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蓉 秦大树：琉球王国时期中国瓷器的发现与研究述论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摘要：本文对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考古工作与发现情况，以及琉球本土学者和日本学者对相关问题所做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涉及到对出土陶瓷的分类与分期研究、产地研究，以及对琉球发现的元青花与东南亚陶瓷的探讨，使读者可以较全面便捷地了解琉球出土中国瓷器发现和研究情况，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位于太平洋西部的琉球群岛从12世纪开始，就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地理单元存在，直至1879年日本完成所谓“琉球处分”，致使琉球王国灭亡，在此建制。大约自13世纪开始，琉球出现大型城寨，政治社会逐渐发展成形，13～15世纪，琉球代表性的大型城寨包括山田城、大城城、今归仁城、座喜味城、胜连城砦、首里城等。在城寨纷争的局面中，实力逐渐集中，至14世纪初，三山分据的格局形成。当时，在北山的国头地域，修筑了今归仁城，称“北山”（也作“山北”）；中部以中头为域界，营造了浦添城，号称“中山”；南面以岛尻地域为据，建造大里城，称“南山”（也作“山南”），史称“三山时代”。15世纪初，中山国第一尚氏统一琉球，琉球王国建立，1427年首里城修建完成，都城从原中山国的浦添城迁至新都首里城。
琉球王国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始于1372年，在前后约500年的时间中，藩属过程随着王国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琉球向中国的进贡次数与限定也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因素发生变化，但琉球始终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贸易往来。明清时期，琉球仍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历任国王都必须由中国的皇帝册封，其以附庸中国王朝来维持自己在国际间的地位。大量中国瓷器也在这一背景下输入琉球，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逐渐开展，在各类遗迹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瓷器，为认识古代中国和琉球之间的贸易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一、琉球王国时期中国瓷器的发现
彭盈真曾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界对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梳理。龟井明德对于琉球出土的中国瓷器亦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和探讨，具有参考价值。
鸟居龙藏最早于1904年前往琉球进行调查，在当地采集了部分陶瓷器标本。20世纪30年代，伊东忠太等将在琉球首里城、浦添城等地所获标本收录于《南海古陶磁》一书中，这批标本后在战乱时散佚。George.H.Kerr在美国占领琉球期间采集了大量陶瓷标本，其中中国陶瓷标本后被收录于由当地县立博物馆主编的有关本地出土的中国陶瓷的书籍中。1975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编著的介绍出土中国陶瓷的书中，列出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计59处，1978年再版时新增两处。1948～1949年日本重新占有琉球以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逐步得到开展起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数量及中国陶瓷资料也逐渐增多。镜山猛率先对琉球本岛和石垣岛等地展开考古调查，知念勇随后也参与了此项工作，他于1978年前后对位于琉球本岛中部的读谷村、座喜味城及时代较前两者稍早的恩纳村、山田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在整理调查出土的中国瓷器资料时，知念勇发现了从元代后期至明代前期的不同类型的青瓷碗，为琉球各个城址的编年提供了线索。同时，金武正纪也开始在恩纳村热田贝冢遗址展开调查，发现了12世纪的白瓷碗，此碗是目前为止琉球境内发现的最早从中国输入的瓷器。此后在琉球各地均有大量的中国陶瓷被发现。
从对琉球的调查、发掘开始，各个古代城址（グスク）就是考古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些城址中出土中国的瓷器数量较多，引人注目。其中尤以中山王国统一琉球后的都城首里城所做的考古工作最多，发现也最为丰富。
首里城位于今那霸市东侧，其作为琉球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达500年，与中国、东南亚、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着密切的联系。1927～1931年对首里城进行了复原重建，二战时其又遭到严重的破坏。从1973年开始，对首里城部分区域，包括若干城门、墙体和城内建筑，又进行了复原和重建工作。
1995年～1997年，为了实施复原计划，当地县教育委员会对首里城西南部的京之内遗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这一区域属于首里城的祭祀场所，始建于15～16世纪，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遗迹、遗物，对墙体的发掘表明这处遗迹毁于大火，墙内出土了极为丰富的遗物，其中一处仓储遗迹SK01出土了大量有火烧痕迹的来自中国、泰国、越南和日本的陶瓷器，其中中国瓷器的年代主要为元代后期至明初永乐、宣德时期，包括龙泉青瓷碗、盘、壶、瓶等613（4）件，元青花11件，明初青花110件、白瓷、彩瓷，元代铜红釉、翠蓝釉及褐釉瓷器等。（图一）结合文献记载，这些器物连同遗迹本身可能毁于1459年（明英宗天顺三年）的一场大火。因这批器物数量众多、质量精致，很快于2001年举办特展，龟井明德专门撰文对这批出土器物进行了讨论。他重点对SK01出土的中国青花、青瓷和白瓷等进行了研究，将青花区分出元代青花、红绿彩等产品及明代永乐至天顺年间的青花，认为青瓷、白瓷的年代主要集中于15世纪前半叶，并意识到这批器物对认识当时贸易中的陶瓷组合极具价值。
