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地名源流考

[摘要]衡山得名，与祝融部落及古越人部落关系密切；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始置衡阳县（非今衡阳县），其得名于与吴主孙亮治政相关。西晋永熙元年（290），改衡阳县（非今衡阳县）为衡山县，因避郡、县同名而为。后县名一改，县治两迁，终治今治。其 自然、政区地名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关键词] 祝融 衡阳 衡山 地名 源流考

衡山，远古属古越人及祝融部落地，后属三苗国地。殷商时为古越人方国部落地域，春秋时为荆州（非政区）之域，为杨越族杂居之地。春秋中期渐为楚人势力范围。战国属楚洞庭郡，秦首属洞庭郡，旋属长沙郡。西汉属长沙国湘南县。后归属几分，至三国吴太平二年（257），置衡阳县（非今衡阳县），西晋初更名衡山县。

衡山得名，与祝融部落南迁有历史渊源关系。祝融部落，据文献载，为炎帝后裔。祝融峰得名，源于祝融后裔。

《国语·晋语四》：“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左传·文公十八年》《管子·五行》《路史·前纪》《史记·五帝本纪》皆载：炎帝、黄帝生成于今陕西省岐水流域，为胞族。

今考炎帝部落先祖出生于今湖北隋州市历山镇，育于姜水。《水经注·渭水》言“炎帝长于姜水”并非无据之言。《国语·鲁语》《礼祀·祭法》《左传》《列子·汤间》《史记·五帝本纪》《春秋三传》《荆州记》《水经注》《路史》《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城志》，或原文或注引，谐认同此说。厉山自古亦流传有农业和医药发明于神农氏传说。周代典籍和出土铭文记载的历国，历史悠久。商周时为江汉地区小方国，春秋时为厉国。这也亦佐证炎帝出生于历山。

黄帝部落先祖，出生于今河南新郑市姬水(熊水)流域，后育于渭水流域。后世文献因而误为“同胞”。

两大部落自发展壮大后，各自形成部落联盟，为争夺中原生存空间及领导权，炎帝与黄帝两个部落集团发生争战。《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诸侯”，而诸侯“咸归轩辕。”《大载礼记·五帝德》：“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终成中原华夏诸部落的共主。炎帝部落战败后，大部分归入黄帝部落。《国语·周语下》云：诸夏人士自称“皆炎黄之后”。这时期，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也挺进中原，《太平御览·卷一五》：“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黄帝部落联合炎帝部落，《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炎帝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今学者多认同：在山西运城市解州盐池；亦云在河北省涿鹿县，但缺出土文物支撑。）

炎帝战败后，黄帝采取“和合”之策，将炎帝榆罔及子孙迁封今山西榆次；其后裔又南迁至今河南省郑州市北。今学术界多认同：炎帝后裔东移至今河南省淮阳市境（亦说陈仓)。炎帝部落首领“初都陈”时，创造了大河村类型文化。王震中先生考证：大河村类型文化，当是祝融部落先民。

祝融氏，在《国语·楚语》《管子·五行》《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孟夏篇》《路史·后记》中，是指炎黄时代，黄帝任命的司徒祝融氏。《史记·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又云：“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山海经·海内经》及《大荒西经》皆言重黎即祝融。

火正，即火官。《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即在炎黄时代，专司守燎祭天神（日神）观天象授以农时，又教民放火烧荒，刀耕火种，故曰“祝融”。不过，重黎据《国语·楚语下》楚大夫射父引《周书》载：颛顼（黄帝之孙）时代，是黄帝令职掌部落联盟祭祀的“南正”重，以及“火正”黎，他俩分别会聚天神以分其位，集合民众祭祀天地神灵，“绝地通天”。颛顼因功受后人崇敬。《世本》：“颛者，专也；顼也，正也；言能专正天地之道也。”即指此事。祝融部落首领至尧、舜、禹时代，仍袭火正之职，且有各支族分居一方。《史记·楚世家》载：陆终生子六人，曰昆吾、参胡、彭祖（铿）、会人、曹姓、季连。季连者，是为芈姓；楚其后也。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炎帝部落南迁时分为四支：一为烈山氏，一为共工氏，一为尧舜时四岳，一为东迁今山西的台骀。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议。不过，古文献记载及地下文物考古证实：烈山氏南迁江汉之间，多有其据。

