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像
廖平以礼制分今古，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礼制不同。其说曰：“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今古学考》）也就是说，古学今学，制度有异，义理无别。这是廖平最大的学术贡献。
然而，廖平之学虽然立足于儒，极尊孔子，但思想糊涂混杂，观点错误甚多，至广大而极混沌，堪称儒门第一大大杂家。廖平在尊孔尊儒的同时，高度肯定墨学和诸子百家，喻儒学为日常饮食，喻诸子百家为治病之药。他说：“即如墨子，世所称偏驳者，亦如硝磺桂附之有毒，考其《鲁问篇》，自言择术而从，世主好战黩武，吾则与之言兼爱；好歌舞声乐奢侈，吾则与之言非乐尚俭；祭祀不诚，怠惰自安，吾则与之言明鬼非命；私心太重，吾则与之言尚同云云。就墨子而言，其宗旨各条，皆为救弊而设，因病立方，药必精良，唯恐其毒之不厚。推之儒与名、法、纵横、小说、农家，同为药物，苟非病人，则以饮食自为调养。不幸而有疾，则不能不求之药室。六艺之外所以别有九流，亦如饮食之外，别有药物。”（《大同学说》）杨墨之学和异端邪说的错误流弊，辟邪说的重要性，孟子论之甚透，廖平却与孟子对着干。上面这段话犯了三大不明。其一、不明儒墨两家道不同术亦不同。儒家无论怎样择术而从，都不会言兼爱、非乐尚俭、明鬼非命、尚同等等墨家之术。儒家言爱言俭言鬼言同，自有中道特色，与墨家道不同。至于非乐非命，更非儒家思想。其二、不明主体文化和文化市场有别。文化市场应该多元化，兼容并包，各种思想文化体系并行不悖；主体文化即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精益求精，精义入神。儒家在政治上对于墨家和百家的人物势力，不妨有所尊重、包容和药用，但对于它们的思想理论，则必须明辨洞察，不受丝毫杂染。其三、不明道心惟微，必须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君子之道至广大而尽精微，至广大可不是把诸子百家都混杂进来，尽精微，包括理义的精妙细微和明辨功夫的精深，茧丝牛毛辨析精微。儒家在“用”的层面，从善如流，海纳百川；在“体”上，在道德和政治之立场、原则和标准上，则不容丝毫动摇、随顺和苟且。儒家应该因病立方，必要时不妨利用毒药治病救人，比喻很好，但最好的比喻都是有限的。面对各种时代问题和社会弊病，儒家开出来的只能是、必须是仁本主义药方，不应该也不需要利用诸子百家异端外道的药方和药。对于廖平的学术思想，刘耀《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一文有很好的总结。兹摘其介绍、总结廖平思想的一段话予以剖析批判。刘耀说：“他的“大小”之说乃是将中国的各种学说都纳入到经学的体系之中，他认为墨家原属于儒，“《论语》有'从先进’之说，《中庸》则云'从周’，二者相反，不知从周则为从儒，先进则为墨”，并以《庄子·天下篇》为例，指出“致庄子以六艺为道，诸子为方术，诸子在六艺后，九流出于四科，诸子为六艺之支流，固一定之制也”，因此他认为六艺并非“全属儒家之私书”，诸子有别于儒，乃是后世的误解。……在他看来，“如说天之宣夜、大地浮沉、三万里中、四游成四季、五大州疆宇、大九州名目，凡《山海经》、《天文、地形训》、《列》《庄》之所称述”，虽然都不是儒家经典中的记载，但却都是“孔子于两千年以前，预知百世以后之世运，而为之制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5期）廖平的胆子也太大了。以孔子为中心，以六经为纲领，将墨家划归于儒，将九流、诸子和先秦诸子典籍统统划归于儒，将所有传统文化一网打尽打入儒学的范畴。以孔子为中心、以六经为纲领当然不错，但孔子与诸子、儒家与百家的立场观点方法，大有区别。虽不妨近似类似之处，更充满矛盾冲突，很多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合成一家呢。马一浮先生有“六艺统摄中土西来一切学术”的命题，其中之一是“诸子百家皆源出于六艺”，这个观点可以成立。但是，“诸子源出于儒”并不意味着“诸子无别于儒”。“诸子有别于儒”并非“后世的误解”。另外，将《论语》“从先进”的先进看成墨家，将《中庸》“从周”说成从儒，显然是自以为是的曲解。
马一俘
