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 全景监狱
圆形监狱结构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亦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并以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一位动物权利的宣扬者及自然权利的反对者而闻名于世。他还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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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敞视监狱结构
全景敞视监狱这一概念最初从边沁在18世纪提出的“圆形监狱”概念发展而来，它只需要一个监视者就可以监视所有的犯人，而监狱中的犯人却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受到监视，通过这种设计可以使犯人感到道德的约束和秩序的要求。
后来福柯把这个概念发展成“全景敞视主义”，了不起的现代变革，一个控制权力重新分配的社会隐喻。之后，波斯特将福柯的全景监狱理论与数据库联系起来，提出“超级全景监狱”理论。
在扎米亚京的《我们》，每个人有一间私房，但都由玻璃铸成；在奥威尔的《1984》，每人都有一台私人电视，不允许关闭，被用做监视器。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推进，“全景监狱”成为互联网的一种隐喻，并演变出超级全景监狱乃至共景监狱。
托马斯·马蒂森认为，新的技术权力让多数人观看少数人，而且是历史上从没有这样大量的多数人，大众媒介的崛起导致了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权力机制，他称之为“对观监狱”。
对观监狱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监视行为使监视者挣脱地域束缚，在数字空间中，距离不再有意义。全景监狱强制人们进入一个可被监视的位置，而对观监狱不需要胁迫强制人们——它诱使人观看，进入网络的人只被允许在设定框架内做出选择。
在全景监狱诞生前，普通的当地人观看他们中挑选出来的当地人；在全景监狱中，某些挑选出来的当地人监视其他当地人；在对观监狱中，当地人观看全球人。后者的权威正是由于遥不可及而确立的，生活成了一种观赏性的行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
经典思想源流
福柯：边沁的“全景监狱”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 杨远婴译，第224-235页
边沁（Bentham）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
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一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因楚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从一开始，作为一种消极结果，这就有可能避免出现那些挤作一团、鬼哭狼嚎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禁闭所可以看到，曾被戈雅（Goya）表现在画面上，也曾被霍华德（ Howard）描述过。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以从前面看到他。而两面的墙壁则使他不能与其他人接触。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瞭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但是环形建筑被分割的囚室，则意味着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正是这种不可见性成为一种秩序的保证。
如果被囚禁者是一些罪犯，就不会有阴谋串通的危险，集体逃跑的举动、新的犯罪计划、相互的坏影响。如果他们是病人，就不会有传染的危险。如果他们是疯人，就不会有彼此施暴的危险。如果他们是学生，就不会有抄袭、喧闹、闲聊和荒废时间的现象。如果他们是工人，就不会有混乱、盗窃、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现象。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从监督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可以计算和监视的繁复状态所取代。从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所取代（Benthan，60～64）。
一座废弃的全景敞视监狱
由此就产生了金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权力的完善应趋向于使其实际运用不再必要；这种建筑应该成为一个创造和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总之，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力局势（power situation）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对于实现这一点来说，被囚禁者应该受到的监督者的不断观察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太少了，是因为重要的是使他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观察；太多了，是因为他实际上不需要被这样观察。
