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丨郑振铎与百年文学遗产工作
郑振铎与百年文学遗产工作
陈福康
内容提要 科学地继承、整理、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工作，以1920年《文学研究会会章》开宗明义首次提出“整理中国旧文学”为开端的标志，进行至今已逾百年。八十年前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纪念党成立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温这些经典论述很受启发。就中国文学遗产整理研究事业来说，五四运动实际上也是在思想上和学术骨干上准备了此后百年这一工作的基本条件。而在这方面，郑振铎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是今人回顾百年文学遗产工作时绝对绕不过的领军人物。郑振铎从五四运动时起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密切的联系，这些为人淡忘或不知的事实很值得发掘和重提。郑振铎异常杰出的学术贡献、卓越的引领作用和炽热的爱国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我们更不能忘了郑振铎参与领导新中国最初九年文学遗产工作的功绩。
关键词 郑振铎 文学遗产 百年
科学地继承、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工作，以1920年中国最大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会章》中开宗明义首次提出的“整理中国旧文学”作为开端的标志，进行至今已逾整整百年了，非常值得我们回顾一番。由郑振铎起草的该《会章》，是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一起作为新文学运动参加者的工作任务的。这一工作当然从属于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八十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又认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在纪念党成立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温这些经典论述，受到极大的启发。我想，如果就中国文学遗产的科学整理研究事业来说，五四运动实际上也是在思想上和学术骨干上准备了此后百年这一工作的基本条件。而在这方面，郑振铎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
周恩来曾经这样评说过郭沫若：“……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2]这段论述，如果用在郑振铎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郑振铎就是“五四”所孕育的“一代才华”（郭沫若语）。而且，郑振铎在五四时期的起点，是高于很多文学工作者的。因为他当时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这正是他当时和后来能在文学遗产工作中取得杰出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这些事实后来似乎被湮没和忽视了，如今回顾百年，这些事实很值得发掘和重提。
郑振铎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年，从温州上北京读书的。课余，他在住地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的阅览室里，开始大量阅读“社会问题的书”和“俄国文学的书”[3]，并认识了同样也来看书的瞿秋白，成为了挚友。“五四”爆发后，他和瞿秋白都成了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冒着“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4]，积极投身于运动。暑假他回温州，又把北京学生运动的经验带到瓯海之滨，参与发起“救国讲演周报社”，创办了《救国讲演周刊》并发表文章。他还参与发起温州当地最大的新文化团体“永嘉新学会”，提议创办会刊《新学报》，后并被推举为编委。暑假后他回京继续参加运动。11月，日本军在他的原籍福州开枪逞凶并出动兵舰，他又积极参与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和旅京福建各界联合会，[5]并参与主编福建学生联合会的抗日刊物《闽潮》周刊和主编《闽江新潮》半月刊，[6]呼号斗争，“奔走忙碌得了不得”[7]。
而当时郑振铎最重要的工作，是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郑振铎主编），《发刊词》便是他写的。[8]《发刊词》强调社会改造，提出“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按，即“民主”的音译）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最进步的，也符合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创刊号一出，他便携刊拜访陈独秀，听取指示，并在陈独秀的启发下写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三期）。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九期）中，他指出青年们应该“去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在第十二期发表的《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中，他再次号召：“我亲爱的同学们！去！到田间和工厂里去！”反复强调要记取辛亥革命脱离工农的历史教训。