此后在首里城开展了多次考古发掘，较为重要的还有二阶殿的发掘。二阶殿位于正殿的南侧，是国王日常起居与书院所在地，也称为“御住居所”“御殿”。根据文献记载，二阶殿的创建年代为1765年。对二阶殿的发掘亦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瓷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最重要的遗物，是在二阶殿创建前形成的灰坑中发现的13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的中国陶瓷器。包括青瓷、白瓷、青花、彩瓷、釉里红、褐釉及黑釉瓷等，（图二）同出的还有少量越南、泰国、朝鲜陶瓷及琉球本地生产的陶瓷产品。中国瓷器中以青瓷数量最多，绝大多数来自龙泉窑，（图三）其次为白瓷，主要来自景德镇与福建。发掘者将青花瓷分为元、明两种样式，其中元样式仅18片，明样式为388片。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为13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大致可分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前半叶、14世纪中叶以及14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中叶3个阶段，其中以14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中叶的器物占大多数。二阶殿发掘出土的遗物主要来自一处灰坑，这些瓷器大部分都有二次高温烧过的痕迹，可能毁于火灾。二阶殿出土的中国瓷器与京之内出土的有明显的区别，这里出土的器物以小型日用器物为主，大型器较少，器物的精致程度也与京之内的有较大的差别，从中大致可以看出首里城内生活日用器与祭祀用器的不同。
今归仁城是14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初的一处重要城址，位于琉球北部的今归仁村，其在三山时代为北山王国的都城。《明实录》记载，从1383～1415年的32年间，北山王国的帕尼芝王、珉王、攀安知王分别与明王朝贸易往来6次、1次、11次，当时北山是具有较强实力的。中山国王尚巴志于1416年灭北山王国，1429年灭南山王国统一琉球，之后就派兵守卫今归仁城，持续到1665年。1980～1982年，对今归仁城志庆真门郭遗迹进行了连续4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泰国、越南、朝鲜和日本产陶瓷等遗物，其中中国陶瓷占出土遗物总数的80％～90％，青瓷有碗、盘、杯及香炉等共计7571件/片，白瓷有碗、盘、杯、钵等共计2037件/片，元青花有少量的壶、瓶、盘等，明代各类青花瓷1600余件/片，（图四）此外还发现建窑黑釉盏、彩瓷及翠蓝釉等其他产品，时代跨越13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其中14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前半叶的产品占了绝大多数，这与上述《明实录》的记载大致相符。1982～1985年，今归仁村教育委员会又连续4次对今归仁城主郭（俗称本丸）进行了调查、发掘。主郭位于全城的最高处，也是今归仁城的中心所在，所出中国瓷器品种与志庆真门郭出土器物类似，但数量更多，且此次发掘有较为清晰的地层序列，据此发掘者将出土的中国陶瓷分为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前期、14世纪中期及14世纪后半叶至15时期前半叶3期。但随着今归仁城周边诸多遗迹调查资料的增多，学者们注意到，今归仁城主郭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多、产品更精美，与周边居址相比明显显示出了较高的等级，也反映了中国瓷器产品消费存在的等级差异。龟井明德还注意到，在对久米岛町的具志川城、今归仁村的今归仁城周边遗迹的调查发掘中，元青花的发现令人瞩目。而出土于久米岛町宇江城的大量龙泉窑青瓷，却限于当时窑址资料的不明朗而难以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期与编年。
随着琉球境内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数量急速增多，相关数据也在不断更新。至2013年，根据新里亮人的统计，琉球出土中国陶瓷器的遗址，共有先岛诸岛14处，琉球诸岛114处，奄美诸岛26处，吐噶喇列岛3处，总计已达157处。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情况，均以专门报告或简报的形式予以刊布，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如浦添城、胜连城、座喜味城及恩纳村等，还有一些其他遗址也出版了发掘报告，成为此后分析研究的重要支撑。
二、琉球出土中国瓷器的研究
随着琉球出土中国瓷器资料的增多，综合性研究和个案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总结琉球出土中国瓷器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分类标准和分期研究。这类研究基本上以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日本贸易陶瓷研究兴起后，逐渐确立了一套日本出土中世纪后期中国瓷器的分类标准，在对地层关系及出土器物组合把握的前提下，结合文献记载，对确定遗迹废弃的年代、瓷器的年代和使用消费的年代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琉球出土数量最多的青瓷、青花和白瓷产品的分类，分别采用的是上田秀夫、小野正敏、森田勉的分类法。柴田圭子对这几个分类法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与评述，并结合日本、琉球及其他中国陶瓷海外消费地的陶瓷出土情况，指出了这些分类所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瓷器的分类与编年在确定琉球各城址时代的研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铃木重治通过对琉球出土的中国、泰国、越南及朝鲜瓷器的分类与时代划分，将几个重要的城址进行了分期。他认为屋良城的时代最早，其他城址出土输入瓷器的时代大部分集中于14～16世纪。胜连城发现有青瓷、白瓷和元青花，其中青瓷可划分为3个类别，分属于14世纪和15世纪两个阶段，且到15世纪时，青瓷已经大为减少，这与文献中记载的胜连城在1458年的衰落史实有关。根据他的研究，胜连城出土的中国瓷器大部分属于14世纪后期。在御物城，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输入陶瓷，其作为由琉球政府管辖的贸易物品仓储地，这里发现的中国瓷器的时代都集中于15～16世纪。在佐敷城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14世纪后期的青瓷，时代与胜连城相当。
