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
1942年7月9日——《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法兰克一家躲入暗室。
电影《安妮日记》剧照
战争使人成熟，使人的思考更深刻。安妮写，虽然身体被禁锢了，可是灵魂还是自由的，还可以去渴望：
“许多人都觉得大自然很美丽，许多人曾经在自由的天空下入眠，许多被关在监狱或者医院里的人，每天都在渴望着，重新自由自在地去享受大自然，可是很少有人会去锁住他们的渴望，去隔绝那些不论对穷人还是富人都平等的东西。”
“我知道，只要这一切还存在（阳光、树林、动物），我就不可能不幸福。”
“不管是谁，只要他幸福，他也能令别人幸福。拥有勇气和真诚的信念的人是永远不会在不幸中消亡的。”
——《安妮日记》
听人说安妮代表着600万大屠杀的受害者。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安妮的生与死纯属她个人的命运，只不过这种命运重复了600万次而已。安妮不能、也不该代表被纳粹分子夺去生命的许多人。每个受害者都有各自的理想和世界观；每个受害者都在世界上、在亲戚朋友心中占据只属于个人的独特的位置。……
我无法拯救安妮的生命，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莫大遗憾。但是我帮助她多活了两年。在这两年里，她写了日记，呼吁理解和宽容，给全世界人们带来了希望。这印证了我的信念：有为胜于无为。有所作为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无所作为却只能一事无成。
——蜜普·吉斯
《安妮日记》（2001）电影剧照
片段剪辑：一部剧情片，根据犹太人安妮·弗兰克所写的记录她真实的两年密室生活的日记而改编。
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1929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33年希特勒上台，在德国掀起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安妮一家被迫迁居荷兰。
安妮在晒日光浴
安妮生性活泼，有着天生的表达欲。
因为太爱说话，老师唤她“话匣子”，安妮专门写了一篇《话匣子》的作文反击，反而被老师当成范文，四处炫耀自己教学有方。
她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针对一个问题总能剖析得头头是道，
邻居笑称“上帝无所不知，安妮比上帝还明白”。
尽管安妮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很自在，却不得不注意自己特殊的身份。
1947年6月25日，奥托·弗兰克在自己的记事簿里草草写了一个词：“Book”。他没有再写别的话，这缄默中封冻了太多情绪，太多话语。过去噩梦般的五年里，他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和两个挚爱的女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了五个月非人的生活。之后，他孑然一身回到了阿姆斯特丹，这里曾经给予他的无穷幸福，现在都成为梦幻泡影，唯一的慰藉是他女儿安妮·弗兰克留下的一本日记。而这一天，正是安妮的日记公开出版的日子。
奥托·弗兰克在1947年6月25日前后的笔记。（图片来自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网站http://www.annefrank.org/，以下除去特别说明，图片均来自该网站）
为了能让这本日记出版，他在“二战”后四处奔走。起初，回应寥寥，后来，一位历史学家被这本日记深深打动，在报纸上大加赞颂，安妮的日记因此得以出版。在当时，这本日记唤醒了所有被“二战”伤害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而在出版后的整整七十年里，它真实地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安妮日记被当成整个犹太民族遭受纳粹迫害的铁证，而安妮对自身经历和遭际那生机勃勃、常常带有几分戏谑味道的描述，却具有鲜明的私人性。读者在日记里看到的是熟悉的生活，甚至是熟悉的自己，即便是死亡的威胁、深入骨髓的恐惧，都无法将这真实感异化、抹去。
奥托·弗兰克为了促成《安妮日记》的出版，曾亲自制作了试读本。
在十来岁的年纪，我把我那本《安妮日记》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翻得它书脊开裂。在不同心境中，我追随着安妮成长，发现自己面临的困境和安妮的出奇相似：孤独感，意识到父母的见识和认知不再能引导自己时的迷茫，渴望认同，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渴望成为一个成熟而完整的女人，渴望以个人之力战胜死亡……
在个体成长经验和民族共同伤痛间的罅隙里，安妮的日记记录了从未有人记录过（却总是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女孩如何在自然成长被外力强行打断之后继续自我成长，并不断追问自己这些经历背后的意义。
然而，1942年6月十三岁的安妮得到她的红格子日记本时，根本想不到她的日记未来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安妮日记的第一页，写于1942年6月12日安妮13岁生日当天。