炎帝后裔祝融氏，南迁首驻今郑州北一带，后又移都于今河南省淮阳市时，又“营曲阜”。这一支当为封迁，建都今山东曲阜。这些多得学术界认同。

不过，其时另一支又南迁至厉山（烈山、历山），即今湖北省隨州市历山镇，回归先祖之地。

今隨州市出土文物考古证实：距隨州市区西约20公里淅西河西“花园遗址”，及距隨州市域西约40公里三里岗“冷皮垭遗址”，均出土大量文物。经专家鉴定：其文化内涵含屈家岭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两种文化遗存。隨州市共出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50多处，出土文物3000余件。这表明距今5000—6000年间，有一支远古人类在此劳作生息。由此可推定：厉山氏（烈山氏、厉山氏）约在炎黄时代之前后，就已在江汉地区族居。

因厉山氏为炎帝部落直系先祖，祝融氏与之融合后，故号曰炎帝神农氏。《左传·昭公十七年》孔颖达疏“炎帝神农氏”条：“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秦汉间《世本·帝系》亦称为炎帝神农氏。这表明炎帝神农氏得名于战国之前。

郑樵《通志·三皇纪》：“炎帝神农氏起于烈山，亦曰烈山氏，亦曰连山氏，亦曰大庭氏，亦曰魁隗氏。”又云“自神农至榆罔五百年，自临魁至榆罔凡七帝，袭神农之号三百八十年。”并引《春秋命历序》：“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帝王世纪》：“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生帝临魁……至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八代统五百多年，不足信。

有学者认为：神农氏所列八位首领，是炎帝神农氏族系中较为杰出的首领。似可信之。烈山氏之子曰柱，亦号为“稷”，皆可视为神农氏后裔。祝融部落后裔，何时迁至今湖南省衡山一带，难以稽考。不过，亦有踪迹可寻。

秦汉文献及出土文物有载。商代卜辞中记有对南方“火日”的祭祀，如合21581“火日”。沈建华先生指出：“火日”很可能是人神化的被祭火神，故称“南”。《睡虎地·秦简》183支：“烦及岁在南方，其人赤色，死，火日。”“从秦简'火日’来看，与卜辞的'火日’有相类似的系统。”《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孟夏纪》皆载：“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高诱注：“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王天下，是为炎帝，号神农，死，托祀于南方，为火神之神。”《管子·五行》：“黄帝得祝融而辨于南方。”

帛书《五星占》：“南方火，其帝赤帝，其丞祝庸（融）。”这与长沙子弹库帛书乙篇：“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相吻合。

之后《尚书·大传》《越绝书》《帝王世纪》皆载：炎帝，号神农，司政南方。《淮南子·时则训》：“南方之极，自北卢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炎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天文训》：“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又云：“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战国《石氏星经》：“南宫赤帝（炎帝），其精朱鸟……为翼翮、轸尾。”翼、轸为“天上二十八宿”之一。《史记·天宫》：“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为鹑尾，楚之分野属荆州。”这里明言“朱鸟”，对应天上“翼”“轸”二星，与《淮南子·天文训》所言“东南方曰阳天”，对应星宿为“翼”“轸”，决非偶然巧合。故炎帝祝融氏治于荆州之南方，是比较明确的。

《路史·卷八》：“（祝诵氏）其治百年，葬衡阳之阳，是谓祝融峰也。”此说一出，多遭学者疑议。不过，唐代大诗人杜甫《望岳》诗云：“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帛。”杜甫历有史诗之誉，其《望岳》诗所说，应有历史依据。这应是祝融氏，治政南方的另一种说法。

衡阳市文物出土遗址的陆续发掘，也佐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约在炎、黄传说时代，有一支源自中原文化的部落，活动生息在今南岳衡山周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衡阳市陆续在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8公里处，发掘了彭家岭遗址；在衡阳县福溪乡发掘有金山岭遗址；在衡南县泉湖乡发掘有罗卜滩遗址；在耒阳市大市乡长洲村发现宜塘坳遗址。以上4处遗址，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从出土文物看最早为龙山文化遗存，最晚为商代文化遗存。前者与中原文化有渊源关系，后者从多出土印纹硬陶遗存分析，多属古三苗国后裔及古越人文化。