郑振铎还在《新社会》上发表了不少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必然被推翻的趋势，和论述世界各国社会改革运动的论文。如在第十一期发表的《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中，高度评价了“信奉马克思的国家主义”的“俄国的广义派”（按，这是当时对“布尔什维克”的不甚妥确的意译），指出“这种主义，实在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有许多人称他们为过激派，确是不对”。最值得提起的是，1920年4月国际劳动节三十周年前夕，为配合中国工人阶级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庆祝该节日，他还特地把《新社会》第十七至十九期（分别于4月11日、21日与5月1日出版）连续都办成了“劳动号”，并写了好几篇有关“劳动问题”的重要论文，论及推翻剥削制度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正式诞生之前，一个青年学生这样提出问题，可谓石破天惊！
郑振铎当时还在论文中公开地大力号召新文化运动者向马克思、列宁学习。[9]他很早就翻译、发表过列宁的文章，[10]还与耿济之最早合译了《国际歌》歌词。[11]这些都印证了毛泽东说的：五四以后的文化生力军开始有了“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12]。
《新社会》连出三期“劳动号”后，北洋军阀当局惊恐万分，便以“主张反对政府”[13]的罪名把它扼杀了。其实早在该刊刚创刊时，远在南方的浙江“督军”和“省长”就在11月27日密电“大总统”“国务院”“内务部”“教育部”等处：“如《新社会》《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书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无不以改造新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将使一旦信从，终身迷惘。”而所谓“国务院”在12月2日即密令各省“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等：“此种书报，宗旨背谬，足为人心世道之忧。……应即随时严密查案。”[14]这些密电咬牙切齿地把《新社会》列于许多刊物之首，正是它的光荣。而《新青年》杂志则称它“是现在一个最有进步最切实的杂志”[15]。毛泽东的老师（后来的岳父）、北大教授杨昌济曾在日记中详尽地抄录了郑振铎写的发刊词。[16]《新社会》被禁后，郑振铎等人不畏强暴，继续创刊了《人道》月刊。
与《新社会》同时，北京还出现了一本由郑振铎友人宋介主编的《曙光》杂志（该刊后来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宣传阵地）。郑振铎参加了“曙光社”（宋介后来也参加了郑振铎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对该刊的编辑工作也作出重要贡献。例如，现在研究者公认该刊从第六期起发生很大转变，登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译文，而郑振铎就正是从这一期开始发表文章的，而且一次就发表了从国外的《苏俄》《劳动周报》等刊物上翻译的三篇文章，并加了按语，分别论述了苏俄的军事、生产和文化状况。
除了上面提到的，郑振铎在五四时期还参加或组织了好几个进步社团。例如，1920年春他和郑天挺等福建籍学生组织了“S.R.学会”（Social Reformation，意即社会改造）。8月，周恩来率邓颖超等天津觉悟社社员赴京，请人道社（郑振铎是负责人）、曙光社（郑振铎是社员）等四团体在陶然亭开茶话会，李大钊亲临指导并提议成立了名叫“改造联合”的组织。9月，郑振铎与罗敦伟等组织“批评社”，随即他主编《批评》半月刊，发表了《新的中国与新的世界》等文。同时，他与易家钺等发起“青年自立会”。最重要的是，他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秘密组织的活动，“经常的在北大图书馆或教室里开会”[17]。这个秘密组织应该就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在1921年3月30日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上，他与李大钊一起被选为出版委员。[18]
更少为人知的是，郑振铎当时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杂志，甚至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留下了光荣的印痕。例如，在1921年2月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上，瞿秋白发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就提到《人道》是一本“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的“最受欢迎的”杂志，并代表《人道》等“向俄共（布）党表示衷心的敬意”。[19]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作《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其中就提到《曙光》，并特别提到该刊所登载的译文。[20]
郑振铎在五四运动时不仅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后来成为周恩来、朱德入党介绍人的张崧年也熟悉。“五四”以后，郑振铎继续长期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保持密切联系，如瞿秋白、沈雁冰、张闻天、恽雨棠（陈云的入党介绍人）、邹韬奋（逝世后中共中央追认为党员）、夏衍等人，还有一些当时更其秘密的特别党员如胡愈之、胡咏骐等人，都是他亲密的挚友。限于篇幅就不多写了。
有人说，郑振铎在解放前不过是一个埋首书斋的宁静文人和退居学者，因为谨守文学本业，所以才在学术上取得了成绩。又有人认为，郑振铎热衷于社会活动，而学者一旦参与政治，其学术就必然不足观矣。这两种观点互相矛盾，本质却一样荒唐和不合事实。对前种说法，上述五四时期的事实已足以证明郑振铎不是那样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不是那样的人；对后种说法，我们有必要谈谈他在文学遗产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和引领作用。
首先我认为必须强调指出，郑振铎是我们回顾百年文学遗产工作时绝对绕不过的一位重要人物。曾有人完全无视郑振铎，而试图对新文学运动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作出“宏观”高论，这种所谓的“整体观”注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和正确的。