随着首里城京之内遗迹大量中国瓷器的出土，详细的分类与编年随之展开，由于这批材料有较为明确的地层和文献依据，大部分出土遗物的年代可以确定为15世纪中叶。就其中某种类别的器物所作的更为详细的探讨，见有金武龟信对开光莲瓣纹青瓷碗所作的研究。而今归仁城出土的青瓷则在发掘报告的遗物介绍部分已被进行了尝试性分类。
随着琉球出土中国瓷器资料的不断积累，综合性的分期已经成为可能，濑户哲也在2010年开始尝试对整个琉球出土的12～16世纪中国瓷器进行分期。他主要依靠类型学的方法对出土数量最多、且年代序列最为清晰的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进行分期，将琉球出土的中国瓷器划分为15世纪前半叶，15世纪后半叶～16世纪前半叶，16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末～17世纪初期4个时期，进而将琉球出土的中国瓷器组合分为8期：第一期为11世纪末～12世纪初，以小堀原遗迹、后兼久原遗迹为代表，出土了福建产白瓷碗类；第二期为12世纪后半叶～13世纪前半叶，以伊佐前原遗迹为代表，出土了龙泉窑青瓷、同安窑系青瓷及福建白瓷；第三期为13世纪中叶～14世纪前半叶，以今归仁城址为代表，出土了龙泉窑青瓷、福建白瓷；第四期为14世纪中期～14世纪后半叶，以佐敷上城、宇江城遗址为代表，此期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较多，种类包括龙泉窑青瓷、福建白瓷、景德镇青花、五彩及建窑黑釉盏等；第五期为14世纪末～15世纪中叶，以首里城京之内SK01、二阶殿、北殿遗迹，以及越来城为代表，出土了龙泉窑青瓷、福建白瓷和景德镇青花瓷；第六期为15世纪后半叶～16世纪前半叶，以元觉寺遗址、湧田古窑遗址为代表，出土的中国瓷器包括龙泉青瓷、福建白瓷、景德镇青花及华南三彩等，其中福建白瓷中粗瓷的数量更多；第七期为16世纪中叶～16世纪后半叶，以首里城锁之间南侧地区、伊礼原D遗迹为代表，出土了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瓷、青花及福建白瓷等，景德镇青花产品中较为粗劣的产品也开始出现；17世纪前半叶以后的第八期，出土的中国陶瓷主要为青花瓷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不断地对已有的分类和分期作出修正和调整。这一分期结果基本上可以涵盖琉球出土中国瓷器的年代序列，各地出土的资料均可囊括进这一分期体系中来。但具体到不同遗址的出土资料，可能仅占据其中的若干个阶段，少有横跨整个分期的遗址。
龟井明德从贸易陶瓷组合的角度，探讨了琉球出土的不同时期中国瓷器种类和数量的变化。之后他又对胜连城的陶瓷组成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根据他的研究，胜连城三级城阶上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高丽、越南和泰国陶瓷器以及当地产的陶器，其中，中国瓷器占据了最大的比例，而在中国瓷器中，青瓷又占了绝大多数，白瓷和元青花则数量很少。同时他在统计城内不同区域出土的遗物时注意到，在城内不同的功能区中，所发现瓷器的构成是不同的，例如主城阶被认为是主要作为仓储功能的区域，主要发现的是中国陶瓷，而南部被认为是废品堆放区，出土的主要是当地所产的瓷器。同时他提出，在14～15世纪，输入陶瓷在琉球陶瓷消费品的比例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另外，他在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研究中关于贸易陶瓷组合方面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之后诸多学者在研究时也都开始注意考虑不同类型产品的消长、不同出土单位产品结构的差别等问题，并结合有关的历史背景等因素予以解释。
在对琉球出土中国瓷器分类与分期的基础上，彭盈真首先对14～15世纪琉球各地出土中国瓷器的地域性差别、产品的消费状况、获取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她指出琉球出土的14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瓷器大量增加，且出土地主要集中于大型遗址，以龙泉青瓷为主，元青花则出土于少数大型城址。而至15世纪中期主要出土于首里城，且器类数量较少，并认为主要原因为中山王国控制了贸易资源，其他城市难以维系原有贸易。她进而探讨了中国陶瓷输入琉球的途径，包括赏赐、市舶司贸易及走私贸易等。最后探讨中国瓷器在当地的使用方式，如仿效中国将高档陶瓷作为礼品赠送他国，吸收日本及菲律宾的文化使用华南三彩作为祭祀礼器及随葬品等。还有学者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对琉球各个城址的时代变迁及文化历史内涵演变的探讨。
2.琉球出土的来自中国的输入陶瓷的具体产地。对这一问题日本学者也做了颇多努力。琉球出土中国青瓷中数量最多的是龙泉窑产品，此外还有少量16世纪后半叶景德镇窑的及产地暂无法确定的产品，青花瓷则以景德镇窑的为主。
