不忍睹。
帝国的冬天降临了，大唐盛世和长安城也走到了最后的尽头，长安城中仅余的人，已经不流行胡旋舞了，而是流行唱挽歌。据唐代笔记小说集《北里志》记载，长安平康里歌妓颜令宾卒后，坊中乐工刘驼驼，从众多士人挽词中选择数篇，制为曲子词，教挽柩前同唱之，声甚悲怆。
后来，有四首挽歌流传下来，其一曰：昨日寻仙子，辆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竞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
这些挽歌“自是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学者王晓鹃女士在其《唐末长安民俗生活论》中哀婉的写道：“歌妓颜令宾的挽歌，逐渐演变为长安城的哀伤，美人凋零与士子心绪在此契合，末世情怀与时代哀音合二为一，最终汇成一滴苍凉的眼泪，悬挂在长安的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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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4年，欧洲的法兰克人正疲于应付诺曼人的进攻和斯拉夫人的蚕食。这一年，东方的唐帝国走到了最后关头。
公元904年，控制沛州的朱温——过去是黄巢手下的将领——挟天子以令诸侯，劫唐昭宗迁都洛阳。朱温强迫驱赶唐皇室及长安士民，拆毁长安皇家宫殿、百司衙署“按籍迁居”，拆房放木“自渭浮河而下”，使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伟的都城土崩瓦解，沦为废墟。
《资治通鉴》卷264“天佑元年正月”条载：“（朱）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旧唐书》记载，长安的唐人连甍号哭，月余不息。而陕西的秦人则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在秦人看来，正是因为曾经四度入相的崔胤致书朱温，谓奉昭宗密诏令其出兵西上迎驾，才导致了这样的灾难。
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至公元904年的149年中，尽管长安尽造罹难，尽管坊市和宫城被焚毁，尽管长安被无数乱兵劫掠，长安这座城还存在，以大明宫为主体的皇城还在。但是此番之后，长安彻底消失了，一座沦为废墟的都城标志着这个帝国轰然倒塌。
公元904年的正月，长安没有宴席，没有上元灯节，“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的长安遍地是瓦砾、灰烬，仅剩的残垣断壁和民居中，一灯如豆。宗室及及长安士民们，扶老携幼迁往开封，渭河里漂浮着长安的躯壳，在汴梁，朱温要建造属于自己的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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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6年，宋哲宗元年，也就是长安被毁灭后的182年，北宋人张礼与友人游长安城南，几近200年的时光，唐末战乱後长安城依然凋败如旧，其所著之《游城南记》令今天的人不禁想起圆明园的残垣断壁，一种杂夹着辛酸和无奈的愤怒，萦绕心间。
张礼在文中记载道，兴道坊和务本坊“今为京兆东西门外之草市，余为民田。”；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塔自兵火之余，止存七层，……游人自此衰矣。塔既经焚，涂圬皆剥，而砖始露焉。”而“倚塔下瞰曲江宫殿，乐游燕喜之地，皆为野草，不觉有《黍离》《麦秀》之感”。
大量的残碑、断壁和无迹可寻的荒草让张礼心生惆怅：“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往往旧迹湮没，无所考求，岂胜遗恨哉？”
唐长安城留于后世者，仅剩大雁塔残躯及若干城墙遗基，长安城随之也进入了一千余年的历史边缘期。
在宋代，因为西夏和辽金的崛起，陕西沦为边疆，而长安则沦为边城。宋代西北用兵，关中之民“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及金人占据关中，长安一带再遭受燹，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道: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元明清三代，长安尽管还是西北重镇，但帝国的重心已逐渐移至东边，中国开始了蓝色的大洋梦，东南区域以其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更有吸引力。
后世人对于长安有着无数刻骨铭心的爱和怀念，北宋的文学家、秦人张舜民在其《江神子（癸亥陈和叔会于赏心亭）》写道：
“七朝文物旧江山。水如天。莫凭栏。千古斜阳，无处问长安。更隔秦淮闻旧曲，秋已半，夜将阑。争教潘鬓不生斑。敛芳颜。抹么弦。须记琵琶，子细说因缘。待得鸾胶肠已断，重别日，是何年。”
千古斜阳依旧在，却无处问长安，宋人对于长安有着一种深深的寂寞，毕竟五代十国只存在了57年，宋人离唐人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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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赵翼曾经作《长安地气说》曰：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 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
他所说的“地气”既包含政权的兴衰气运，也包括统治中心地区的生态环境。
其实，长安的消亡不但和战争、政治有关，和关中地区的气候流变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数以百万计的突厥人则全部被内迁，这种内迁使唐代中国北方的农牧交界线向南推移，今天的晋北和陕北由农业区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成为了游牧区。
到了公元878年的唐末，更多的游牧民族归附、内迁，唐僖宗李儇在一次讨伐中，召集的军队将领就有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沙陀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等数个游牧民族的酋长。
然而，这些迁徙的游牧民族是靠天吃饭的民族，早在20世纪初亨丁顿在《亚洲的脉动》一书中便提出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与外患内乱有关，例如东晋五胡乱华、北宋契丹女真寇边、唐末沙陀、回纥等逐鹿中原，都是因为气候转旱，游牧民族不得已铤而走险，四处劫掠。
国内知名地理学者单之蔷在其《理解游牧》一文中说道：“气候就像上帝挥舞的鞭子，驱赶着游牧民族南下，去追逐他们已经南迁了的草原。”
1134年后的公元2007年，德国人的一项研究震惊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这篇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的文章称，德国研究团队从一处湖泊中提取沉积岩岩心，并根据检测结果推断，公元750年前后，唐王朝开始经历一段相对干旱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曾不止一次出现以3年为周期的极干旱时期，导致降雨量减少和持续干旱，造成灾荒，进而作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加速唐朝灭亡。
尽管中国的史学家们此前早就对唐代气候冷暖产生过学术争论，但这一次德国人如此果断的论断，还是让他们产生了震动。
实际上，有唐一代，旱灾确实对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比如公元627年，也就是贞观元年，关中大旱，灾民卖儿卖女以求生。刚刚即位的28岁的唐太宗李世民面对旱灾忧心忡忡，他下令开仓救济，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并拿出御府金帛，供灾民赎回卖掉之子女，以免骨肉分离。
旱灾之外，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里，“黄灾”——黄河泛滥也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7世纪黄河决溢6次，8世纪为19次，9世纪为13次。旱灾使农业生态受到了严重破坏，农业经济衰败，国计民生困苦；河患频繁更使唐代王朝疲于奔命，国力耗竭。一个农业王朝对环境的依赖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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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长安沦为边关，唐帝王陵也成为文人墨客凭幽怀古的景点，彼时的长安，尽管一派没落，然而尚有古树参天和寺庙林立的前朝都城风范。
但到了1000年后的1936年，长安及其周边的关中平原已经完全沦落为我们印象中的黄土高原，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出了西安府再往北百余里，入眼全部是黄色土地，这位美国人记录道：
今天，我们穿行在关中厚重的土地上时，面对的却只是巨大封土堆和斑驳的石碑以及大片的冬小麦，它们孤独地立于苍穹之下，与西安朱雀门残留的唐代城墙遗址一起，构成了我们想象的碎片。
作者：师永涛
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