郑振铎是最早提出“整理中国旧文学”的人，而且以身作则，从那时起就一直从事这一工作。1921年1月，《小说月报》在郑振铎大力协助下进行了改革，在卷首《改革宣言》后紧接着刊载的第一篇文章是郑振铎的《文艺丛谈》，第一句话就指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他甚至将整理中国旧文学这个重大责任置于介绍外国文学之前。1922年他在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发表重要论文《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21]，更详细而全面地阐述了一系列创见。
他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整理也是相当全面的，既有宏观的论述，也有具体的梳理，而且工作极其勤奋和极有成效。例如，他最初从最早的《诗经》以及历代有关《诗经》的专著开始着手。长篇论文《读毛诗序》发表于1923年1月他主编的《小说月报》，长篇书目提要《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发表于同年3月该刊。他还为初学者开示了研究《诗经》非读不可的十本书目。[22]他的这一工作不仅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是最早的，也不仅显示了他在传统文献学上的功力，更不仅仅局限于《诗经》本身，而是带有新方法论的示范的，影响很大。[23]
当时郑振铎做过很多种类的整理工作。如1923年他着手撰写《中国文学者生卒考》[24]。1924年1月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书目提要《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1925年10月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长篇书目提要《四库全书中的北宋人别集》。1926年他又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年表》《中国文学名著叙录》等等。虽然有些大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没有最后完成，但也都作了首创和示范。他也开始向古典文学的各个领域拓展。如在古典戏曲方面，1923年7月《小说月报》上他发表了《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书籍》。他还编撰过《戏剧家索引》《元曲叙录》等等，还想编撰一部《中国戏曲总录》。对古典“折子戏”的整理，也是他最早提出和最早做的。在古典小说方面，1925年5月起他在主编的《鉴赏周刊》上连载发表《中国小说提要》，说“颇有野心欲对于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同时，他还编选出版多卷本《中国短篇小说集》，得到鲁迅的赞许。[25]在古典诗歌方面，除了上面说过的《诗经》外，1923年5月《小说月报》上他发表书目文章《中国的诗歌总集》，还打算编印《中国诗人丛书》等。对古代民间讲唱文学，他发表和出版《佛曲叙录》《西谛所藏弹词目录》等。即使在被迫出国避难时，他也发表了长篇研究报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
以上简单列举了1920年代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遗产方面的全方位的工作和成果（还没有涉及他在标点、序跋、编选、影印等方面的大量工作），因为那时无疑是一个拓疆开荒的年代，其历史意义显然也就更大。他在那以后更是继续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刊主编著名的《世界文库》、抗战时期抢救民族文献等等），限于篇幅只能不多写了。
郑振铎是文学遗产领域最杰出的劳动模范，一生除了整理出版大量古典文学作品以外，仅仅从他发表出版的有关撰著的字数上来看，也可看出他的异常勤奋。[26]他发表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单篇文章，总字数约三百多万言；他更撰著了共计约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专著。[27]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要求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28]的呼吁，也是他最早发出的；他并身体力行，全方位从事了文学史的撰著工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一共撰写出版过四种文学史：一是四大册《文学大纲》，为世界文学通史性质，其中约四分之一篇幅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为断代专题文学史性质；三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册，为文学通史性质；四是《中国俗文学史》二册，为分类文学史性质。关于这四种文学史的开拓性的意义，已有很多论文专著论述过了，这里也不多写。“五四”后的新文学工作者，以一人之力作出如此成绩的，无出其右。
郑振铎也一直是“五四”以后我国文学遗产工作队伍的领头人。他除了在很多论文中发出“提议”“呼吁”，在一些学术性社团和他任教的学校里带头组织研究工作以外，在新文学运动三十年中他还曾主编过三个全国性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因为很有象征意义，故在此一提。
1923年10月，郑振铎在他主编的《文学》周刊上发表了《小说月报第十五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号征文启事》。经过三年多的筹划和编选后，于1927年6月作为《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分上下两册出版。这可视作我国新文化史上文学遗产整理研究实绩的第一次集中检阅，意义非同一般。该专号的“卷头语”和打头论文《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都是郑振铎写的。这篇二万余字的长文是他的又一篇关于文学遗产研究的指导性论文。该专号作者约四十人（有些作者如郑振铎自己是一人发了多篇），其中有陈衍、梁启超、陈垣、吴梅、谢无量这样的老学者，甚至还有外国汉学家卫礼贤，更多的是郑振铎的同辈人如沈雁冰、郭绍虞、许地山、俞平伯、汪馥泉、刘大白、张友鸾、欧阳予倩、易君左、汪仲贤、严既澄、陆侃如、滕固、伍叔傥、梁绳祎、钟敬文、台静农、朱湘、吴文祺等等，还有现在已几乎被人遗忘但成绩不俗的徐嘉瑞、刘经庵、许文玉、梁绳祎等研究者。这样的专号是当时唯有郑振铎才能编出来的。而这又是在他因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变而被迫出国避难之际出版的，可以想象，如果不因为他匆匆出国这个专号可能编得更好。
