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全球社会重建的思想资源何在 ——由“大变局”展望未来的思想史研究
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急遽变化的“时刻”，进入“二战”后新的转型时代，是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如何思考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从而发出具有前瞻性价值的学术声音？事实上，只有理解了这一大变局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对未来的思想史研究作出大体准确的判断，并找准思想史研究对时代的关切之处。
一
何谓“大变局”时代，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界定和阐释。大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的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等都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未来如何实现绿色可持续性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关注。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人类社会目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平等的阶段，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现在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第三个不平等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目前贫富分化已到了临界点。第三，移民与宗教问题。第四，高科技和人工智能对社会和对人的影响。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人工智能将会给人的思维认知和行为方式、给社会组织体系带来重大的变化。第五，在全球化发展中，全球秩序正在进行变动与重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际社会如何理解与对待中国的成长，或中国能否与如何融入全球体系，这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对于目前的这一系列全球性变革，可以借用 19 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预言来概括，即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诞生。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社会需要给予解释和引领，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的确，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时刻，总是会给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提供宏大的舞台，特别是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更是有了见证历史、思考历史的极好契机。可以说，每到时代的转型时刻，总是会诞生出一批思想家。
托克维尔
回到当下，也许是由于这一变局才刚刚拉开序幕，目前还没有产生比肩于福柯、德里达那样具有颠覆性和前瞻性的思想家。在今天思想家奇缺的时刻，思想史研究理应肩负起重任，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由此就引出了思想史研究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思想史通过研究众多思想家，考察他们面对时代困境时的思考，将会给社会提供精神资源与启迪。例如 17 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面对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的合法性缺失，写下了《利维坦》，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论证了“国王不等于国家”这一命题，从而为现代国家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样，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理论更是成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基础。这是指单个的思想家，而如果我们通过对思想谱系的考察，探讨思想连续性和断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更能够看出思想与社会的关联，以及思想家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动而展开思考。例如财产权这一问题，从洛克论述的财产成为人的一项权利，到《人权宣言》中将此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再到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等一批思想家对财产权重新思考，认为财产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而是要为了社会的“共同善”而被“再分配”，由此形成福利社会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欧洲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变中，思想原则不断地“再造社会”，从而留给了我们丰富的学术资源。
《利维坦》
由此直接引申出，思想史研究怎样为“大变局”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我们又该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聚焦于何种研究领域，才能实现这一旨趣。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回顾欧洲近代思想的演进历程，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纵观欧洲近现代思想的演进，按其特征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从 17— 18 世纪英国革命到启蒙运动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思想家们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重点是关注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从 19 世纪到 1945 年“二战”结束为第二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形成，社会因为贫富分化而分裂，因此，如何弥合分裂、取得社会团结、进行社会再造，成为最为紧迫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思想家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思考资本主义的特性，从而为福利社会建立了思想基础。另外一条线索则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形成，以及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第三阶段为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的社会发展。第四阶段则是自 21 世纪以来，随着高科技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移民与宗教问题凸显，加之贫富再度分化，在思想观念上民粹主义与生态主义等思潮成为这个时代的呐喊。在粗略梳理了历史上思想的演进、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之后，可以看出，欧洲近现代历史上曾涌现出六大思潮，即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加上民粹主义。有西方学者曾认为，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三大思潮，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从时间上而言，如果从空间意义上说，自近代以来，欧洲的这些现代思潮向全球扩展时，不仅引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社会激荡，而且也萌生了新的思潮，例如帝国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等。