一开始，她在日记里写的都是学校、朋友和男孩子的琐事，自己也清楚不会有人把她的日记当回事。当时荷兰已经被德国纳粹占领了一年多，犹太人的身份让弗兰克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过安妮和她的姐姐玛各被大人很好地保护起来。在成为被全世界熟知的“写日记的安妮·弗兰克”前，普通女孩安妮其实拥有大把大把令人艳羡的幸福时光。安妮的父母都出生于德国十分富裕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开始公然迫害犹太人，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在移民瑞士、英国、美国还是巴勒斯坦之间犹豫不定，最后决定举家搬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并开办了一家出售果胶和香料的公司。
如果安妮跟随父母去了其他国家，或许就不会成为写日记的安妮，或许她会写日记，不过记录的是全然不同的生活境况。命运却以极大的耐心潜伏在安妮的身旁，步步为营地把她引向某种宿命。弗兰克一家在阿姆斯特丹时经济状况虽不比过去，但弗兰克夫妇还是给予两个女儿极大的宠爱。他们一家夏天在比利时度假，冬天去瑞士滑雪；两个孩子的教育都按照她们不同的性格来规划——安妮从小就在最新潮的蒙台梭利学校上学，这极好地保护了她独立的个性；虽然工作繁重，奥托·弗兰克每天还是要拿出很多时间来陪着孩子玩耍。
安妮在蒙台梭利学校
然而，安妮的生日刚过去一个多月，一切就不同了。
1942年7月5日下午，安妮的姐姐，16岁的玛各收到了去德国服劳役的召集令。傍晚5点，奥托·弗兰克匆匆赶回家，向女儿们宣布：玛各不会离开家人。一段时间以来，弗兰克夫妇已经在往一个秘密地点转移家具和财物，以防时局有变。当天晚上，奥托·弗兰克公司的职员来到家里帮他们紧急转运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奥托·弗兰克的公司不大，雇员只有几位：办公室秘书蜜普小姐（她的先生詹·吉斯也是弗兰克一家最忠实的守护者），打字员贝普·弗斯库吉尔小姐，公司负责人维克多·库格勒和约翰斯·克莱门。他们都是荷兰人，都愿意对弗兰克一家躲藏的事情守口如瓶，并给予援助。
玛各收到的召集令
第二天清晨，弗兰克一家甚至连桌上的早饭都没收拾，便离开了。奥托·弗兰克不忘留下了一些迹象、放出了一些口风，让人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国外。事实是，他们连阿姆斯特丹都没有出，就躲避在王子运河263号，奥托·弗兰克公司的办公楼里。
安妮一家的援助者。他们原本只是奥托·弗兰克的雇员，却冒着极大的风险在25个月内尽最大努力保护弗兰克一家和其他的密室成员。
这里将会是安妮在未来二十五个月的全部世界，也是她日记所记录的一切发生的舞台。从外面看，谁也料不到这栋一点儿不起眼儿的建筑里别有洞天。办公楼由两栋相连的建筑组成，一栋主楼面向风光旖旎的王子运河与热闹的河滨街道，另一栋附属建筑则默默躲在它身后，窝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看上去它们彼此独立，实际有几个走廊相互连通。弗兰克先生把公司办公区域基本安排在了临街的建筑里，后面的附属房子多年来一直半空着，存放公司经营的香料。
安妮一家被捕之后，密室中的家具、财物都被纳粹洗劫一空。但仿佛是某种冥冥中的天意，让两样东西逃过了抄家劫难。其一是安妮的日记和文稿。在八位密室成员被带走后，办公室秘书蜜普溜进密室，就见它们散落在地上。她深知它们对于安妮的意义，于是把它们从密室带了出来，藏在了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另一样逃过毁灭命运的是弗兰克一家的照片，弗兰克家对家庭照片十分珍惜，把它们全都带进了密室。装照片的箱子在纳粹的洗劫中被遗漏了，于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大量弗兰克家的照片：生日聚会的照片、孩子们在街头或海边玩耍的照片、一家人旅行时的照片，专业摄影师拍摄的人像，甚至还有一段安妮在一场婚礼上的录像（网站http://www.annefrank.org/en/Subsites/Timeline/#上可以看到这段录像）。
1941年5月，弗兰克一家
安妮和朋友们的合影，其中有三人死于纳粹集中营
1959年电影《安妮日记》剧照
安妮和玛各在位于德国阿亨的姥姥家
安妮的护照照片，图片来自我在博物馆购买的明信片。
密室成员被捕后，被运到威斯波克难民营，这里是纳粹设在荷兰的犹太人中转站。四周后，他们被当作牲畜，塞进了连窗户都没有的闷罐火车，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安妮的生命里最不缺少的就是转折、巧合和戏剧性。她总是平静、豁达地接纳它们，相信她的信仰和勇气会护卫自己和家人。但信念没能救她于危难。她永远也不会得知，他们所乘坐的这班火车，是荷兰最后一趟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她和家人，将成为时代之恶掳走的最后一批牺牲者。