1934年1月，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月刊面临国民党当局严重的政治压迫，于是他与鲁迅、茅盾紧急商量，并睿智地提出用连出四期专号（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的奇招来应对。6月1日出版的《文学》第六期就是他一生中主编的第二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该号卷首所印的大量明刊戏曲小说的书影不用说都出自他的藏书。一开头的“文学论坛”四篇论文，均是他化名所写。他还用本名和化名发表了五篇长文。“论坛”第一篇是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这又是一篇指导性的重要文章。他指出新的时代要求“新鲜”“有用”的研究，对古代作品必须发掘“新意”，提出“新的问题”，特别是“应注意到其所以产生的社会的因素”。“论坛”第二篇《中国文学的遗产问题》，首次用了“文学遗产”这个术语。在他写的《元明之际文坛概观》《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净与丑》等长篇专题论文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努力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文学遗产。这得到鲁迅多次高度称赞。如6月2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便说：“本月《文学》已见，内容极充实，有许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柢的。”由于这期专号的出版带有政治斗争“应急”的原因，所以郑振铎一人（用了八个名字）就发愤写了九篇文章。[29]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般的壮举！同时，他还是邀集了三十来位研究者，如刘半农、郭绍虞、朱自清、俞平伯、夏承焘、顾颉刚、魏建功、向达、赵景深、赵万里、洪深、贺昌群、乐嗣炳、龙榆生、吴文祺等等写了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指导和发表了他在北平的学生吴晗、霍世休、张全恭、林培志、李满桂等人的论文，充分显示了他对培养新人的重视。
1947年9月，郑振铎在主编政论性周刊《民主》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后，又以他主编的《文艺复兴》月刊的名义筹划第三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该专号从1948年9月起在内战烽火连天、物价飞涨的年头艰难地分三册出版（第三册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才问世的）。发表了他自己和马叙伦、闻一多、朱自清、郭绍虞、王统照、徐调孚、赵景深、冯沅君、隋树森、余冠英、吴晗、王瑶、林庚、季羡林、李嘉言、严敦易、吴晓铃、林焕平、董每勘、关德栋、于在春、黄裳等等三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论文。引人注意的是，他在这期专号上还发表了莫洛、唐弢写的研究现代文学的文章。
总之，郑振铎主编的这三个专号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是对“五四”以来三十年文学遗产研究成绩的三次检阅。他邀约的都是当年最前沿的研究者，包括一些新生力量，虽不能说囊括无遗，但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比较完美地代表和反映了解放前文学遗产研究领域的水平。同时，自然也显示了他这位领军人物的风采。
这里再要强调指出，郑振铎一生的学术活动，都与他投身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抗日救亡运动、民主运动等等密不可分。例如1925年的《小说月报》每期连载他的《文学大纲》，但在第六期就缺了，而在该期的《最后一页》中有这样的说明：“因作者正从事于某一件要务，一刻也不能有提笔的工夫。”这个“要务”就是他奋不顾身投入的五卅运动。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进步的政治活动，更促进了他的学术活动。例如，他原本要写三百多万字超大型《中国文学史》，因日本侵华而难以从容撰著，甚至连已出版的其中一本《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也被轰炸毁版，于是他就拼命撰写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作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强反抗。
郑振铎参加政治活动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例如1945年底他参与缔造政党性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后，就曾在《文汇报》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这一点：“我最希望能够安定下来看点书，或是写点东西，不要有什么来分我的注意，……但是现在的事实如此，也就不得不做点分外的事。这是关系千百年的大事，谁又能视如无睹!”[30]旧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落后的研究条件，紧张的政治斗争，当然影响了他在学术上取得更多的成绩；但他一直称自己所处的是“大时代”，自豪地认为“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他在1920年代说：“大时代不是一日一夜所能造成，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造成，我们有我们的一分工作，我们不能放弃了我们应做的工作！”[31]在抗战时期他更说：“书生报国，毛锥同于戈戟。