廖平弟子李源澄论廖平说：“廖师精卓宏深，才实天纵，惟为时代所限，囿于旧闻，故不免尊孔过甚，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云。恰恰相反，将诸子百家、诸教九流纳入儒学，混淆了孔子与诸子、儒学与他学之间的界限，夷孔子为诸子，夷儒家为百家，虽欲尊之，实乃贬低。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很正确，但将今古学分为大统小统，以今文学为小统，以古文学为大统，则过犹不及了。孟曉路同道说：“廖先生通过大统小统说，把今古统一起来了。今文学是小统，以春秋和王制为主，是治中国的学问；古文学是大统，以周礼和尚书为主，是治全球天下的学问。这两个学问合起来，治中国有制度，治全球天下也有制度，这正是孔子规划未来的经学全体。孔子之后的这两千年，中国没有能力治理全球天下，所以就退而求其次，用春秋中的制度来治中国。故在这两千年当中，春秋作为经学的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合孔子的本意。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要过去了，那么春秋就要退出了，以后要用周礼来治全球的天下。孔子为我们规划得很远很远，未来一千年的制度也已经规划好了。”（孟晓路《白鹿洞书院讲道统》）东海曰，春秋和尚书都是植根中道的王道经典，所依据的时代背景、所陈述的制度规范有所不同，故王制和周礼因之而异，但所阐发的政治原则和制度精神完全一致，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以周礼和尚书为主古文学，既适合治全球也适合治中国；以春秋和王制为主的今文学，既可以治中国也可以治全球。春秋大义与尚书原则、周礼精神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时空普适性，永远不会过时。“以后要用周礼来治全球的天下”之说大不妥。顾名思义，周礼是周朝的礼乐制度，只适合周朝的家天下的君主制和封建制，其精神万古不易，但作为具体制度规范并不适合现代和未来。新王道之下应有新礼制，新礼制应该全面广泛地吸收上古禅让制、传统君主制、西方民主制而超越之。廖平之学前后凡六变。前三变的共同点是讲今古之学，一变平分今古，二变尊今抑古，三变张大古学。一变、二变颇有可观。后三变的共同点则是讲天人之学。
廖平认为人学讲六合以内事，以《尚书》、《春秋》二经为主；天学讲六合之外事，以《诗》、《易》二经为主。前人说他愈变愈离奇，东海说他愈变愈离谱，更加大杂烩了。他自以为将儒学分为天学人学是阳春白雪，有“吾道甚孤”之叹。殊不知，如此天人二分，机械僵化，牵强附会。六经各有侧重，《尚书》、《春秋》侧重于人道和政治；《诗》、《易》侧重于天道和道德，然天人不二，政道不二，没有天学人学之别也。“使孔子言人不言天，则王霸之制既已详于《春秋》，皇帝之制既已详于《尚书》，六合以内包括无遗。仅作《尚书》、《春秋》，已无余事，《诗》、《乐》及《易》虽不作可也。考六艺以天人分，各占其半，人学之中，既分皇、帝、王、霸四等，则天学亦必相同。”（《天人论》）“王霸之制既已详于《春秋》”有误。儒家政治上对于霸道不无尊重，但儒家王学不杂霸道之学，《春秋》之制不眨霸道之制。“人学之中，既分皇、帝、王、霸四等”亦误。儒家政治学只分皇、帝、王三等，无霸。分而言之是三，合而言之为一，皇道帝道即王道。至于杂取佛道及医经刑法诸家，更是背离中道远甚。章太炎说：“君之学凡六变，其后三变杂取梵书及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廖平墓志铭》）章太炎学术驳杂，然此言甚是。廖平在《经话》中提出学经之戒，戒支离衍说，游荡无根，戒不守古训，师心自用，戒违背传注，好作新解等等。说得不错，可他自己就犯了上述戒条。《中国历代大儒》在介绍廖平时称之为“经学畸人”，这个畸字用得形象，然不如称为儒门杂家更为中肯。古来儒门杂家很多，苏轼、王安石、孔明堪称儒门三大杂家，但论思想之广博混杂程度，皆难望廖平之尘也。儒门第一大杂家，廖平当之无愧。注意，给予廖平儒门杂家的定位，如理如实，实事求是，既有批评，也有肯定。盖杂家有多种，包括佛门杂家、道门杂家和一般杂家（无立场杂家）。儒门杂家固然逊色于醇儒，却是所有杂家中最优秀者。
注：本文所引廖平先生的文字，皆出自《中国近代思想界文库-廖平卷》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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