弗兰克一家和其他密室成员在奥斯维辛的遭遇和所有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的犹太同胞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污秽的创伤……安妮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不久又被迫与母亲分离。她的母亲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前夕，而安妮和姐姐被当作尚有劳动能力的苦力，被转运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那座集中营的状况比奥斯维辛还要坏，在病痛、饥饿、寒冷和绝望里，安妮和姐姐玛各耗完了她们生命里最后的光辉。起先离去的是玛各，然后是安妮。这个欢乐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死后仍能以某种方式活着的女孩，在何时、何种境况之中死去，我们永远无从知晓。研究者只能大致推断，玛各和安妮先后死于1945年2月到3月间。
要是安妮知道，自己最多再支撑五六个星期，就能亲眼看见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了，她会活下来吗？要是她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一个多月前获得了解放，她的父亲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她会活下来吗？要是她知道，她当真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中最著名的作家和最了不起的历史记录者，她会活下来吗？
1945年4月12日，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而安妮的生命之光，永远熄灭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之中。
1945年4月12日，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活下来的人们，终于可以再次拥抱无尽的未来了。
幽于暗室太久，愿做自然之囚。
蓝天、鸟鸣、月光、花朵，那些曾忽略掉的美，此时，成了生命交响曲，如天籁与绝响，让我心醉神往。
有天晚上，很暖和，我熬到深夜不睡，为的是看看月亮。是的，独自一人，迷恋那窗前明月光，想好好看一看月亮，也让月亮好好看看我。
但是，月光太亮，我没敢开窗，月亮终究没看到我。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我在楼上，窗户正开着，我一个人遥望着窗外，像要被融化了的，一动不动，静默不语，不知道自己飘归何处。直到，直到不得不关窗时，才恍然惊醒，恋恋不舍地下楼。
那些没有月亮的夜——黑夜，雨夜，风雷交加的夜，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将我镇住。我囚于暗室近两年，第一次感到夜的惊心动魄。看吧，夜，藏着多少难言的伤，那些哭喊与怒叫，切切如丝的愁绪，还有无边的沉默，归于夜，藏于夜。
伤心的是，我只能透过黯淡的窗帘看这些。夜是黑的，窗帘是灰的，窗前积尘如永夜。
我成了黑暗的一部分，不能融于光明与自然，心里布满尘埃。
——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高中英语必修1）
李后主 译
十月二十七日
ANNE’S BEST FRIEND
Thursday 15, June, 1944
Dear kitty,
I wonder if it’s because I haven’t beenable to be outdoors for so long that I’ve grown so crazy about everything to dowith nature. I can well remember that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deep blue sky,the song of the birds, moonlight and flowers could never have kept mespellbound. That’s changed since I was here.
…For example,one evening when it was so warm, Istayed awake on purpose until half past eleven in order to have a good look atthe moon by myself. But as the moon gave far too much light, I didn’t dare opena window. Another time five months ago, I happened to be upstairs at dusk whenthe window was open. I didn’t go downstairs until the window had to be shut.The dark, rainy evening, the wind, the thundering clouds held me entirely intheir power;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a year and a half that I’d seen the nightface to face…
…Sadly…I amonly able to look at nature through dirty curtains hanging before very dustywindows. It’s no pleasure looking through these any longer because nature isone thing that really must be experienced.