民族精神之寄托，唯在文化艺术之发扬。历劫不磨，文事精进，乃可卜民族前途之伟大光荣。埃斯库罗斯讴歌于波斯战争之中，但丁宣扬意大利民族精神于曙光将临之际，歌德与席勒亦于日尔曼民族苦斗之时扬声鼓舞其同俦。司马迁作《史记》于汉与匈奴争长之时，章太炎所著胥写于辛劳忧勤之中。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我民族光荣之建设，正息息在牺牲与奋斗中迈进。”[32]他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承担了十分繁重的各种公务，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文学遗产方面的工作。这里限于篇幅不谈他个人的研究写作和编书印书，只论述他在国家文学遗产工作上的工作和贡献。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他即被推举兼任全国文联研究部的负责人。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他又被推举兼任古典文学部部长。因此，早在1949年底郑振铎就组织了一个古典文学整理委员会。[33]1951年中央文学研究所（今鲁迅文学院前身）的创办，他是主要推动和决策者之一。后来他不仅亲自去讲授中国文学史，而且还推荐、指令叶圣陶等人去上古典文学的课。1953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他是创始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该所主办至今的最权威的研究专刊《文学遗产》《文学评论》都是他最初开始创办的。[34]1954年北京成立专门的古籍出版社(后于1957年并入中华书局)，他也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1957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是他最早提议的，后并任该组织的文学组组长。因此，直到他为国牺牲，在新中国最初九年间他实际一直是全国古典文学整理研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发表了不少关于文学遗产的重要论文，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建树。首先，他明确地反复强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之下才能做得好，做得成功的。故古典文学研究者，首先必须刻苦用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译东思想。否则，便都要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的。”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像太阳似的照耀在天空；一切古代作品放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便会看得更明白，更正确，不会变形，更不会变质。”[35]他的理论气魄更为宏伟，心中目标更为远大，经常为党和政府制定有关文化政策作出贡献。例如，1950年11月27日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接见代表时提出了戏曲改革的任务，要求戏曲工作者以歌颂人民、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教育人民的戏曲来报答人民，从而把人民的力量鼓舞得更雄伟；而就在同天的《光明日报》上，作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领导成员的郑振铎发表了《接受遗产与戏曲改进工作》，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对戏曲改革的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提出了“有计划的改进旧戏，稳步的改革其演技，删改补充其剧本”的改革方案，并指出“旧的剧本，旧的演技，也尽有可以为我们所接受的遗产在。那末丰富的遗产，宝贵的人民大众的智慧的结晶，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的力量去发掘，去发现，去研究，去接受的。”不久，由周总理签署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就吸收了郑振铎的有关意见。
毛泽东在1956年明确提出“古为今用”的方针是郑振铎衷心拥护的。1957年郑振铎受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委托主编内部刊物《政协会刊》，在4月出版的第二期上即发表了具有新时期开拓性意义的《整理古书的提议》。他指出“有很多重要的古书，我们还没有动手去整理。这是一个很大的空白点”。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鼎有三只足，学术研究和创造发明也有三只足——一是现代科学，二是民族文化遗产，三是外国文化遗产，缺一不可。“学术研究、创作或发明是要在古今中外的知识、学术的累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他强调民族文化遗产必须抓紧整理，“否则，会阻碍了我国学术的突飞猛进的前进速度的。”他提出，整理古籍应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选择最好的，即最正确、最可靠的本子，加以标点（或句读），并分别章节，加以必要的校勘，附以索引。第二，搞“集注”。第三，搞“新注”。他说：“第一阶段工作是最需要，完成之后，便可以进入第二、三阶段的工作了。这是'千秋’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这三种版本的古代经典著作，将是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他在这里说的古书，自然包括史学、哲学等等（他在该文中最早正式提议国家组织标点整理《二十四史》《十三经》[36]），但文学是其中重要部分。在他郑重提议下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筹备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37]