关于琉球出土的白瓷，有学者提出，琉球发现的14～16世纪的白瓷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和景德镇。田中克子利用博多和琉球出土的白瓷，探讨了宋元时期福建白瓷在博多和琉球的发现，及两地发现福建所产白瓷时代和产品种类的区别。1981年在石垣岛的ビロースク（Birosuku）遗址中发现的一种敛口白瓷碗，为以往所不见，遂被金武正纪命名为“ビロースク类型”，其后在石垣岛桃里恩田遗址发掘时也发现了同类产品，并被森田勉纳入其对日本出土14～16世纪中国白瓷的分类中。金武正纪将这种碗分为2类，其年代集中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1982～1985年今归仁城主郭的发掘中，在遗址的第7、9层中亦发现一种白瓷碗，其特点为薄胎，口沿内端有一圈凹槽，圈足外撇，内底涩圈。因为这类碗未在日本本土发现，只出土于琉球，因此被定名为“今归仁类型白瓷碗”。后来的学者依据口沿形态和施釉方法的不同将今归仁类型白瓷碗进一步分为4类，时代为14世纪中期。2007～2009年，随着熊本大学文学部木下尚子主持的中日联合研究项目《从13-14世纪海上贸易看琉球国成立的原因——以中国福建省为中心》的展开，在福建古窑址的调查中，中方学者栗建安在莆田庄边窑发现了上述第4类今归仁类型白瓷碗，确认了其产地。其他三类则确如此前田中克子推断的，属于连江浦口窑的产品。而ビロースク类型白瓷碗则可以确认为闽清义窑、青窑的产品。此次调查之后，研究者又重新审视了琉球出土的上述两类福建窑场所产的白瓷产品并对其进行了分期，将今归仁类型和ビロースク类型的第1类断代为13世纪后半叶～14时期前半叶，ビロースク类型的2、3类分别断为14世纪初～14世纪中期、14世纪中期～15世纪初期。
3.对琉球出土元青花的研究。龟井明德等从胜连城调查发掘和自1966年以来各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瓷器中，辨别出相当一部分“元样式”的青花瓷；并将其分为2类：一类为“至正型”元青花，器类包括盘、罐、瓶和碗，这一类被认为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另一类则与典型的元青花不同，主要有罐类和碗类，其造型与装饰显示这类“元青花”可能属于明初的外输产品。金武正纪等则着重对今归仁城志庆真门郭遗址出土的元青花及伴出的青瓷、白瓷和黑釉瓷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今归仁城出土的元青花，器类包括瓶罐类残片、大罐、罐盖和常见于菲律宾的青花小罐，并认为此类青花小罐是日本发现最早的元青花实例。之后，龟井明德等又对今归仁城址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所有元青花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指出在今归仁城主郭内出土的元青花数量最多、最为密集，而周边地区则相对零散和稀少，器类上以盘、罐、瓶、香炉、碗等为主，同时还指出琉球的其他城址发现的元青花数量均不及今归仁城址多。柴田圭子等注意到在早年提到的“元样式”青花中，有一部分可以确定为明代前期的青花瓷，因此借助今归仁城的发掘资料，又专门对其中的明前期青花进行了研究，同时试图对元、明初青花作出区分和比较。
4.琉球出土的东南亚陶瓷。琉球古代文献《历代宝案》中记录，琉球国于1425～1570年曾14次遣使前往泰国（Sham）进行贸易，主要目的是转口出售从中国输入的陶瓷器，以换回胡椒和珍贵木材等，这当中琉球扮演了贸易中转的角色。鉴于中国瓷器才是两方都更加偏爱的商品，琉球出土的少量泰国陶瓷器，包括陶器、白釉褐彩器、青黄釉陶器和褐釉陶器等，应当不是作为贸易商品输入的。与此相同的是越南瓷器，亦有少量发现，主要为青瓷、青花和彩瓷，鉴于越南与琉球贸易往来并不频繁，因此也可以判定为非贸易输入品。通过对琉球出土的泰国、越南、缅甸陶瓷产品的观察，其出现于琉球的时间是在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后数量进一步增多，进入16世纪以后逐渐减少，这与文献记载的琉球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状况和发展阶段相一致。
三、小结
琉球与元明时代的中国始终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民间或官方贸易往来关系，琉球大量出土的中国瓷器就是很好的证明。从琉球王国时期的都城首里城及其他时代的城址出土的遗物中，均可以看出当时大量中国瓷器被销往琉球。综观以琉球本土学者和日本学者为主要力量所进行的研究，我们看到他们在对中国陶瓷器基础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上着力很深，包括瓷器的分类、分期与编年，以及对某一类别器物的探讨，追寻具体生产窑场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各个不同时期输入中国瓷器的组合及数量的变化，不同遗址出土遗物所反映的等级差别及消费面貌，以及琉球出土中国瓷器与日本本土出土中国瓷器的差别等。这些研究已经达到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水平，为更进一步的讨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对琉球出土数量较多的福建地区窑场的产品，其当时的航路可能就是从福州出发到琉球，然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经由琉球转口日本。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已被考古发现证明的重要的贸易港口九州，与元代的贸易往来十分发达，为什么到明代又出现了新的发达的贸易路径？从琉球发现的中国瓷器及目前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元代福州港主要对外输出福建地区的产品，所以在元代时琉球很少见到龙泉窑的产品。在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陶瓷出口港是庆元港（今宁波），船舶通过海路到博多（九州一带），韩国发现的新安沉船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到元末明初时可能航路已经发生改变，特别是元末农民起义以后，这条航路就不再通畅。所以元末明初时，相当一部分龙泉窑的产品出口应当是经建溪从福州出海，同时景德镇的瓷器通过赣江进入闽北，运往福州，这条路线也变成了一条比较通畅的陶瓷运输路线。但航路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琉球在东海贸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依然有深入讨论的必要。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综合考虑琉球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并对中国可能的贸易输出港（宁波、福州等）及日本港口的情况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57）的成果之一。
（作者：张荣蓉 秦大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