综合古籍文献所载及地下文物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推断：约在炎黄时代黄帝之孙颛顼时代，高阳之曾孙“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帝喾命曰祝融，其族属为祝融部落，其首领历为华夏部落联盟火官，功高位重，为历代华夏族人尊崇。至尧、舜、禹时代，祝融部落首领，仍袭华夏部落联盟“火正”之职，且分居四方。故其中一支约在帝榆罔时继任火官，并委以“司徒”重任，受命司政南方，族居今湖南南岳衡山一带，首领“其治百年，葬衡阳之阳，是谓祝融峰也。”

《路史·卷八》载：祝融首领死后，被奉为南岳衡山之神。“周朝时且已在山顶建祝融庙，山下建明堂，作为举行祭祀之所”。其时，是否于山顶建祝融庙，待考。共和国《衡山县志·概述》：“史籍相传舜帝南巡，曾令诸侯于此。大禹治水经过衡山，曾在中紫峰（位于今县城南郊）登紫金台望九嶷祭舜。”约在大禹治水时代，祝融峰已得名，并非无据之说。

共和国《南岳区志·旅游》：“早在周代，峰顶即建有祝融庙（祝融殿前身）”。史料载：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7），在原祝融庙此建禹王殿（禹庙，禹祠），殿内塑有大禹王巨像。为汉人祭禹之始。东汉顺帝时（126—144），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奉老子为教主，自今浙江天目山来南岳，谒青玉、光天二坛，礼祝融祠，自此道教传入衡山。西晋末年（305—316）衡山已有寺庵。608—609年隋朝南岳衡山已列入国祭祀。唐代刘禹锡为今常德刺史时，曾登上祝融峰作《禹碑诗》：“传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矸姿，秘文龙虎形……。”明证禹碑及祝融峰在楚人、沅人心目中崇高地位。因楚之先祖出自祝融部落。《楚辞·离骚》首句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屈原自称高阳之裔，是有依据的。

衡山，作为自然地名，何以得名？衡，古文中多指绑在牛角上的横木，以防抵人，有平衡人与物之间关系之义。《诗·鲁颂·閟宫》：“秋而载尝，夏而楅衡。”毛传“楅衡，设牛角以楅也。”《周礼·地官·封人》：“凡祭祀，饰其牛牲，设在楅衡。”后又指北斗星系第五星为衡。《广雅·释天》：“北斗七星”，第五颗星为衡。《史记·天官书》：“衡殷南头。”张守节正义：“衡，斗衡也。”《汉书·天文志》：“衡殷南斗。”颜师古注引晋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文选·张衡（东京赋）》：“摄提运衡。”李善注引薛综曰：“衡，玉衡。北斗中星，主廻转。”由此可知，古文中“衡”，皆持平衡之义。

山，古今文中多指由土石构成突隆的部分。《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左传·成公五年》：“山有朽壤而崩。”《说文·山部》：“山，有石而高。”王筠句读：“无石曰丘，有石曰山。”

战国时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魏人石申夫（石申）著《天文》，经汉代学者删改成《甘石星经》云：九州中，正南面是荆州，荆州最著名山叫衡山。东汉郑玄注释为：南岳衡山，是据天上的星宿分野而得名。在上天为管生死的星宿，在下则管生长发育，像一杆秤一样，保持平衡，故名“衡山”。后代学者释为因衡山对应天上二十八星之“翼”、“轸”，度应玑衡，要像衡器一样，秤出天地轻重，保持天地平衡。“铨德均物”，褒贬人间真、善、美等。

《南岳志》云：“以其星宿当翼、轸，度应玑、衡，故为名。”《方舆胜览》：“衡山者，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翼、轸，钤总万物，故名衡山。”以上诸说，皆承天地对应“平衡”之义各自引申，实为衡山得名之渊薮。

