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典诗词要用典？

古典诗词喜欢用典，几个字就能把典故带出来，让知道典故的人会心一笑，而不知道典故的人就要查阅资料，进而佩服写诗作词的人文学功底深厚了。其实，用典只是一种写作手法，并不一定非得用到。但为什么古典诗词喜欢用典呢？

用典又叫用事，是一种写作手法，引用古籍中的故事、词句，可以达到言约义丰的效果，含蓄地表达出有关的内容和思想，而不是直说。或许诗人词人确实有难言之隐。在封建王朝，作为诗人、词人不能直接指摘皇帝，指摘大臣也是不行的，会招致权力的报复。他们不得已而为之，要用典故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即便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也只是用典故来表达，没有明说，委婉地表达意思，也就不会横遭打击了。《唐诗纪事》说过一个用典的故事，说的是宁王李宪见到一个卖饼的妻子明艳动人，就强娶为妾。第二年，宁王问小妾是否还记得那个卖饼的，小妾点头称是。宁王召卖饼的进府，让他们夫妻重逢。小妾泪流满面，悲痛欲绝。当时十多个文士在座，其中就有王维。宁王让王维作诗，王维写道：“莫以今时宠，而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借楚王灭息之后抢息妫为妾，息妫不愿事二夫的故事来说明女人的坚贞不屈。没有直接讽刺宁王，而是借典故说事，使宁王大为感动，让小妾与卖饼的回家团聚。还有李白的《行路难其一》中“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姜尚垂钓碧溪，等待周文王的赏识，一个是伊尹在受到重用前梦到自己乘舟在太阳旁边经过。李白说这两个典故用意很明显，就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但又不能明说，以免有汲汲于富贵之嫌，但深究典故的用意，李白还是难逃沽名钓誉之嫌。诗中没有任何讽刺皇帝不赏识人才的意思，反而强调行路难，其实还是慨叹政治道路太艰难了，仕途太坎坷了。不然何以一方面慷慨陈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方面又慨叹“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同样慨叹朝中无人赏识自己的苏轼做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用典的诗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说的是汉文帝的时候，魏尚是云中郡的太守，抵抗匈奴有功，却因为多报了六个首级而获罪削职。后来，文帝采用了冯唐的劝谏，派冯唐手持符节，到云中郡赦免魏尚。而苏轼当时被贬，在密州感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希望朝廷有一天能派冯唐一样的人来赦免自己，渴望报效朝廷。只是用典，没有明说追求功名利禄，也没有讽刺皇帝，但不管是李白还是苏轼的慨叹身世，用典说事，其实往深里想一层，都有着对皇帝的一种暗讽，对官僚体系的一种控诉，只是没有明说罢了。他们改变不了，只能委婉地写诗用典，委婉地表达，还很安全，不至于呛了皇帝的肺管子。

用典可以减少很多叙事的词语，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写道：“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闻笛赋”说的是西晋向秀的《思旧赋》。三国曹魏末年，向秀的好朋友嵇康、吕安因不满司马氏篡权而被杀害，向秀经过嵇康、吕安的旧居，听到有人吹笛子，由笛声勾起了对朋友的怀念，因此说是《闻笛赋》，实际上刘禹锡在借这个典故怀念已死的好朋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另一个典故是“烂柯人”，相传晋人王质上山砍柴，看见两个童子下棋，就在旁边观看，等到棋局终了，他手中的斧子柄已经腐烂了。等他回到村里，才知道已经过了一百年。刘禹锡用这个典故表达人世沧桑变化，暮年返乡恍如隔世的心情。两句诗引用了两个典故，而两个典故并不简单，需要一大堆文字才能叙述清楚，在诗中只用六个字就说明白了，达到言约义丰的效果。还有辛弃疾的《破阵子》：“八百里分麾下炙”，引用晋人王恺以名为“八百里驳”的牛做赌注的故事，“马作的卢飞快”则引用了刘备乘的卢马从襄阳城西的檀溪一跃三丈的典故，创设意境，也说明了自己梦想犒劳出征将士，骑上飞奔的骏马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决心。

当然，诗词用典不可过多，过多就会有“掉书袋”的嫌疑。汉大赋铺张华丽，用典很多，当代人如果不借助工具书就很难看懂其中的典故，其中的用典除了对仗工整就是卖弄技巧了，还不如直接叙事抒情来得方便，但汉大赋的体式限制了直接叙事和抒情的特点，需要铺排，需要纵横恣肆，需要大量用典，不然何以体现大赋的风格呢？后人写诗作词大多用典，不管是抒情言志，表明心迹还是品评历史，借古讽今，都在强调典故本身的文化信息，强调典故本身的意义，就好像比喻，本体和与喻体之间一定具有可比性，而用典的诗人一定知道典故本身的意义和自身诗作所用到的意义具备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又不能明说，只能借助典故这种文化符号来隐喻了。

典故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文化符号特征，怎么用，用到哪里全凭诗人或词人自己思考，而典故本身的意义足以让诗人和词人发挥诗词讽喻的功能，看似在悲叹自身，其实是在讽刺当朝，类似《春秋》曲笔，具备一定的意义了。或许，这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