(责任编辑：洪镁[已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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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考古工作与发现情况，以及琉球本土学者和日本学者对相关问题所做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涉及到对出土陶瓷的分类与分期研究、产地研究，以及对琉球发现的元青花与东南亚陶瓷的探讨，使读者可以较全面便捷地了解琉球出土中国瓷器发现和研究情况，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位于太平洋西部的琉球群岛从12世纪开始，就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地理单元存在，直至1879年日本完成所谓“琉球处分”，致使琉球王国灭亡，在此建制。大约自13世纪开始，琉球出现大型城寨，政治社会逐渐发展成形，13～15世纪，琉球代表性的大型城寨包括山田城、大城城、今归仁城、座喜味城、胜连城砦、首里城等。在城寨纷争的局面中，实力逐渐集中，至14世纪初，三山分据的格局形成。当时，在北山的国头地域，修筑了今归仁城，称“北山”（也作“山北”）；中部以中头为域界，营造了浦添城，号称“中山”；南面以岛尻地域为据，建造大里城，称“南山”（也作“山南”），史称“三山时代”。15世纪初，中山国第一尚氏统一琉球，琉球王国建立，1427年首里城修建完成，都城从原中山国的浦添城迁至新都首里城。
琉球王国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始于1372年，在前后约500年的时间中，藩属过程随着王国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琉球向中国的进贡次数与限定也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因素发生变化，但琉球始终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贸易往来。明清时期，琉球仍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历任国王都必须由中国的皇帝册封，其以附庸中国王朝来维持自己在国际间的地位。大量中国瓷器也在这一背景下输入琉球，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逐渐开展，在各类遗迹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瓷器，为认识古代中国和琉球之间的贸易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一、琉球王国时期中国瓷器的发现
彭盈真曾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界对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梳理。龟井明德对于琉球出土的中国瓷器亦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和探讨，具有参考价值。
鸟居龙藏最早于1904年前往琉球进行调查，在当地采集了部分陶瓷器标本。20世纪30年代，伊东忠太等将在琉球首里城、浦添城等地所获标本收录于《南海古陶磁》一书中，这批标本后在战乱时散佚。George.H.Kerr在美国占领琉球期间采集了大量陶瓷标本，其中中国陶瓷标本后被收录于由当地县立博物馆主编的有关本地出土的中国陶瓷的书籍中。1975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编著的介绍出土中国陶瓷的书中，列出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计59处，1978年再版时新增两处。1948～1949年日本重新占有琉球以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逐步得到开展起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数量及中国陶瓷资料也逐渐增多。镜山猛率先对琉球本岛和石垣岛等地展开考古调查，知念勇随后也参与了此项工作，他于1978年前后对位于琉球本岛中部的读谷村、座喜味城及时代较前两者稍早的恩纳村、山田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在整理调查出土的中国瓷器资料时，知念勇发现了从元代后期至明代前期的不同类型的青瓷碗，为琉球各个城址的编年提供了线索。同时，金武正纪也开始在恩纳村热田贝冢遗址展开调查，发现了12世纪的白瓷碗，此碗是目前为止琉球境内发现的最早从中国输入的瓷器。此后在琉球各地均有大量的中国陶瓷被发现。
从对琉球的调查、发掘开始，各个古代城址（グスク）就是考古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些城址中出土中国的瓷器数量较多，引人注目。其中尤以中山王国统一琉球后的都城首里城所做的考古工作最多，发现也最为丰富。
首里城位于今那霸市东侧，其作为琉球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达500年，与中国、东南亚、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着密切的联系。1927～1931年对首里城进行了复原重建，二战时其又遭到严重的破坏。从1973年开始，对首里城部分区域，包括若干城门、墙体和城内建筑，又进行了复原和重建工作。
1995年～1997年，为了实施复原计划，当地县教育委员会对首里城西南部的京之内遗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这一区域属于首里城的祭祀场所，始建于15～16世纪，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遗迹、遗物，对墙体的发掘表明这处遗迹毁于大火，墙内出土了极为丰富的遗物，其中一处仓储遗迹SK01出土了大量有火烧痕迹的来自中国、泰国、越南和日本的陶瓷器，其中中国瓷器的年代主要为元代后期至明初永乐、宣德时期，包括龙泉青瓷碗、盘、壶、瓶等613（4）件，元青花11件，明初青花110件、白瓷、彩瓷，元代铜红釉、翠蓝釉及褐釉瓷器等。（图一）结合文献记载，这些器物连同遗迹本身可能毁于1459年（明英宗天顺三年）的一场大火。因这批器物数量众多、质量精致，很快于2001年举办特展，龟井明德专门撰文对这批出土器物进行了讨论。他重点对SK01出土的中国青花、青瓷和白瓷等进行了研究，将青花区分出元代青花、红绿彩等产品及明代永乐至天顺年间的青花，认为青瓷、白瓷的年代主要集中于15世纪前半叶，并意识到这批器物对认识当时贸易中的陶瓷组合极具价值。
