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泉、广贸易港口轶事：舌人与牙侩，阅货宴与送行宴等|蒲寿庚|泉州|市舶司|蕃商

　　

　　所谓佚事，即正史所不载者。大量珍贵史料，散见于私人文集。本文以轶事命题，原因于此。宋代泉、广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康”，以明其为国家物资财源之所在。太平兴国初（979年）“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泉州”贸易。乾道元年（1165年），有奏者曰：“福建（泉州）广南（广州）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实宜”。则知宋代泉州，广州实为全国最大对外开放贸易港口。

　　这里几经贪纵、凋敝和改革、繁荣。一旦所用非人，则港口凋匮；所用得人，则港口繁荣。为此，最高统治者选择商港官吏犹为审慎。考述此二海港兴衰过程。具有普遍性意义。今择取典型材料，权作杂考。

　　宋代蕃舶之入泉、广港口，“其来也当夏至之后“。为保护泉广海道之畅通，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逻力量，加强澎列岛的戌守，对澎湖列岛“初则每遇南风，遣戌为备”。于是，“春夏遣戌，秋暮始归”。不胜劳扰。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太守汪大猷派巡检官兵在澎湖列岛“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在澎湖列岛长年戌守，有效保护泉、广对外贸易航道。

　　蕃舶进港靠岸，先有“舌人”除旋其中。所谓舌人，据宋人记云，“有善道远方之言，可以合夷会戎，交蛮接狄，与中国之人市易而能不乱者”。则知“舌人”即翻译人员也。广州则每当“提舶风期隽明，德宇宏达。海濒遐远，斡奇货于舌人”。在泉州，乾道八年，（1172年）巡逻海上的左翼军错捕两艘真腊（今束埔寨）商船；太守汪大猷在确认其为真腊商船后，“即使尽入来远驿。所贩黄腊偿以官钱，命牙侩旬日间遗行”。则知泉州有以牙侩为翻译人员者。牙侩、舌人对开放港口之作用一斑可见矣。宋代泉，广之“请建蕃学”，培养舌人当是其职责之一。

　　

　　继舌人斡奇货之后，便是市舶司阅货征榷。市舶司为怀远劳来，设宴犒饩，谓阅货之宴。在广州“凡舶至，帅（经略安抚使）、漕（转运使）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阅货之宴，蕃商按例呈上舶货样品，然后市舶官吏阅货征榷，此谓之呈样。名曰呈样，实为馈赠阅货官吏之礼物。呈样弊端，为市舶官吏之公行，阅货为蕃商虚荣之举，而阅货之贿则为市舶官吏之大宗收入。此外，抽解货税，禁榷专卖等亦在阅货之时进行，货价出于市舶官员，报价亦出于是，吏有甚者曰强买、乾没。

　　在泉州，“郡为蕃商之会，每舶至；检视者得利不资”。在广州，“阅货之宴，私彼珠肌”。故洁身自好之郡守或市舶官吏，不参与阅货之宴也。刘颖知泉州，“泉土富乐……蕃舶至，旧与提举阅视，公不往，第遣职官喻曰；货不如买也”。有甚者，港口官吏或则拒绝举行阅货抽解，以待新郡守至，实为一尘不染之良吏也。赵汝鐩“移漕广东……舶至，吏请抽解。公日：“以俟新使者”。方蒙仲知泉州“摄郡兼舶……舶至，吏请按视。蒙仲曰：以待新候”。更有锐意改革之良吏，在广州“罢阅货之贿”。在泉州“饮贪泉不易其心”，“罢货宴无名之费，傥逃旷以报使命”。。

　　蕃舶之离去，复有送行之饯别宴。每岁十月，当此冬信风，蕃舶行将鼓楫南归。与之饯别也。广州“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宋会要》记每岁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排筵宴……犒设诸国蕃商”，“尝因犒设，蕃人大集”。十月犒设蕃商之饯别宴，排场可观。广州洪适在海山楼主持筵宴，作《设蕃乐语》云，“南越（广州）建邦，夷落珍奇之凑，北风应律，正舶商发之期。惟朝家申来远之恩，故会府举示慈之宴……舩交海中，何啻四十余柁，钱流地上，无虑数百万缗。当其整楫之时，爱共肆之乐”。在另一次《设蕃致语》云，“及今束装之时，宠之樽俎。晞阳之思既洽，藏市之愿可知。卉服氈衣，已盯睢而就列。夷歌胡伎，盖兰阇以同欢”。可见，饯别宴是举“会府”参加，且有就筵诸蕃客，亦表演其歌舞者，或则附以教坊歌舞以助兴。

　　泉州未见送行宴记载，依宋例容当有之。《福建通志》云，泉州宝觉山，旧有“天风海涛楼”，“楼为蒲寿庚建，以望海舶”或为宋市舶司迎送蕃舶之所。但泉州西门外九日山海交祈风摩崖石刻及文献记载之丰富，则又为广州望洋矣。

　　

　　宋代泉、广二州，既是开放港口之地，四方射利，利之所在，地方官吏多冒死钻营。违法贪暴，比比皆是，严重破坏开港贸易。择其数列于下。《鸡助集》云，杜纯“改泉州参军，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吏私与市者，价十一二售，幸不谁何。遍一州吏争与市”。《宋会要》记嘉定十二年（1220年），“泉、广舶商寝少，皆缘克剥太过”“。《齐东野语》云，广州“市舶尽利而蕃夷怨……以专使之请，夺蕃商之利”。《后村先生大全集》载，赵孟传知泉州，“彼愚民以命易货于鲸波万里之外，幸登于岸，重征焉，强买焉，或陷之罪面乾没焉，商贾失业，民夷胥怨”。不是所有贪官都是天生的，不少人是受物质引诱而亦步亦趋的。陈辉知广州制云，“番禺（广州）为一都会，犀象珠玉之凑，见者惑之，贪泉之诗所为作也”。绍定间，知泉州真西山则云，“盖泉之为州，蛮舶萃焉。犀珠宝货，见者兴羡”。为此他们都力戒僚属，勿为利所汗污。