有鉴于此，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可见的”，即被囚者应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轮廓。所谓“无法确知的”，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为了造成监督者的在与不在都不可确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监督者的任何影子，按边沁的设想，不仅中心瞭望厅的窗户应装上软百叶窗，而且大厅内部应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区域穿行不是通过门，而是通过曲折的通道。这是因为任何一点音响，一束光线甚至半开的门的光影都会暴露监督者的存在。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
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力自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君主借以展示其过剩权力的典礼、礼节和标志都变得毫无用处。这里有一种确保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因此，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Bentham，45）。
同样，他怀有什么样的动机也是无所谓的，可以是出于轻浮者的好奇心，也可以是出于孩子的恶作剧，或是出于哲学家想参观这个人性展览馆的求知欲，或是出于以窥探和惩罚为乐趣的人的邪恶心理。匿名的和临时的观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会被惊扰，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观察。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
凡尔赛动物园设计图纸
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二种真实的征服因此，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边沁也感到惊讶的是，全景敞视机构会如此轻便：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旧式厚重的“治安所”（house of security）及其城堡式建筑，将会被具有简单、经济的几何造型的“明辨所”（house of certaity）所取代。
权力的效能，它的强制力，在某种意义上，转向另一个方面，即它的应用外表上。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在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因此，外在权力可以抛弃其物理重力，而趋向于非肉体性。而且，它越接近这一界限，它的效应就越稳定、越深入和越持久。这是一个避免任何物理冲撞的永久性胜利，而且胜利的结局总是预先已决定了的。
边沁没有说明他的设计方案是否受到勒沃（Le Vaux）设计的凡尔赛动物园的启发。这最早的动物园与一般的动物园不同。它的各个展览点不是散布在一个公园里（Loisel，104～107）。其中心是一个八角亭，第一层只有一个房间，是国王的沙龙。八角亭的一面是入口，其它各面开着大窗户，正对着七个关各种动物的铁笼。到边沁的时代，这种动物园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在全景敞视建筑方案中看到了类似的兴趣，即对个别观察、分门别类，以及空间分解组合的兴趣。
全景敞视建筑就是一个皇家动物园。人取代了动物，特定的分组取代了逐一分配，诡秘的权力机制取代了国王。除了这点区别之外，全景敞视建筑也完成着一个博物学家的工作。它使人们有可能确定各种差异：对于病人，可以观察每个人的病症，又不使病床挤在一起，不会让污浊空气散播，不会有检查台上的传染后果；对于学生，可以观察其表现（不会有任何做假和抄袭），评定其能力和特点，进行严格的分类，而且可以根据正常发展情况，将“懒惰和固执者”与“低能弱智者”区分开；对于工人，可以记录每个人的能力，比较完成每项任务所用的时间，以及计算日工的工资（ Benthan，60～64）。
“监狱里所上演的是一出无法被观众目光触及的惩罚戏剧，因此也就无法达致儆戒民众的戏剧效果”
除了监视功能，全景敞视建筑还是一个实验室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进行试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可以用来试验药品，监视其效果；可以根据犯人罪行和特点，试验不同的惩罚方法，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同时教不同的工人学会不同的技术，以确定最佳技术；可以进行教学试验，尤其是可以利用孤儿重新采用有重大争议的隔绝教育。