此后在首里城开展了多次考古发掘，较为重要的还有二阶殿的发掘。二阶殿位于正殿的南侧，是国王日常起居与书院所在地，也称为“御住居所”“御殿”。根据文献记载，二阶殿的创建年代为1765年。对二阶殿的发掘亦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瓷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最重要的遗物，是在二阶殿创建前形成的灰坑中发现的13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的中国陶瓷器。包括青瓷、白瓷、青花、彩瓷、釉里红、褐釉及黑釉瓷等，（图二）同出的还有少量越南、泰国、朝鲜陶瓷及琉球本地生产的陶瓷产品。中国瓷器中以青瓷数量最多，绝大多数来自龙泉窑，（图三）其次为白瓷，主要来自景德镇与福建。发掘者将青花瓷分为元、明两种样式，其中元样式仅18片，明样式为388片。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为13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大致可分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前半叶、14世纪中叶以及14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中叶3个阶段，其中以14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中叶的器物占大多数。二阶殿发掘出土的遗物主要来自一处灰坑，这些瓷器大部分都有二次高温烧过的痕迹，可能毁于火灾。二阶殿出土的中国瓷器与京之内出土的有明显的区别，这里出土的器物以小型日用器物为主，大型器较少，器物的精致程度也与京之内的有较大的差别，从中大致可以看出首里城内生活日用器与祭祀用器的不同。
今归仁城是14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初的一处重要城址，位于琉球北部的今归仁村，其在三山时代为北山王国的都城。《明实录》记载，从1383～1415年的32年间，北山王国的帕尼芝王、珉王、攀安知王分别与明王朝贸易往来6次、1次、11次，当时北山是具有较强实力的。中山国王尚巴志于1416年灭北山王国，1429年灭南山王国统一琉球，之后就派兵守卫今归仁城，持续到1665年。1980～1982年，对今归仁城志庆真门郭遗迹进行了连续4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泰国、越南、朝鲜和日本产陶瓷等遗物，其中中国陶瓷占出土遗物总数的80％～90％，青瓷有碗、盘、杯及香炉等共计7571件/片，白瓷有碗、盘、杯、钵等共计2037件/片，元青花有少量的壶、瓶、盘等，明代各类青花瓷1600余件/片，（图四）此外还发现建窑黑釉盏、彩瓷及翠蓝釉等其他产品，时代跨越13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其中14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前半叶的产品占了绝大多数，这与上述《明实录》的记载大致相符。1982～1985年，今归仁村教育委员会又连续4次对今归仁城主郭（俗称本丸）进行了调查、发掘。主郭位于全城的最高处，也是今归仁城的中心所在，所出中国瓷器品种与志庆真门郭出土器物类似，但数量更多，且此次发掘有较为清晰的地层序列，据此发掘者将出土的中国陶瓷分为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前期、14世纪中期及14世纪后半叶至15时期前半叶3期。但随着今归仁城周边诸多遗迹调查资料的增多，学者们注意到，今归仁城主郭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多、产品更精美，与周边居址相比明显显示出了较高的等级，也反映了中国瓷器产品消费存在的等级差异。龟井明德还注意到，在对久米岛町的具志川城、今归仁村的今归仁城周边遗迹的调查发掘中，元青花的发现令人瞩目。而出土于久米岛町宇江城的大量龙泉窑青瓷，却限于当时窑址资料的不明朗而难以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期与编年。
随着琉球境内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数量急速增多，相关数据也在不断更新。至2013年，根据新里亮人的统计，琉球出土中国陶瓷器的遗址，共有先岛诸岛14处，琉球诸岛114处，奄美诸岛26处，吐噶喇列岛3处，总计已达157处。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情况，均以专门报告或简报的形式予以刊布，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如浦添城、胜连城、座喜味城及恩纳村等，还有一些其他遗址也出版了发掘报告，成为此后分析研究的重要支撑。
二、琉球出土中国瓷器的研究
随着琉球出土中国瓷器资料的增多，综合性研究和个案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总结琉球出土中国瓷器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分类标准和分期研究。这类研究基本上以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日本贸易陶瓷研究兴起后，逐渐确立了一套日本出土中世纪后期中国瓷器的分类标准，在对地层关系及出土器物组合把握的前提下，结合文献记载，对确定遗迹废弃的年代、瓷器的年代和使用消费的年代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琉球出土数量最多的青瓷、青花和白瓷产品的分类，分别采用的是上田秀夫、小野正敏、森田勉的分类法。柴田圭子对这几个分类法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与评述，并结合日本、琉球及其他中国陶瓷海外消费地的陶瓷出土情况，指出了这些分类所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瓷器的分类与编年在确定琉球各城址时代的研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铃木重治通过对琉球出土的中国、泰国、越南及朝鲜瓷器的分类与时代划分，将几个重要的城址进行了分期。他认为屋良城的时代最早，其他城址出土输入瓷器的时代大部分集中于14～16世纪。胜连城发现有青瓷、白瓷和元青花，其中青瓷可划分为3个类别，分属于14世纪和15世纪两个阶段，且到15世纪时，青瓷已经大为减少，这与文献中记载的胜连城在1458年的衰落史实有关。根据他的研究，胜连城出土的中国瓷器大部分属于14世纪后期。在御物城，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输入陶瓷，其作为由琉球政府管辖的贸易物品仓储地，这里发现的中国瓷器的时代都集中于15～16世纪。在佐敷城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14世纪后期的青瓷，时代与胜连城相当。
