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明朝政权残酷压迫的人民：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
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
上述这段话出自于明末郑廉的《豫变纪略》之中，但从文字看，就知道讲的是朝廷加给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负担很重，搞得民不聊生了。
具体而言，这讲的又是什么问题呢？15岁即被闯贼掳入军中的郑廉，目睹明末诸多社会问题，上文所讲的在正是饱受诟病的明末“三饷”问题。
所谓“三饷”，是明末朝廷在常规赋税之外加派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辽饷亦称新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应对辽东后金的军事需要。
到万历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二两。天启时，并征涉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
至于“剿饷”则始于崇祯十年(1637)，明廷为镇压李自成、张献忠起事，采兵部尚书杨嗣昌议，“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征一六四厘九丝”。
明廷原称“剿饷”只收一年，崇祯皇帝假惺惺地说“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然而一年之后并未停止征收“剿饷”，到崇祯末年，剿饷共征白银三百三十万两。
再讲“练饷”，依然还是杨嗣昌所议。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嗣昌建议训练九边各镇军队，加强国防，其实主要目的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练饷”总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其中田赋每亩加一分，约占总数一半以上。
“三饷”是明廷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是加在人民身上沉重的枷锁！“三饷”又是怎么来的呢？
明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帝国，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自于田赋，也就是土地税。明代田赋主要有两种征收方式：一是以粮食为主，称为本色；二是货币，即税粮折银。
由于折色（税粮折银）、逋欠、蠲免等原因，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岁入税粮只有二千八百三十六万九千二百四十八石，这个数字比明初减少四百余万石，甚至到了“逋欠之数，县各数十万”的地步。
明朝初年的市场流通货币主要以钞票为主，但是随着美洲白银通过全球贸易网络大量流入中国，白银渐渐成为商品交易的等价物。晚明社会，统治阶级对白银奢求欲望的膨胀，白银的征收量也逐渐增加。
随着统治阶级对白银奢求量的增加，早在宣德年间，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抚江南整理税粮的时候，将南直隶和浙江等七省的米麦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余万两，入内承运库，作为皇室用费，称为金花银。
万历六年(1578年)，又增金花银二十万两，竟成常制。张居正改革后，税粮折征白银更多。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督饷户部侍郎李长庚称：“职查会计一录，每岁本、折所入通计一千四百六十一万”。
除了金花银之外，还有被称为“子粒银”的屯田租银。明末财政收入结构中，进入内府有六百余万两，除金花银、子粒银百余万两外，其余都是实物；进入太仓的，除本色外，折色银四百余万两。这是明末的财政收入，折色和金花、子粒银达五百余万两。
按照制度规定，明朝的财政支出是分为宫廷费用和国家经费两块的。进入内府的钱以金花银为主，主要用途除了给武官傣禄十余万两外，其余尽供御用，也就是给皇家用的。
本应作为国库银的太仓银应该“专供军国，不给他用”，但也常常被皇家侵蚀。譬如万历皇帝大婚之时，皇室即向户部索取济边银九万两供织造费。皇女生，下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甚至皇子册立、成婚，皇女出嫁，营建宫殿等费用都向国库诏取银两。
皇室不断地侵蚀国库，即便是沈一贯这样的大臣发出了“内供固急，边供尤急，脱巾而起，当奈之何？”的惊叹。然而，贪婪的皇室并不止步，依旧竭泽而渔地侵吞国家财政收入，万历后期甚至搞到了“太仓如扫”，“萧然一空”的地步。
除了皇室越界侵吞之外，大明朝的国库经费还受庞大军政开支所累。为了维持稳定，大明朝必须要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在明朝中叶屯田制废弛之后，政府必须支付大量资金养兵。
明中叶弘治、正德年间，诸边年例银四十三万两，嘉靖年间增至二百七十余万两，到明末万历年间猛增到三百八十余万两。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于大明太仓银年入总和了！
另外，大明朝其实一直没有解决好边患问题，北方的蒙古瓦剌、鞑靼等部的侵扰一直给大明构成巨大的外部压力，疲于应付的战争也要产生巨大的财政支出。
嘉靖二十九年（1555年），蒙古俺答部入寇京城，明廷军饷高达五百余万两，户部自然是入不敷出。万历二十年(1592年)后，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宁夏用兵、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前后历时八年，累计军费一千一百余万两。
养兵维持王朝稳定、疲于应付战争支出、皇室权贵侵吞国库财政，这一切事实上已经摧毁了大明朝的财政平衡，帝国财政已经破产了！
怎么办？皇室不会节流，他们只会进一步对人民敲骨吸髓，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掠夺！于是，就有了“三饷”加派。“三饷”的数额一再加码，直到明末，“三饷”合并征收，一共到了1695余万两！这个数字比明末每年财政收入还有多二百余万两，“政治权力能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是损害”，明朝的国家权力就毁掉了社会经济。