人们将能看到，当他们长到16至18岁，被放到其他少男少女中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人们将能验证，是否像爱尔维修（Helvetus）所想的那样，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学习能力。人们将能跟踪“任何可被观察的观念的系谱”。人们将能用不同的思想体系来教育儿童，使某些儿童相信，二加二不等于四或月亮是一块奶酪，当他们长到20岁至25岁时，再把这些青年放到一起。那时，人们将会进行比花费昂贵的布道或讲课有更大价值的讨论。人们将至少有一次机会在形而上学领域里有所发现。
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对人进行实验并十分确定地分析对人可能进行的改造的优越场所。全景敞视建筑甚至是个能够监督自身机制的结构。在中心瞭望塔，总管可以暗中监视所有的下属雇员：护士、医生、工头、教师、狱卒。他能不断地评定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要求他们使用他认为最好的方法。甚至，总管本人也能被观察。一名巡视员出其不意地来到全景敞视建筑的中心，一眼就能判断整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情况都瞒不过他。而且，总管被关在这个建筑机制的中心，他自己的命运不也就与该机制拴在一起了吗？一个使传染病得以散播的无能医生将是传染病的第一个牺牲者，一个无能的监狱长或工厂经理也将是暴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全国第一代广播体操
全景敞视建筑的主人说：“由于我设计了各种联系纽带，我自己的命运也被我拴在那些纽带上”（Bentham，177）。全景敞视建筑像某种权力实验室一样运作。由于它的观察机制，它获得了深入人们行为的效能。随着权力取得的进展，知识也取得进展。在权力得以施展的事物表面，知识发现了新的认识对象。
瘟疫袭扰的城市与全景敞视机构二者之间有重大差异。它们相隔一个半世纪之遥，标志着规训方案的变化。前者有一个特殊的形势：权力被动员起来反对一种超常的灾难。它使自己无所不在，处处可见。它创造各种新机制。它进行区分、冻结和分割。它在一段时间里构建出一种既是反城市（counter－city）又是理想社上会（perfect society）的东西。它进行一种理想的功能运作，但这种功能运作归根结底与它所反对的灾难一样陷于一种简单的非生即死的二元关系：运动者带来死亡，因此，人们要杀死运动者。反之，全景敞视建筑应该被视为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一种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确定权力关系的方式。毫无疑问，边沁是把它当作一种自我封闭的特殊制度提出来的。
但是，完全自我封闭的乌托邦已经够多了。与在皮拉内西（Piranesi）的版画上可以看到的刑具狼藉的监狱废墟相反，全景敞视建筑展示了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事实上，甚至到了我们现代，它还会产生许许多多设计中的或已实现的变种。这就表明了它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是多么强烈地刺激起人们的想像力。但是，全景敞视建筑不应被视为一种梦幻建筑。它是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它是在排除了任何障碍、阻力或摩擦的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应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
勒沃设计的凡尔赛动物园
它在使用上具有多种价值。它可以用于改造犯人，但也可以用于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游惰者劳动。它是一种在空中安置囱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它可以应用于医院、工厂、学校和监狱中。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视模式。除了做必要的修改外，它适用于“建筑物占用的空间不太大，又需要对一定数量的人进行监督的任何机构”（Bentham，40；边沁是把罪犯教养所当作首要的例证，这是因为它需要实现许多不同的功能—安全监护、禁闭、隔离、强制劳动和教育）。
在任何一种应用中，它都能使权力的行使变得完善。它是通过几种途径做到这一点的。它能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同时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它能使权力在任何时刻进行干预，甚至在过失、错误或罪行发生之前不断地施加压力。在上述条件下，它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产生连锁效果的机制。除了建筑学和几何学外，它不使用任何物质手段却能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它造成精神对精神的权力。因此，全景敞视模式使任何权力机构都强化了。它能使后者更为经济）（在物质、人员和时间上）它通过自己的预防性能、连续运作和自动机制使后者更有效率。这是一种从权力中“史无前例地大量”获得“一种重大而崭新的统治手段”的方法，“其优越性在于它能给予被认为适合应用它的任何机构以极大的力量”（Benthan，66）