随着首里城京之内遗迹大量中国瓷器的出土，详细的分类与编年随之展开，由于这批材料有较为明确的地层和文献依据，大部分出土遗物的年代可以确定为15世纪中叶。就其中某种类别的器物所作的更为详细的探讨，见有金武龟信对开光莲瓣纹青瓷碗所作的研究。而今归仁城出土的青瓷则在发掘报告的遗物介绍部分已被进行了尝试性分类。
随着琉球出土中国瓷器资料的不断积累，综合性的分期已经成为可能，濑户哲也在2010年开始尝试对整个琉球出土的12～16世纪中国瓷器进行分期。他主要依靠类型学的方法对出土数量最多、且年代序列最为清晰的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进行分期，将琉球出土的中国瓷器划分为15世纪前半叶，15世纪后半叶～16世纪前半叶，16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末～17世纪初期4个时期，进而将琉球出土的中国瓷器组合分为8期：第一期为11世纪末～12世纪初，以小堀原遗迹、后兼久原遗迹为代表，出土了福建产白瓷碗类；第二期为12世纪后半叶～13世纪前半叶，以伊佐前原遗迹为代表，出土了龙泉窑青瓷、同安窑系青瓷及福建白瓷；第三期为13世纪中叶～14世纪前半叶，以今归仁城址为代表，出土了龙泉窑青瓷、福建白瓷；第四期为14世纪中期～14世纪后半叶，以佐敷上城、宇江城遗址为代表，此期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较多，种类包括龙泉窑青瓷、福建白瓷、景德镇青花、五彩及建窑黑釉盏等；第五期为14世纪末～15世纪中叶，以首里城京之内SK01、二阶殿、北殿遗迹，以及越来城为代表，出土了龙泉窑青瓷、福建白瓷和景德镇青花瓷；第六期为15世纪后半叶～16世纪前半叶，以元觉寺遗址、湧田古窑遗址为代表，出土的中国瓷器包括龙泉青瓷、福建白瓷、景德镇青花及华南三彩等，其中福建白瓷中粗瓷的数量更多；第七期为16世纪中叶～16世纪后半叶，以首里城锁之间南侧地区、伊礼原D遗迹为代表，出土了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瓷、青花及福建白瓷等，景德镇青花产品中较为粗劣的产品也开始出现；17世纪前半叶以后的第八期，出土的中国陶瓷主要为青花瓷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不断地对已有的分类和分期作出修正和调整。这一分期结果基本上可以涵盖琉球出土中国瓷器的年代序列，各地出土的资料均可囊括进这一分期体系中来。但具体到不同遗址的出土资料，可能仅占据其中的若干个阶段，少有横跨整个分期的遗址。
龟井明德从贸易陶瓷组合的角度，探讨了琉球出土的不同时期中国瓷器种类和数量的变化。之后他又对胜连城的陶瓷组成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根据他的研究，胜连城三级城阶上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高丽、越南和泰国陶瓷器以及当地产的陶器，其中，中国瓷器占据了最大的比例，而在中国瓷器中，青瓷又占了绝大多数，白瓷和元青花则数量很少。同时他在统计城内不同区域出土的遗物时注意到，在城内不同的功能区中，所发现瓷器的构成是不同的，例如主城阶被认为是主要作为仓储功能的区域，主要发现的是中国陶瓷，而南部被认为是废品堆放区，出土的主要是当地所产的瓷器。同时他提出，在14～15世纪，输入陶瓷在琉球陶瓷消费品的比例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另外，他在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研究中关于贸易陶瓷组合方面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之后诸多学者在研究时也都开始注意考虑不同类型产品的消长、不同出土单位产品结构的差别等问题，并结合有关的历史背景等因素予以解释。
在对琉球出土中国瓷器分类与分期的基础上，彭盈真首先对14～15世纪琉球各地出土中国瓷器的地域性差别、产品的消费状况、获取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她指出琉球出土的14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瓷器大量增加，且出土地主要集中于大型遗址，以龙泉青瓷为主，元青花则出土于少数大型城址。而至15世纪中期主要出土于首里城，且器类数量较少，并认为主要原因为中山王国控制了贸易资源，其他城市难以维系原有贸易。她进而探讨了中国陶瓷输入琉球的途径，包括赏赐、市舶司贸易及走私贸易等。最后探讨中国瓷器在当地的使用方式，如仿效中国将高档陶瓷作为礼品赠送他国，吸收日本及菲律宾的文化使用华南三彩作为祭祀礼器及随葬品等。还有学者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对琉球各个城址的时代变迁及文化历史内涵演变的探讨。
2.琉球出土的来自中国的输入陶瓷的具体产地。对这一问题日本学者也做了颇多努力。琉球出土中国青瓷中数量最多的是龙泉窑产品，此外还有少量16世纪后半叶景德镇窑的及产地暂无法确定的产品，青花瓷则以景德镇窑的为主。
关于琉球出土的白瓷，有学者提出，琉球发现的14～16世纪的白瓷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和景德镇。田中克子利用博多和琉球出土的白瓷，探讨了宋元时期福建白瓷在博多和琉球的发现，及两地发现福建所产白瓷时代和产品种类的区别。1981年在石垣岛的ビロースク（Birosuku）遗址中发现的一种敛口白瓷碗，为以往所不见，遂被金武正纪命名为“ビロースク类型”，其后在石垣岛桃里恩田遗址发掘时也发现了同类产品，并被森田勉纳入其对日本出土14～16世纪中国白瓷的分类中。金武正纪将这种碗分为2类，其年代集中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1982～1985年今归仁城主郭的发掘中，在遗址的第7、9层中亦发现一种白瓷碗，其特点为薄胎，口沿内端有一圈凹槽，圈足外撇，内底涩圈。因为这类碗未在日本本土发现，只出土于琉球，因此被定名为“今归仁类型白瓷碗”。后来的学者依据口沿形态和施釉方法的不同将今归仁类型白瓷碗进一步分为4类，时代为14世纪中期。2007～2009年，随着熊本大学文学部木下尚子主持的中日联合研究项目《从13-14世纪海上贸易看琉球国成立的原因——以中国福建省为中心》的展开，在福建古窑址的调查中，中方学者栗建安在莆田庄边窑发现了上述第4类今归仁类型白瓷碗，确认了其产地。其他三类则确如此前田中克子推断的，属于连江浦口窑的产品。而ビロースク类型白瓷碗则可以确认为闽清义窑、青窑的产品。此次调查之后，研究者又重新审视了琉球出土的上述两类福建窑场所产的白瓷产品并对其进行了分期，将今归仁类型和ビロースク类型的第1类断代为13世纪后半叶～14时期前半叶，ビロースク类型的2、3类分别断为14世纪初～14世纪中期、14世纪中期～15世纪初期。