战国初期后，衡山历为五岳之一。岳，古文中多指高峻的山。《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史记·周本纪》：“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皆指此义。岳，亦指尧时分掌四方外事的部落首领叫“岳”。后人常把主管外事的岳官与岳官驻地的大山名称统一起来，便名四方大山为“四岳”，实指岳官。《国语·周语下》：“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史记·五帝本纪》认为：“四岳”为官，分掌四岳之政。王夫之《尚书稗疏》引《朱子言》及《周官》：“内有百揆四岳”认为：百揆是朝廷九官之长，四岳乃十二牧之长。郭沫若认为：四岳为祝融后裔之一。

由此观之，唐虞三代出现“四岳”，不应视为传说。因以后各朝京都屡变，多数学者认为所封“四岳”官，皆在黄河流域。

春秋时，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五行之说最早源于《左传》《国语》《尚书·洪范》。其时，亦不排除今湖南南岳，亦为“四岳”之一。战国时五行之说，颇为盛行。战国中后期，由于齐人阴阳家邹衍（约前305—前240）倡行此说，演变成“五德始终”论后，才有“五岳”之说流行华夏大地。故《诗语》云：“唐虞四岳，至周始有五岳。”《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现学术界多认同成书战国后期，融道、法、阴阳等诸家学术而成，奉为儒家经典之一。故五岳观念，应是杂揉商代四方神祇和战国初五行观念，逐成山岳崇拜。《史记》《汉书》有“五岳”祭祀及崇拜的记载。不过，皆记江北之衡山，其地望指今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霍山），而江南之衡山，即今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衡山未有记载。这值得商榷。历史上衡山地望有数处，而最早称名者，当为今湖南之衡山。其一，《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孔安国注：“北据荆山，南及衡阳之阳。”即认为“衡山”为今湖南省衡山，亦指历史上所称“江南衡山。”《山海经·海内经》：“南海之内，有衡山。”并自注曰“南岳”。郭溪注《山海经》：“今衡山在衡阳郡湘南县，南岳也。俗谓之岣嵝山。”

其二，《周礼·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东汉郑玄注：“衡山在湘南。”晋代郭璞《尔雅·释山》于“江南衡”条下注：“衡山，南岳。”又引《尔雅》云：“霍山，今庐江潜县，潜水所出焉。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郭璞明指：汉武帝始改霍山（天柱山）为南岳。《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西汉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

其三，从地望看，古之衡山，当指今湖南衡山。《尚书·序》称：殷人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生居。”今有郑州商城及河南偃师之说。至盘庚定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市）“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故商又称殷商。若从盘庚迁都论，其所指荆州当指以今湖北省南漳县西“荆山”为标志的广大南方地域，其时商人与南方各部落联盟，有商业往来，受到商文化影响。但未实际控制区域，故其时“荆州”，当指非行政区划地名，为区域地名。《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应是指正南向“荆山”之南广大地域，其正南上山镇，应是指今湖南衡山。《汉书·地理志》：“湘南，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

其四，《尚书》《周礼》《战国策》《史记》 《汉书》注硫中，注释“衡山”为今湖南衡山者，据学者刘刚研究：有《孔安国·尚书传》 郑玄《三礼注》贾公彦《周礼·注疏》鲍彪《战国策注》裴骃《史记集解》马贞《史记索引》 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顾鼎《括地志》等。以上学者众口一词，皆言古籍经典中所言“衡山”为今湖南衡山。其说服力，不言自明。

其五，郦道元《水经注·湘水》：“湘水又北经衡山县东，山在西南……《山经》谓之峋嵝，为南岳也……禹治洪水，血马祭。得金简玉之书。”清代《读史方舆纪要》称为峋嵝山，为衡山主峰。《湘水记》：“禹登山获金简玉牒治水之书，山上承翼宿，钤得钩物，故名峋；下据离宫，摄统火师，故名嵝。”海拔951.5米。《水经注·渐江水》亦记“会稽山”“石匮山”。此石匮山即指《吴越春秋》中所指衡岳。由此观之，郦道元所记“衡山”，一在今湖南，一在今江苏，并未否定湖南衡山为五岳地望之一。

其六，《墨子·兼爱中》：“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楚越与南夷之民。”文中“江汉淮汝”，多指包括长江北之流域；所言“五湖”，一说指太湖附近滆、洮（长荡）、射、贵为“五湖”；一说指洞庭、青草、彭蠡、具区、洮滆为“五湖”。从墨子话中，当指后者为“五湖”。由此，不排除大禹治水时期，登上今湖南衡山“血马祭”。