这是一个在政治领域中“一通百通”的例子。它实际上能被纳入于任何职能（教育、医疗、生产、惩罚）。当它与这种职能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它能增加后者的效果。它能形成一种混合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能够被精细入微地调整，以适应需要监督的各种过程。它能在“过剩的权力”与“过剩的生产”之间建立一种正比关系。总之，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一切，即权力的施展不是像一种僵硬沉重的压制因素从外面加之于它所介入的职能上，而是巧妙地体现在它们之中，通过增加自己的接触点来增加它们的效能。全景敞视机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机制与一种职能的结合枢纽与交流点，它还是一种使权力关系在一种职能中发挥功能，使一种职能通过这些权力关系发挥功能的方式。边沁在《全景敞视监狱》的前言中一开始就列举了这种“监视所”可能产生的益处：“道德得到改善，健康受到保护，工业有了活力，教育得到传播，公共负担减轻，经济有了坚实基础，济贫法的死结不是被剪断而是被解开，所有这一切都是靠建筑学的一个简单想法实现的！”（ Bentham，39）
全景敞视的监狱剖面图，囚犯既被空间所困，又因空间暴露了全部的隐私
此外，按照这种机构的设计，其封闭性并不排除有一种外来的持久存在。我们已经看到，任何人都可以来到中心瞭望塔，行使监视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清楚地了解监视的运作方式。实际上，任何全景敞视机构，即便是像罪犯教养所那样严格地封闭，都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这种无规律的、经常性的巡视——不仅是正式的巡视员的而且是公众的巡视。任何社会成员都有权来亲眼看看学校、医院、工厂、监狱的运作情况。
因此，全景敞视机构所造成的权力强化不会有蜕化为暴政的危险。规训机制将受到民主的控制，因为它要经常地接待“世界上最大的审判委员会”。这种全景敞视建筑是精心设计的，使观察者可以一眼观看到许多不同的个人，它也使任何人都能到这里观察任何一个观察者。这种观看机制曾经是一种暗室，人们进入里面偷偷地观察。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透明建筑，里面的权力运作可以受到全社会的监视。
全景敞视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被磨损掉任何基本持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它的使命就是变成种普遍功能。瘟疫侵袭的城镇提供了一种例外的规训模式：既无懈可击但又极其粗暴。对于造成死亡的疾病，权力用不断的死亡威胁来对付。生命在这里只剩下最简单的表现。这里是细致地运用刀剑的权力来对付死亡的力量。反之，全景敞视建筑有一种增益作用。虽然它对权力进行了妥帖的安排，虽然这样做是为了使权力更为经济有效，但是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权力本身，也不是为了直接拯救受威胁的社会。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准，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
权力如何能够在不仅不阻碍进步，不用自己的种种规章制度来压迫进步，反而在实际上促进进步的情况下得到加强呢？什么样的权力增强器也能同时是生产增益器？权力如何能通过增强自身的力量来增加社会力量，而不是剥夺或阻碍社会力量？
全景敞视建筑方案对这一问题做出的解答是，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保证权力的产性扩充一方面，权力得以在社会的基础中以尽可能微妙的方式不停地运作，另一方面，权力是在那些与君权的行使相联系的突然、粗暴、不连贯的形式之外运作。国王的肉体，它的奇特的物质表现，国王本人所动用的或传递给少数人的力量，是与全景敞视主义所代表的新的权力物理学截然对立的。
全景敞视主义的领域是全部较低的领域。这是各种参差不齐的肉体的领域，包括它们的各种细节，它们的多样化运动，它们的多种多样的力量，它们的空间关系。这里需要的是能够解析空间分配、间隔、差距、序列、组合的机制。这些机制使用的是能够揭示、记录、区分和比较的手段。这是一种关于复杂的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的物理学。这种权力不是在国王身上而是在能够用这些关系加以区分的肉体中达到最大的强度。在理论上，边沁确定了另一种分析社会机体及遍布社会的权力关系的方法。从实践角度，他规定了征服各种肉体和力量的做法，这种做法应该在实践君主统治术的同时增加权力的效用。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基本原则。其对象和目标不是君权的各种关系，而是规训（纪律）的各种关系。
对于边沁来说，这种具备一座有权力的和洞察一切的高塔的、著名的透明环形铁笼，或许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但是，他也开始论述，人们如何能够实行纪律，使之以一种多样化的扩散方式在整个社会机体中运作。这些纪律是古典时代在特定的、相对封闭的地方—一兵营、学校和工厂中制定的。人们只能想像在瘟疫流行的城镇—一这种有限而暂时的范围内，全面彻底地贯彻它们。而边沁则梦想把它们变成一种机制网络，无所不在，时刻警醒，毫无时空的中断而遍布整个社会。全景敞视结构提供了这种普遍化的模式。它编制了一个被规训机制彻底渗透的社会在一种易于转换的基础机制层次上的基本运作程序。
福柯：全景敞视式监狱体制
《福柯的生死爱欲》第七章 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