3.对琉球出土元青花的研究。龟井明德等从胜连城调查发掘和自1966年以来各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瓷器中，辨别出相当一部分“元样式”的青花瓷；并将其分为2类：一类为“至正型”元青花，器类包括盘、罐、瓶和碗，这一类被认为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另一类则与典型的元青花不同，主要有罐类和碗类，其造型与装饰显示这类“元青花”可能属于明初的外输产品。金武正纪等则着重对今归仁城志庆真门郭遗址出土的元青花及伴出的青瓷、白瓷和黑釉瓷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今归仁城出土的元青花，器类包括瓶罐类残片、大罐、罐盖和常见于菲律宾的青花小罐，并认为此类青花小罐是日本发现最早的元青花实例。之后，龟井明德等又对今归仁城址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所有元青花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指出在今归仁城主郭内出土的元青花数量最多、最为密集，而周边地区则相对零散和稀少，器类上以盘、罐、瓶、香炉、碗等为主，同时还指出琉球的其他城址发现的元青花数量均不及今归仁城址多。柴田圭子等注意到在早年提到的“元样式”青花中，有一部分可以确定为明代前期的青花瓷，因此借助今归仁城的发掘资料，又专门对其中的明前期青花进行了研究，同时试图对元、明初青花作出区分和比较。
4.琉球出土的东南亚陶瓷。琉球古代文献《历代宝案》中记录，琉球国于1425～1570年曾14次遣使前往泰国（Sham）进行贸易，主要目的是转口出售从中国输入的陶瓷器，以换回胡椒和珍贵木材等，这当中琉球扮演了贸易中转的角色。鉴于中国瓷器才是两方都更加偏爱的商品，琉球出土的少量泰国陶瓷器，包括陶器、白釉褐彩器、青黄釉陶器和褐釉陶器等，应当不是作为贸易商品输入的。与此相同的是越南瓷器，亦有少量发现，主要为青瓷、青花和彩瓷，鉴于越南与琉球贸易往来并不频繁，因此也可以判定为非贸易输入品。通过对琉球出土的泰国、越南、缅甸陶瓷产品的观察，其出现于琉球的时间是在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后数量进一步增多，进入16世纪以后逐渐减少，这与文献记载的琉球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状况和发展阶段相一致。
三、小结
琉球与元明时代的中国始终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民间或官方贸易往来关系，琉球大量出土的中国瓷器就是很好的证明。从琉球王国时期的都城首里城及其他时代的城址出土的遗物中，均可以看出当时大量中国瓷器被销往琉球。综观以琉球本土学者和日本学者为主要力量所进行的研究，我们看到他们在对中国陶瓷器基础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上着力很深，包括瓷器的分类、分期与编年，以及对某一类别器物的探讨，追寻具体生产窑场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各个不同时期输入中国瓷器的组合及数量的变化，不同遗址出土遗物所反映的等级差别及消费面貌，以及琉球出土中国瓷器与日本本土出土中国瓷器的差别等。这些研究已经达到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水平，为更进一步的讨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对琉球出土数量较多的福建地区窑场的产品，其当时的航路可能就是从福州出发到琉球，然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经由琉球转口日本。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已被考古发现证明的重要的贸易港口九州，与元代的贸易往来十分发达，为什么到明代又出现了新的发达的贸易路径？从琉球发现的中国瓷器及目前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元代福州港主要对外输出福建地区的产品，所以在元代时琉球很少见到龙泉窑的产品。在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陶瓷出口港是庆元港（今宁波），船舶通过海路到博多（九州一带），韩国发现的新安沉船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到元末明初时可能航路已经发生改变，特别是元末农民起义以后，这条航路就不再通畅。所以元末明初时，相当一部分龙泉窑的产品出口应当是经建溪从福州出海，同时景德镇的瓷器通过赣江进入闽北，运往福州，这条路线也变成了一条比较通畅的陶瓷运输路线。但航路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琉球在东海贸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依然有深入讨论的必要。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综合考虑琉球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并对中国可能的贸易输出港（宁波、福州等）及日本港口的情况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57）的成果之一。
（作者：张荣蓉 秦大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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