二
如果说欧洲近代的三大思潮塑造和建构了欧洲的历史与社会，那么，今天什么样的思潮将会塑造当下的全球“社会”呢？这就需要发现新的议题。面对贫富分化、新中产的崛起、新的数据化与人工智能世界的来临，如何准确理解这个社会及其运转的逻辑十分重要。表现在思想观念上，比如，看起来当下民粹主义盛行，其实这不过是反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如果在这一维度上理解，可以说，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回顾我们国内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两种思潮的研究其实还有所不足，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相对缺失，对与资本主义关联密切的自由主义虽有一些研究，但也只是聚焦在政治维度，未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转机制层面展开考察，更未能突出“资本主义”这一核心主题并与社会史相结合，似乎对一种主义就是仅仅局限在思想观念或者理论层面来进行考察才是合理的。实际上，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不再仅仅将资本主义作为思想观念和理论，而是作为观念的社会史考察，更能为我们提供洞察力。正因如此，目前，我们需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维度下，重新思考关于资本、市场、劳动、财产权、企业和公司等的思想史，从而探讨当下的社会不平等和 18、19 世纪的不平等的异同。这一考察的实质就是重思创造财富的动力来自何处，又该如何合理地分配财富。也就是说，面对当下新的社状况，如何能够找到社会再造的新思路。对此，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在进行探索，例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撰写的《21 世纪资本论》等著作，已经提出了对未来社会再造的新设想，要建立一种参与性的新型社会共同体，确保资本与劳动者双方的利益。
皮凯蒂及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
第二，另一组值得研究的思想观念则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如果可以统称的话，就是进行全球思想史研究。目前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以及全球秩序与体系的转型与再建，都是在全球空间中展开的，因此，我们需要将思想观念与空间转向结合来展开研究，即实现“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从而厘清现存全球体系的基础和遇到的挑战，以及未来重构全球体系的思想基础与要素。这一研究领域还可以细化到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宗教与世俗、神圣与凡间、崇高与平庸、信仰与身份的认同等。目前，世界在经济与技术上日益全球化和公司化，而管理全球化的单元则仍是民族国家，因此，政治、经济与社会三者之间脱钩，现在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得到重新认识，目前有种说法是思想史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在我看来，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其实还要加上社会与技术。如何在这一点上进行突破？也许奋力开拓全球思想史即是未来可能有所突破的一种领域和路径。
第三，今天思想史需要加强与科学技术史相关的研究。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突进，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并刺激经济增长，但对此也应有所担忧。这一担忧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甚至是人的特性本身，而我们对此还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以及深入思考。例如，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中，人类发明了现代机器，构建起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无论人们称此为异化的关系还是经济生产活动的组织关系，都没有现在的人工智能对人的属性的冲击更为剧烈。因为目前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将“人”自身所具有的理性思考等能力赋予机器，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工人”。由此，当人的理性的思考力与诸种外在能力被赋予机器之后，作为个体的我们将会与其建立起何种关系？是陪伴关系还是控制关系？是人的再次解放时代，还是一次新的异化与奴役的来临？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曾使用了“人工人”（Artificial person of the State）或法人（legalperson）的表达，由此来论证国王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国王只是被授权来承担这一权力和代表、管理这个国家，因此他是一个“人工人”。但历史也告诉我们，正是这个被赋权的“人工人”，可以动用自己的被赋予的权力来奴役人民——拥有赋权的人。如果将这一类比从政治维度转向技术维度，那也可以说，我们需要警惕技术对人的奴役。因此，“人工人”和“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特别是当科学家从人的整体性和集合性中抽取出人的特性和能力，并将其注入机器之中来面对每一个个体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思考其对人的影响、对人的权利的剥夺与人的理性以及行为能力被改变等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数据今后会走向何方?从自由主义发展史来看，权利的实现和保障问题的时代主题依次是：首先在政治维度下，将人从国王的权力下解放了出来；到 19 世纪则解除社会性权力对个体的压迫；而现在也许又到了一个大数据泛滥的阶段。我们常常沾沾自喜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数据化在当下发展得太快，已经到了人们无处遁身的程度。
马克斯·韦伯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原则上能够通过计算的方法控制一切，那相应地也就意味着世界的祛魅。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正处在整个世界的“数学化”和“计算化”之中。也就是说，一个以“算法”为基础的新的“人工世界”（Artificial world）正在形成。对此，正如思想家霍布斯提出要研究由语言所建构起来的“人工世界”，当下我们亟须研究这个外在于人类的技术化的“人工世界”。