按照常识理性思维，税收本应受生产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国家税收量不能超越生产者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中某一限量。但是，始于万历后期的“三饷”加派则完全不顾及生产供给能力，一切以军费需求而决定加征额度。明军在战场上越是惨败，加之于人民身上的“三饷”加征额度就会越多。
既然如此，“三饷”的征收自然会体现很强的随意性，也丝毫不会顾及民间社会的承受能力。譬如，天启三年（1623年），淮安府盐城县，三次加派“辽饷”二万三千六百多两，超过正赋近两倍。崇祯四年（1631年）二月，兵科给事中刘懋上疏朝廷，反映家乡陕西临潼“三饷”加派对社会的戕害：
臣乡条编之税，每亩不过五分，嗣后岁岁加派，今年加二厘，明年加三厘，因事而派，事己而派不去，日加一日，则日重一日，迄今则每亩八分三厘，连加耗科索，则每亩一钱余矣计地一顷，条鞭一十余两夫一顷所出，除人工食用外，岂能办银十余两乎？是以富者不得不贫，贫者不得不逃。
刘懋所说的并非临潼一地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天启二年（1622年），巡按甘肃御史高推“奉命西巡”，百姓都伏地哭诉：“辽饷苦，辽饷苦，不减则民当饿死矣。”督师辽东的熊廷弼自己也说：“中原物力竭矣。······今若再加派，三户之民，必有投牐而起者矣。”数年之后的天下大乱，恰好验证了熊廷弼的预言。
民间承受重压，但是朝廷并不以为意。崇祯初年，北方连年发生大灾荒，“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接着，湖广发生大地震，常德、武昌、辰州、沅州、靖州、长沙、承天、澧州、荆州等府州，都受到波及。大灾之年，民心不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朝廷依然下诏：加征田赋银三厘，以及盐课与关税银三十五万余两。
崇祯十二年（1639年）加征“练饷”的时候，尽管朝中多有非议，但是力主加征的杨嗣昌依然说：“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之家，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这种骗人的鬼话，谁也无法相信。为了欺骗百姓，明廷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下诏免派“剿饷”，但是原属“剿饷”的额度又被转移到“练饷”中去。如此腾挪，朝廷聚敛并不减少。
崇祯十六年(1643年)，户部尚书倪元璐以“三饷”的“非出数不均，则入数不一”为理由，提出将“三饷”合并，朝廷赋税“止开正赋、兵饷二则”。合并税种的目的不仅仅是征收方便，更是企图将临时性的加派进一步固定化。
赋税的征收需要依赖于官僚机器和行政机构的执行，朝廷的需索必须依靠大明朝上上下下的官僚们去执行。为了保证钱粮的足额，明廷就严令官员“考成”。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加派“辽饷”以后，朝廷一再下诏，强调各级地方官员必须“十分全完”。
天启初年，户部尚书李宗延制订了一个“参罚之法”，凡辽饷“未完三分以上，该府掌印官立便纠参离任，赴部降调；未完三分以下，各府印官一面住体，候解完另议”；“未完八分以下，都革职为民”。
崇祯时，“考成之法”更加严厉。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规定：凡直隶各省布政司，都必须按季“将本季解过钱粮若干，通行造册奏报”，年终再“将各州县岁内完欠钱粮，造简明文册二本”，汇报户部，作为“参罚奏治”的根据。
朝廷将官僚考核与钱粮征收挂钩，手里捏着大小公务员们的乌纱帽，这样就不怕官僚不卖力征收钱粮。整个大明官僚体系中的大小官员在朝廷的高压之下，只能一级压一级，上级压下级，下级再压下级，层层压迫，到最后都压到直接负担赋税的小民头上。
在这艘行将沉没的大明航船上，正经官员不多，更多的是贪渎无厌的贪官污吏。在朝廷催科紧急的压力下，这些官员更是借机“多方脧削”。南直隶的广德、太平、崇德等县，“百姓所最苦者，不肖官吏之比征愈急，输挽愈缓，私囊愈赢，公赋愈亏。”天启二年(1622)，登莱巡抚陶朗先，在任一年多，就利用“上下相蒙，互为窟穴”等手法，贪污了供应当时辽东军事需要的费用几十万两。
征收系统的官僚腐败严重，导致加征所得很多落入官员私囊。另一方面，转入军事系统的饷银很多又落入军阀的腰包，广大普通官兵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遑论什么战斗力。
明粉们都很喜欢的毛文龙在辽东皮岛开镇，“合老幼止四万七千”，却妄报“有众数十万”，每年冒领“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五升”。
“无事则糜饷，有事则掉臂走耳”，大量军饷落入军官私囊，大明朝的军队犹如一群乞丐，还打什么仗？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嗣昌在湖广督师时，亲眼看到有的兵丁“人仅骨立，衣甲全无，枪执空筒，药弹甚少。”询问原因，系“缺饷五月致然”。“糜饷不资，将领日增，兵马日少，武功不竞”，这或许就是明末军事的真相。
大明朝的财政如此糟糕，民众负担如此沉重，朝廷权贵又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呢？当过江西巡按御史的张铨曾经质问皇帝：“发帑之请，叫阍不报；加派之议，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岂财为皇上之财，而民非皇上之民耶？”财政吃紧，朝臣奏请皇帝发放“内帑”去解决国家财政危机。但是，即便是“拔一毛而利天下”，皇室贵族也不会去做。
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在陕西地方官员的一再要求下，朝廷“特发帑金十万两，命御史吴甡往赈延安饥民”，然而这只是杯水车薪。日后北京城破之后，李自成在北京找到内库银两，“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
大明朝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宁可国库破产，也不愿意拨出内帑来纾解危机，如此朝廷，焉能不灭？
大明朝如此不堪，在现实面前，人民会做出理性的抉择，无论选择项是后金，还是“闯贼”！天启三年(1623年)，后金军队进入辽阳之后，当地百姓“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 妇女示盛饰迎门”。异族后金政权未必比大明好，但是起码不会比大明更糟，未知的至少还是可以期待的。
李自成、张献忠更是打出“免赋”的旗号，争取民众的支持。崇祯十二年（1639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首先提出“免赋”的口号，并作了“不当差，不纳粮”等通俗易懂的歌谣传布四方。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民军攻入黄陂，更明确宣布要“三年免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