其七，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主编共和国《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一册》在“战国·楚越”版图上，明确标记：江南之“衡山”，在今湖南，江北之“衡山”，在今安徽。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不可轻易否定。

综上所述，约在春秋时期，“四岳”当有江南之衡山之称名（今湖南衡山）。约在战国中末之交，古之“四岳”才加称为“五岳”。江南之衡山与江北衡山，同时著称大江南北。其主因可能是便于周朝及各诸侯，以及江南各部落首领，在自己侯国或部落领地内，登“五岳”而祭祀天地，祖宗，神灵。

约在楚悼王吴起（前？—前381）变法时，江北天柱山（霍山）亦称名为“衡山”，为移借地名。《战国策·魏一》引魏侯对问吴起，吴起对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注：今考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吴起后为楚相（令尹），约在变法“南平百起，北并陈、蔡”时，便于楚国开拓南疆时，便将江南之衡山地名，移借于江北之天柱山（霍山），亦名“衡山”。因楚国北并陈、蔡时，其楚国北边疆界，刚好位于原蔡国侯地域之正南，含有宣示主权及楚国掌握北部疆域之意。南岳衡山在江南、江北，两地一名，始于吴起变法时，极有可能。

秦置衡山郡，郡治今湖北黄冈、黄州区西北，古称邾。汉武帝时，遂改江北天柱山（霍山）为“南岳衡山”。汉文帝十六年（前164），以原淮南地刘安、刘勃、刘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1），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案发，二王自杀。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削除衡山国六县，并以安风、安丰等县首字，改衡山国为六安国，含有“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命名为六安，延用至今。约在其后不久，汉武帝遂以江南衡山辽旷，不便祭祀，乃改江北天柱山（原衡山国祭祀之山）为南岳衡山，并以国祀。《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

战国楚国吴起变法（前382—前381）之后，国内各种典籍，皆记载江南、江北之“衡山”，致使各家注释者各取其据，“衡山”条注释，纷争不断。汉武帝又以江北之“衡山”为五岳之一，首开“五岳衡山”国祭之先河，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清《读史方舆纪要》：“诏衡山为南岳，而废霍山为名山。”自此后又行国祭之典，江南衡山为“五岳”之一终成定论。江北衡山（天柱山、霍山），渐渐声息，仅作大江南北名山，存留史册。

衡阳（非今衡阳县），两汉时分属长沙国，湘南县，湘南侯国。《三国志·吴书三》吴主孙亮“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其时长沙郡地域甚广。而《晋书·地理志》则云“孙权分江夏立武昌郡……分长沙立衡阳、湘东二郡。”此误，当以《三国志》为准。共和国《衡阳县志·大事记》：“吴会稽王太平二年（257），设衡阳县、衡阳郡。衡山县地属衡阳郡，郡治在兜率寺侧，即今沙头乡老粮仓至千滩上一带；县治附设在郡治的外城。”今国内史籍、地志，皆同此说。因其时衡阳县地域及县治，均在今衡山县范围内，故可视其为衡山设县之始，辖境相当于今衡山、衡东、安仁三县及衡阳市南岳区。古人认为“山南水北为阳”。因县治及大部县域“以在衡山之阳”，故名。

吴衡阳郡、衡阳县之置，乃为时局所迫。《三国志·吴书三》载吴主孙亮（243—260），于赤鸟十三年（250）被孙权立为太子，年幼。神凤元年（252）四月，孙权病故，大权集于吴征大将军诸葛恪，上大将军吴岱手中。其时，魏国派兵遣将，攻伐吴国南郡、武昌。吴征大将军诸葛恪率军大破魏军，魏将韩综、桓嘉兵败擒杀，迫魏将王昶退军回魏。冬十月，武卫将军孙峻伏兵杀诸葛恪于殿堂，孙峻为丞相，封富春侯。次年二月，吴军还自东兴，大举封赏。