以上这些思潮密切关涉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重组世界的方式，隐含着我们既定的价值观。我们并非是在空白之上，而是在这些思想观念基础上展开行动与实践的。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需要在空间的互动之中探讨中国与全球的关系，探讨世界如何理解中国，特别是西方如何理解中国，中国又如何认知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这将会是一项充满挑战与亟须面对的任务。伏尔泰的一则表述也许能够隐喻当下的状况。1733 年，伏尔泰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即牛顿的世界和笛卡尔的世界：“如果一个法国人来到伦敦，那么他将发现，一切都变了，哲学也是如此。他离开的世界是一种满溢，现在它发现它是一种真空。在巴黎，宇宙是能看得见的，由漩涡和细微的物质构成，但在伦敦，则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东西。在法国，引发潮汐的是月亮的压力，但在英国，是海洋被吸引向了月亮......事物的本质完全变了。你既不同意灵魂的定义，也不同意物质的定义......这些观点的对立是多么强烈啊！”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沃顿解释道，伏尔泰等于在提醒我们，科学家能够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止一个。但是，沃顿也承认，无论是在笛卡尔的世界里，还是在牛顿的世界里，自然法则都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就提醒着我们，世界无论怎样分裂，还是会存在着一种普遍性，而目前的问题是，普遍性与地方性如何进行结合，其结合点和可以滑动的空间又在哪里？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做出概括性的精要表达，而具有挑战性的困难则是如何通过许多个案研究使其内容更为丰富，从而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正如同样是市场经济这一普遍性，其在西方世界各个国家却表现为各自的实践样式。
三
自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在给世界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冲击着原先既定的结构与体系，导致出现了波兰尼所说的“脱嵌”。因此，才会出现逆全球化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呼声。面对着过往飞速的全球化和当下的逆全球化，我们也需要在历史推动力与反推动力的视角下，对时间、空间、速度等要素进行思想史维度上的考察，同时也要对心态、价值、价值实践中的具体经验和过程进行研究。而一旦进入这一维度，思想史将转变其姿态，调整其重点，研究和思考如孟德斯鸠所说的“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的形成，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切” 。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对近代以来关系到社会本质的一些概念进行研究，如知识、真理、事实，规律、客观与主观等。自后现代思潮出现之后，这些内容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似乎这个社会就是流动的、相对的和主观的，原先的客观事实甚至禁忌也都被消解突破。而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信仰与禁忌又在某些区域盛行，甚至成为主导。由此也带来了价值认同与区域空间上的分裂。因此，我们需要回到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思考科学技术与世界的关系、与宗教的关系，世界如何逐步“祛魅”。正如大卫·沃顿的《科学的诞生》一书所指出，每次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推动了人类构想宇宙方式的变化，同样也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重回科学与技术的历史，重思现代世界的基础。当然，这一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让我们重新思考既有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从而创立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用新的知识体系作为未来新世界的基础。也许在未来的意义上说，上面提到的诸如民主、社会这些概念都已经陈旧过时，现有的知识框架和思想观念也是陈腐不堪。对此，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能够发明一种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述与构建未来的知识体系与建基其上的思维方式。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提出回应这个时代的思想议题，找到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从概念史的意义上说，我们思维的局限，实际上体现于我们语言上的局限。正如大卫·沃顿所说，我们要找到新的语言，因为这体现了我们的思考，以及怎样将其概念化。或者说，如何提炼出概念和对其进行话语表达，将是思想史研究者未来的目标和任务。英国学者曾指出，19 世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等问题，启发了整整一代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他们提出的改进社会的思想和建议，不仅改变了英国，最终也改变了世界。我也十分期待当下思想史在解释中国、解释世界的过程中，能够产生改变中国与世界知识面貌的新的话语和新的知识。作为历史学研究者，面对这一巨变，我们需要自问和保持自我警醒，我们是否是在用 17 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概念、话语甚至思维方式来支持我们当下的思考，从而无法理解目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知识更新与社会变革。历史研究的特性常常要求我们回望过去，因而研究者难免受制于历史带来的沉重负担，沉浸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这个时代面前，也许我们需要改变理解历史的方式，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维视角下，在其复杂的关系中思考历史。不仅如此，我们更需要设问，是作为社会解释者的我们自身因为过于守旧而需要更新，还是社会行进得太快乃至需要回拨？换言之，我们要像法国思想家蒙田所说的那样自问：我知道什么？
为了理解这些问题，回顾近现代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也许会给我们以启发。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运转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18、19 世纪以技术发明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更是彻底再造了社会。而如今高科技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对其是批评还是赞美，它都迎面呼啸而来，重新建构着社会的运行逻辑和组织结构，例如 2018 至 2019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就是缺少现实中的领导者，而更多是一种互联网上的动员。对于这些新变化，我们能够做的不是盲目地否定，而是要去研究它们，并在研究的过程中，思考社会将走向何方。
不论未来走向何方，对于思考这个时代而言，思想史研究将会迎来最好的时期，我们要带着思想的视界来思考与探讨这个世界，助力未来的社会转型和全球体系的重建。正像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学习思想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当然，也应该切记，思想史研究不是一种实用性的研究，如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所言，试图从思想史中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错误。而通过过去了解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我们自己具体的安排的随机性后果，则是获得自知之明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上，我们通过思想史的研究，从历史中挖掘出不同的定义，挖掘出一种多样性和论辩性的思想资源，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做出自己的判断，并让他们去“反刍”和进行社会实践，这才是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