1958年3月18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古人为今人服务》，批评了那种“为古典文学而古典文学的思想”，指出：“从前做研究工作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山事业’，现在则必须'为人’，必须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为人民的需要服务，为工农兵今天的需要服务。”他又一次提出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光”来编写新的古诗选、古文选，又一次提出“一定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版本”的《十三经》《二十四史》等一系列古籍校勘、标点、整理的本子。
他更强调阐扬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并提出应该普及古典文学的重要意见。1953年10月2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指出：“所谓古典文学遗产，就是指的那些有不朽的人民性的、现实主义的、至今还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他们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着当时人民的喜怒哀乐，替广大人民叙说出他们所希望的，所祈求的，所反对的，或所憎恨的心情。”他强调“古典文学研究者们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做好古典文学遗产的注释工作乃是一切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必须用全心全意来从事的长期的事业”。他认为“广大人民是迫切的需要享受、消化这些丰富的遗产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要把古典文学遗产从重重的迷障之中解放出来，交给广大人民享用。”他对整理、注释等工作提出很多具体的意见，把注释工作提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上来认识。
尤须强调指出的是，他后来对过“左”的一套思潮和做法表示了反对。在他逝世前一段时间，文化领域有人在“反对厚古薄今”的借口下，对一些严肃认真的研究者（包括郑振铎）开始了不公正的“批判”。当时郑振铎诚恳地检讨了解放前自己的学术思想，但在理论原则问题上并未盲从，而是敢于提出正确的观点。例如，从1953年起他主编影印规模巨大的《古本戏曲丛刊》，前三集基本上是每年出一集；出到第三集时，他在序中透露有人对这一工作“有了意见”；到第四集就迟迟出不来了，但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在他牺牲那年出了第四集。他在牺牲前二天写成的序言，也就成为他一生最后一篇有关古典文学的文章了。他在该文中指出：“像这样范围狭窄得只是供应专门家们研究参考的书籍的印行，在此时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普及是当前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普及工作的本身就在不断的提高。'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原则性的指示。看不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事业的迅速向'提高’发展，就如同忽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的普及运动浩浩荡荡的进军的绝大的气势一样。……所以，在'普及’的同时，'提高’并不能加以忽视。它们是车的二轮，鸟的双翼。有矛盾，但会迅速地统一，而且必须统一的。我们不能说，印行少量的这类戏曲集了便是'提高’工作之一。但不可否认，乃是为'提高’的研究事业准备的条件之一。”这段话在现在看来好像也无特别精彩，但如果联系到1958年秋天的背景和氛围来看，就不难体会到他写下这段话是具有很大的理论自信的。这不仅是辩证地阐明了普及与提高、研究与实用等的关系，而且是对当时“左”的思潮的一种抗争，体现了一位成熟的文学遗产工作者的品质。
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百废待兴的年代，郑振铎就提议编辑出版有关古典文学丛书。后来，他更亲自制定了新中国最初的古典文学整理出版规划。他在1958年1月5日日记中记：“整理书单，分为五种：基本丛书凡360种；文艺干部必读书凡120种；应加以精工整理的，凡60种；一般文艺青年及干部必读的读本凡52种；内部参考丛书凡16种。似此加以一番整理，足窥全貌；并可看出轻重缓急来。”这是他为国家古籍整理小组提供的书目，今在他的遗稿中也能见到。在他的日记与手稿中，我还看到在1958年春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整理撰写了《唐人文集目录》《宋人文集目录》《元人文集目录》《明人文集目录》《清人总集目录》等等书目；此外还见有《清词集（附词话集）目录》《清诗文评目录》等等，以及《徵访宋人集目录》《徵访元人集目录》《徵访丛书目录》等等。这是何等勤奋的工作！郑振铎参与领导新中国最初九年文学遗产工作的功绩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1]《毛泽东选集》一卷袖珍本第66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2]《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3]郑振铎《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1947年4月5日《文汇报》。
[4]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1949年7月28日《文汇报》。
[5]如1920年1月29日北京《民意日报》的《国内要闻》便报道了郑振铎等六位福建各界联合会代表赴东堂子胡同外交总长陆征祥家请愿的消息。
[6]此事长期湮没。《闽潮》（今未见）于1919年12月21日创刊，1920年2月1日出第五期（该期发表郑振铎《中日亲善之研究》），此后出版情况不详。该刊后来重组，改出《闽江新潮》（今亦未见），1920年4月1日创刊，当是郑振铎主编，创刊号首篇即他写的《我们以后怎么样？》。此后出版情况亦不详。
[7] 1919年11月26日郑振铎致张东荪信。见1919年12月8日《时事新报》。