然而，吴国内廷及诸将内斗不止，互相攻杀。五凤元年（254），“吴侯阴谋杀峻，觉，英自杀。”吴太平二年（256），吴、魏又互相攻伐，各自损兵折将。“是岁大旱。”二月“以冯朝为监军使者，督徐州诸军事，民饥，军士怨畔。”此前在太平元年春二月，建业（今南京）大火灾。孙峻用文钦计，将征魏。九月，孙峻死，以从弟偏将军綝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众臣、将不服，大怒。不久，大司马吕岱病故。众将表荐卫将军滕胤为丞相，綝不听，便更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骠骑将军吕据率军欲讨胤；綝又遣兵攻据于江都；又遣将军刘丞督兵攻胤，胤败夷灭，又获吕据于新州。十一月，以綝为大将军、假节，封永封侯。后孙宪与将军王惇谋杀綝，事觉，綝杀惇，迫宪自杀。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将刁玄告乱于蜀，以防蜀军东进。孙綝为防内乱重演，防魏军兵争淮南，为确保后方粮草兵员供给，便“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并分湘南县置衡阳县（非今衡阳县）。

衡山。西晋改衡阳县为衡山县，以境内南岳衡山为名。《晋书·地理志》：“衡阳郡，吴置，故属长沙。统县九，户二万三千。湘乡、重安、湘南、湘西、丞阳、衡山、连道、新康、益阳。”这表明西晋惠帝永熙元年（290），改衡阳县为衡山县。

衡阳县改为衡山县，实为避衡阳郡讳而改。晋平吴后，三国一统。司马炎（236—29）于咸熙二年（265）登上帝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国内经济发展，国税充裕，土地大量开垦，经济发展，人口仅平吴三年就增加了130多万户。太康元年（280）全国共有人口1616余万人，户平6.57人，文化领域亦呈繁荣景象。史称“太康繁荣。”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加之“占田制”及“品官占田荫客制”的推行，势必促使行政区划调整。

然而，就其时荆州、衡阳郡而言，并非如此。如湘南县，据明崇祯《长沙府志》《大清一统志》清光绪《湘潭县志》载，为秦始皇置，属长沙郡。境地处临湘（今长沙）县之南，故名湘南，治今湘潭县花石镇汉城桥。东汉属长沙郡，从湘南县又析置湘乡县。

三国吴太平二年（257）为衡阳郡治，又从湘南县析置湘西（治今株洲县龙船镇堂市村土城），衡阳（非今衡阳县，县治在今衡山县沙头乡）二县。三国吴永安五年（262），三国吴荆州地图册上，已标记湘乡、湘南、湘西、衡阳、临烝、重安、烝阳、连道、新阳、益阳10县来属；郡治湘南县治处。至西晋太康二年（281），荆州官方地图册上，衡阳郡仅改新阳为新康，临烝县划属湘东郡〔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分长沙郡东部置〕；其余未改县名。

由此推知，西晋永熙元年（290）改衡阳县（非今衡阳县）为衡山县，实受杜预《土地名》《盟会图》影响，因避郡、县同名而改；亦或避讳“衡阳郡”名而改，非行政区划所致。

衡山县由衡阳改名后，至宋太明八年（464），改衡山县为湘南县，属衡阳郡。南齐建元元年（479），复改湘南县为衡山县（因湘南县废入湘西县）。自此后县名不易。隋开皇九年（589）湘乡、湘西两县废入衡山县，县治今湖南省株洲县龙船镇（2016年5月由原王十万乡，棠市乡合并为龙船镇，以龙船湾古地名为名）棠市村古城（亦曰在龙船镇王十万村荷包洲），属原郡。隋大业六年（610），迁治于县境白马峰下，唐武德四年（621），改长沙郡为潭州，衡山县属之；又划出县北境为湘乡县；唐神龙三年（707），又改属衡阳郡，县治迁回今沙头乡兜率寺侧旧址；景龙三年（709）为避水患，迁白茅镇，即今开云镇（城关镇）。

自此后，县治未迁，归属先后有衡阳郡、潭州、天临路、衡州府。民国属衡阳道。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属衡阳专区、湘南行政区、衡阳专区、衡阳地区。1983年终属衡阳市。1984年5月，析县境中部南岳景区南岳镇，南岳乡及后山10个行政村，置南岳区直属衡阳市。境内植被良好，物产丰富，有岳北农工会旧址及县城康王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