Yours,
Anne
安妮曾经在1944年4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如果上帝让我活着……我不会无所作为，我将在世上为全人类服务。”在密室写作的经历让安妮认清了自己的宿命：“长期以来，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然后成为一名闻名遐迩的作家。”她的日记证明她有能力和天赋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伴随着她的死，一切都不复存在。
安妮的生命里有太多的巧合：她没有去巴黎、伦敦或瑞士，偏偏来到了即将被战云笼罩的荷兰；她碰巧在躲进密室前开始写日记；她拥有极高的文字天赋和善于自省的心灵；她无意中得知荷兰政府在征集战时文献，于是开始了自觉的写作……所有的这些，成就了《安妮日记》，却没能挽救那个对生活怀有深深渴望的普通女孩安妮。
幸运的是，安妮在她的日记里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灵魂，每当我们翻看这部日记，我们就都变成了安妮，以纯粹来自私人日常生活的感受，切身体验全人类最黑暗悲怆的集体记忆。这让我们不可能再把六百万犹太大屠杀遇难者看作“他者”。加缪曾在《鼠疫》里写过：“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永远存在的不只是病毒，每一场席卷世界的人祸都会留下不死不灭的恶的种子，藏在我们琐碎生活的温床中。没有一种恶是能够成为过去的。每一次屠杀、每一场战争、每一个人道主义的劫难，都是在制造全世界共同承担的创伤。受难者就是我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完全有可能在我们身上重演。
安妮在日记里写，“我看见世界正在被变成一片荒野，我听见雷声正在接近。可是，我仰视天空，冥冥中觉得世界还能好转，这场残酷也会告终，和平与安详会重新来临。”
和平与安详的确到来了，世界很精彩，可是这个女孩再也看不到了。冷酷无情的才是真正的生活。
1947年，安妮遗留的日记出版，这本日记在这60多年间已被转译成70余种文字，销量高达9000多万本。她没有活下来，可是她的日记鼓舞了无数人，确实如她所说：“拥有勇气和真诚信念的人是永远不会在不幸中消亡的。”
1947年6月25日，日记的第一个荷兰文版以《 密室：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的日记》为名出版后大受欢迎。1952年英文译本由英国瓦伦泰及米契尔公司和美国双日出版社以《安妮·法兰克：一位少女的日记》为名发行面世，很快便成为畅销书籍，并且被翻译为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日文、希腊文与中文等众多语种，许多读者被安妮的文笔以及她身处险境所表达的乐观精神深深吸引。1955年，安妮的故事被改编为剧本，并于1959年搬上大银幕。其改编而成的剧本在1955年获得普利策奖，参与改编电影演出的雪莉·温特斯更凭此片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其后温特斯将获得的奥斯卡金像奖座，捐给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
1953年11月10日安妮的爸爸奥托·弗兰克与邻居，同为集中营的幸存者的埃尔弗里德·盖林格结婚，婚后两人移居瑞士巴塞尔，收养了亲戚的孩子。1957年5月3日，奥托·弗兰克在朋友的资助下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买下了即将被拆除的奥佩克塔公司大楼，改建为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1960年5月3日开幕。1980年8月19日，奥托·弗兰克因肺癌在瑞士巴塞尔逝世。
建于2005年的安妮·弗兰克雕像，位于阿姆斯特丹河畔的安妮之家附近
帮助过安妮一家的梅普·吉斯，在《安妮日记》出版后，一直拒绝阅读，或在任何媒体上看到、听到关于安妮的故事，她害怕勾起那段痛苦的回忆。一直到《安妮日记》第三版即将出版时，她才被说服阅读第二版的《安妮日记》，她一夜读完，感觉又回到了1944年和安妮姐妹在一起时的那段难忘时光。她冒死救助安妮一家的义举，让她一生获奖无数，其中包括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国际义人”头衔；荷兰碧翠斯女王授予的骑士级奥兰治·拿骚勋章；德国政府颁发的（军官级）十字勋章等。她一直活到了2010年，100岁时去世。
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王宫附近的安妮·弗兰克之家，每年世界各地到此的游客络绎不绝。
1941年5月安妮和姐姐玛戈特的合影
安妮·弗兰克姐妹在贝尔根·贝尔森的象征性合葬墓地，她们的遗体被纳粹埋在万人坑中无法找到。
法国著名思想家罗曼·罗兰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