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中有刀,拙中有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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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中有刀,拙中有巧
方圆
直曲
粗细
残全
藏露
涩滑
作为艺术的构成因素章法、字法、笔法和刀法不是那么能机械的分开的,往往是相互渗化融汇,如笔中有刀,刀中有笔,拙中有巧、巧中有拙。为了阐述得具体而简明,兹就其表现形态,以方圆、直曲、粗细、残全、藏露、涩滑等六方面为内容作一略述。
在结体与笔法上均采用细劲圆转一路的,如徐三庚等,更是巧出,似有舞女翩跹之感,惜中年以后巧得过份,便成了一种油滑的“习气”了。
近代作家以拙为主的吴昌硕,以汉印方正一路为基础的拙,同时吸取了浙派的刀法,取邓石如以书入印的精神,融汇石鼓钟鼎瓦甓等文字,以迟涩笔意熔于字态的方圆之中,使刀笔中具有巧意,形成浑朴苍拙中有灵巧生动之笔(汉印中以方为主如“邓齐”,方中有圆的如“朔方长印”,方圆结合如“织室令印”,近人以方为主者如吴昌硕的“高邕之”印,圆者为主的赵之谦的“朱氏子泽”)。
明潘梦泓《印章法》中说:“汉篆玉箸端庄”、“壮健如铁枪铁棒。”但若过直则少变化少情味,明杨士修说:“纵之流弊则直,直者,经而少情。”曲的线条变化较多,如大小篆结体与笔画以曲线为多,如毛公鼎、散氏盘、石鼓文等、“随体诘出”有圆转之美,杨士修赞赏“转则远而有味。” 英国画家荷加斯在《美的分析》一书中读到波状线、蛇状线能赋予美以最大的魔力:“蛇形线是一种弯曲的并朝着不同方向盘绕的线条,能使眼睛得到满足,引导眼睛去追逐其无限多样的变化。”篆刻中元明后多用曲线,尤其是朱文为甚,如吴让之、赵之谦某些印章多如是。
在直曲上太过份作功夫,以取媚于时俗,变成“弄巧反拙”了。(汉印中直线为主的如“陈閒”,以曲线为主的如“婕妤妾俏”印,线中有直曲的如清西泠八家的“丁敬身印”、“大恒”等印。
在篆刻中,如汉印中的粗白文铸印,“阳成友印”、“臣安”等印,显得刚劲、细挺、秀巧。但粗健壮有力,不应涉于肥,细要秀劲,不能失之于软弱。 明甘旸《印章集说》云:“汉印皆白文,本摹印篆法,则古雅可观,不宜用玉箸篆,用之不庄重,亦不可作怪,下笔当健壮,转折血脉贯通,肥勿失于臃肿,瘦勿失于枯槁。”
藏者,“藏头护尾”也,在书法的运笔上有起笔和收笔,多用逆锋、使锋不外露。蔡邕在《九势》中说:“藏头护尾、力在字中。” 在印章中多以篆书为主,篆书笔法都是根据“藏头护尾”这一美学法则进行的,如商周金文多铸造,其文圆浑,有藏头护尾、力居其中的拙朴美。篆刻上的古玺与秦汉铸印多属这一范畴,明沈从先论印说,“藏锋敛锷其不可及处,全在精神,此汉印之妙也。”故显得含蓄、蕴藉,有淳朴、藏拙之感。
汉印中之将军印有为当时军中行令之急需而草草凿成,其锋多露,不假修饰,则能得其势。有猛利坚挺自然之美。如“轻车将军章”。
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对涩作了具体的分析:“惟笔方欲行,如以物拒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 涩法与战掣同一机窍,第战掣有形,强效转至成病,不若涩之隐以神运耳。”即有“留”与“阻”意在行笔中,所谓“战掣(即战行)有形”,即篆刻中用一刀一刀相切成战行状。表现出书法中的迟、涩味道,故显得朴拙、厚重、内含充实。 皖派中董企泉、巴慰祖、胡长庚、王振声诸家善以涩刀入石,印风为之一变。其后浙派丁敬身、蒋山堂、奚冈、黄小松四家,纯用切刀,于涩中寓坚挺之意,能得秦汉印之精神。但到了陈曼生、赵次闲等人手中即成了刻板的公式,形成锯牙燕尾,有形无神。 故赵之谦评论丁、黄、蒋是“忘拙忘巧”,“拙巧匀”,“九拙而蕴一巧”,而提出陈“巧七而拙三”,赵次闲“流为习尚,虽极醜恶,犹得众好”的批评。
但邓运刀使笔,必求中锋,故能刚健雄朴。如过之,则易形成油滑、浅薄、轻巧,让之使刀转折处,接笔多用锋颖以偏取胜,故略嫌秀媚有余,峻涩不足,故赵说他“今让之所刻,一竖一画,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
沈野谈到“文国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陈太学以石章掷地数次,待其剥落有古色,然后已。”马衡在谈到吴昌硕“其刻印亦取偏师,正如其字,且于刻成之后,推凿边缘,以残破为古拙。”
全,是一种完整的美,中国人有一种求全的审美要求,听说书要有头有尾,戏要看大团圆,观山游景要面面观。篆刻也有求完整,黄牧甫虽说:“赵益甫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继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见《欧阳来云印款》) 完整、完全、完善方得完美,故能得玲珑小巧可爱。印中古小玺如“之”、“悊行”,多如是。故赵之谦在总结前人与自己经验时说,“作小印,须一笔不苟,方得浑厚。”
残中寓全,就要有规律,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徐邦达在谈到印章润色时说:“至于经土烂铜,须得朽坏之理,朱文烂画,白文烂地,要审何处易烂则烂之,笔画相聚处,物理易相侵损处,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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