[8]该刊1919年11月1日创刊，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以学生为主，成立于1913年11月，原带有宗教性质；此时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减淡，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参加进去，更将它改造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社团。郑振铎并担任了该会的编辑部部长。
[9]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1921年6月1日《新学报》第二期。
[10]如郑振铎在1919年12月15日《新中国》第八期发表所译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和《对于战争之解释》，1921年11月5日在《时事新报》发表所译《李宁的宣言》。
[11]先后发表于1921年5月27日《民国日报》，和9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
[12]《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袖珍本第653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13]郑振铎1920年5月20日致张东荪信。见1920年5月25日《时事新报》。
[14]见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一〇〇二）51］。原件今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5]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六期所刊广告。
[16]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
[17]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1949年7月28日《文汇报》。
[18]据当时混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的内奸关谦写给北洋政府的秘密报告。原件今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167页，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20]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出版。
[21]发表于1922年10月1日《文学旬刊》。
[22]见1923年5月《小说月报》通信栏。
[23]当时钱玄同读了《读毛诗序》，就给郑振铎写信称赞“极好”，有读者来信赞扬“这是何等的胆识”，有读者称“仿佛放了一线光明，就用一付新的眼光去读国风了”（均见1923年6月《小说月报》通信栏）。钱玄同在日记中也写此文“甚好”。顾颉刚后来将此文收入《古史辨》第三册。在第二年6月的《小说月报》上郑振铎又重发此文。
[24]其序言发表于年底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刊，并从翌年1月开始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
[25]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中赞誉此书“扫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
[26]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编辑出版过好几位新文学大家如胡适、郭沫若、朱自清等人的古典文学论文集，其中郑振铎两册相对较丰厚，而且他生前自编出版的三册《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容都未收在这两册内。
[27]《文学大纲》外国文学部分，以及《文学大纲》和其他几部书的插图所占篇幅均不算字数。
[28]见1922年9月11日《文学旬刊》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
[29]除了这八个名字、九篇文章外，还有人认为该期的三篇书评和三个化名也是他的。
[30]见《胜利中国的瞻顾》，1946年1月7日《文汇报》。
[31]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
[32]郑振铎《〈中国版画史〉自序》，1940年1月《文学集林》第三辑。
[33]见叶圣陶、宋云彬、王伯祥等人日记。参加者除这三人外，还有钱锺书、俞平伯、杨振声、林庚、钟敬文、黄药眠、魏建功、浦江清、赵万里等约二十来人。
[34]《文学遗产》的前身是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于1954年3月1日创办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创刊号上即以显著地位发表郑振铎的《影印〈古本戏曲丛刊〉缘起》。《文学评论》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于1957年3月创办的《文学研究》季刊，创刊号上即发表他的重要论文《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35]郑振铎《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1953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36]其实郑振铎早在1934年1月他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发表的《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中，就提出过要整理、标点《二十四史》。
[37]见1957年6月30日郑振铎日记。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21年第3期，此据作者word版原文，引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21年第3期，此据作者word版原文，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陈福康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