　　

　　四、廉洁官吏与港口弊政改革

　　有宋一代，以廉洁自守之海港官吏也大有人在。或则谆谆告戒其僚属，勿贪勿暴；或则进而改革弊政，严惩贪纵，恢复商港生机，择其数例于下。泉州太守关咏与司法参军杜纯，在“遍一州吏”与胡贾争市利时，关咏“与公不买一毫”。宋应先通判泉州，“监泉州市舶务，居是职者，率与贾胡交贿，君独玉雪自将”。绍兴间，汪藻知泉州“海舶次泉，阇婆国王附送龙脑数百两为公寿。公却之或曰：异国之王因舶商致万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饧送公帑，一铢不取”。陆沅“提举福建（泉州）市舶……初通判泉州者，尝有所请，以法拒之”。赵彦候“改南外（泉州）摄郡兼舶……舶琛满前，吏以例进，笞而却之””。林孝渊“提举（泉州）市舶，按收舶货，吏循例取脑一厘以纳。孝渊厉声曰：公则官物，私则商货，何例之有？斥反舶库“。钱之望知广州，“珠香翠毛，不买一钱……寻知隆兴府，蕃汉攀路涕泣”°。诸如廉吏，不烦赘述。

　　

　　五、朝廷之禁令与海港官吏之选择

　　宋代政府垄断海外贸易，严禁官吏经商。太平兴国初（979年），“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泉州…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又“诏市船司监官及知州、通判等，今后不得收买蕃商杂货及违禁物色。如违，当重置之法“，或如违禁，则“知、通诸色官员，并市舶司官并除名，使臣决配，所犯人亦决配”。嘉定间，“乞严饬泉、广二司及诸州舶务，今后除依条抽分和市外，不得衷私抽买，如或不悛，则以赃论”。前已述泉州太守关咏与司法参军杜纯不介入“遍一州史争与市”，后事发逮狱，太守关咏亦以“不觉察免官，且檄参对”，则知法令之严厉，但利之所在，严令屡申，贪纵照行。

　　为杜绝开港地方官吏之贪纵，稳定国家的财源，宋皇帝任用泉、广二州的太守和提舶特别审慎。绍兴间，“高宗皇帝以广南舶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择人士修洁者为之”《卓梦卿广南提舶》云：“郡有夷琛，众争贱买……此予命汝以贴识，送尔以皇华之意也。否则互市岂无他人，及以烦前御史哉！”南宋皇帝特别重视泉州太守的任免，曾云“况温陵大邦，甲于闽部。蕃汉杂居，狱市难扰，而使衰瘁当之，必见阙误”。胡侁知泉州，皇帝勉之云：“朕惟温陵邑屋繁雄，军府殷实，素号闽之乐土，今之郡犹昔之郡也。而谈者类曰：凋匮不可为。安得一廉平之守往佩二千石印绶……（尔）淡泊如此，推以治郡，必能励冰檗之操，变珠犀之属。必能还殷富之旧，而冼凋匮不可为之谤矣。“赵孟传提举福建（泉州）市舶兼知泉州，皇帝勉之曰：“互市置使，非宝远物也，所以来远人也。后之居是官者失其意……朕弄印久之，不知所付。尔清吏也，明使指近属也。知朕意集台之选，无以易尧玉之在郑商者可勿买，珠之去合浦者，可复还矣”。又吴洁知泉州，皇帝勉之曰：“朕谓民夷杂居，惟仁可以得众……珠犀点流，惟清可以范俗。此皆尔所习知面素讲者。勉之哉”。泉、广知州、提舶与宋朝廷的利害关系，于此一斑可见矣。

　　

　　六、招邀蕃商与商之冒充使臣

　　宋朝廷为来远人，通远物。实行奖励外商政策。其一，授官外商。《宋史·食货志》有“绍兴六年（1136），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邀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官啰辛贩乳香值三十万……各补承信郎（从九品）”。泉州发现雕刻阿拉伯文字和汉字的“潘总领”墓碑。“总领”为南宋掌措置移运应办诸军钱粮之官。此墓主当是被授“总领”之阿拉伯人。居泉州之阿拉伯人蒲寿庚之父蒲开宗，亦因贸易有功，授官“承节郎”“。蒲寿庚则因击海寇有功，授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又文菜发现公元1264年“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石碑，墓主当是外国人因贸易有功授官泉州。其二，允许蕃商越诉。规定“巧作名色，违法抑买……许蕃越诉，犯者计赃坐罪”。虽许越诉，且多有不利焉，故贪暴照行。其三，设置蕃坊。“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在泉州，则表现为蕃汉在城外杂居。宋朝廷对外国政府之进奉，回赠以相当之礼物，因此导致一些蕃商为利诱惑，冒充使臣而至。此类事甚多，引起宋政府的充分重视。

　　宋代泉、广利用外资建设亦有数例。淳熙中，林湜“知泉州晋江县，州分造战舰，公曰：……何忍敛百姓，将舍去，诸蕃义公之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邹应龙知泉州，“郡城故卑薄，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簿录”系蕃商或犯法，财产充公入簿录。《广州重建清海双门》记云：“是门之役最巨，视福、全（泉）、建安加壮丽焉。然福资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贾胡。惟公自用节缩余力，不以靳人”。则知宋代泉州清海军门为蕃商捐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