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 水：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一种早期的老龄。
它教给我们现世状态中的脆弱，
启发我们思考未来……
——【英】亚历山大·蒲柏《论疾病》
1
我没有酒瘾，但仍然会沉醉于那透亮的液体带来的快感。
酒是粮食的精华。我一直珍惜粮食。由父辈那里，我知道一粒麦子诞生的过程是艰难的，一棵白菜的生长过程也是辛苦的。我要看着它们进入我的身体，我的胃，然后像一头老牛般慢慢地消磨它们。
酒是流动的美人，醇厚丰润，有着随物赋形的柔美。它在提升人勇气的同时，也能增加荷尔蒙的分泌，并将气氛的浓度推向更高。即使一个拙笨的人，微麻的舌头突然间也能倾倒出一大堆骇人心魄的警语。
酒是柔软的宝剑。它能削铁如泥，剔骨离肉。它的分解物，或者它的柔软的剑锋，已悄悄潜入我的身体里——在某个看不见的——隐秘的地方积蓄能量，以便在某个合适的时间和节点发力。
那个觥筹交错的夜晚，它沿着血管开始将兵力输送到战场。足踝的骨肉被坚韧地啮噬的感觉，犹如毒蛇吐信，万蚁驱奔。那一刻，我想地球深处熔岩的温度，可能也不过如此。
闭户即深山。在繁闹的都市，突然没有了公司里几十号人的嘈杂，地铁的拥挤和车水马龙中的奔跑，我终于被“隐居”了。我必须将患足高高架起，方能减少那啮噬的群蚁数量。一生都处于“社会底层”的“足下”之物，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痛风，此刻变得高高在上，须仰视才见。
风是空气流动的现象，就像它的姊妹云雨雪自然而然的降生与自灭。几十年过往的人生，“风花雪月”始终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只有过多的风夹杂着雨一路泥泞地往前延伸。现在，属于我的疼痛就是一股风，一种风雨如磐的感觉突如其来。
潮流是吹动的风。风气与我总是毫不相干。我不喜欢听到无谓的风声；没有足够的震撼人心的风采；没有刻骨铭心的艳遇。一切的一切世上风景，时尚风景，总是与我的风格格格不入。
难道是我具备了清风高节的风骨么？我不知道。此时此刻，风正在缠绕着我。它已经不是水平方向的气流运动，而是囊括了上与下，在某个具体的位置全方位追风透骨的痛彻——那个叫做“痛风”的名词——我第一次知道它的厉害。
２
当我因为摔进深沟，身体多处骨折躺在医院的时候，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能够站立起来并且行走。医生的回答吊诡而不置可否，“聪明”的我便不再追问，只是默默地闭上眼睛，将黑暗在脑海里开凿成一道深不见底的隧洞。开着空调的病房里，我不能够感知季节的更迭，但凭着脑海里夜与昼的交替和窗外摆动的树枝，以及白天日渐黯淡的天色，我判断田野里应该有雪了。
平躺一个月后，我的上半身能够稍稍靠在墙壁上，但下半身还不能活动。我伸长了脖子，犹如一只无形的手提起的鸡，也只能看到外面高楼的上半层，而看不到下面的地面。再半个月之后，我能在别人的搀扶下在床上靠墙站立，每天一次，每次不能超过5分钟。支撑不住的不仅仅是腿，还有强烈的眩晕感。人常说，一个好人躺一个月也能躺出病来，我终于相信。
有一天，我终于看见了地面。远近的田野里果然白茫茫一片，影影绰绰的人群在远处的野地里奔跑，同时奔跑的还有几只弱狗，——他们在撵兔子。我当初是多么地欢实，他们绝对跑不过我！他们是在平坦的田地里跑，而我能在山上的灌木丛里奔跑。可是现在，我连站立的能力都没有。
我开始绝望。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善于思考的人，但突如其来的失去奔走的能力，使我必须思考自己的人生。接下来干什么？我又能干什么？父亲曾说我生就一副干农活的身体，但恰恰就是这个最简单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可以赖以糊口的活路，我却是再也不能从事了。
亚历山大·蒲柏说：“疾病给予那些支撑我们的虚荣、力量和青春活力以冲击和震动，使我们不由得想到，当自己的外围工事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时候，就要从内部来稳固自己。”痛定思痛，我开始寻找既可以依赖的外围工事，同时也从内部稳固自己的心态。
我想到了一位表哥，他是一个先天小儿麻痹的残疾人。他学会了画画，修理电器，凭自己双手挣来的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每个集日，他能够自己一个人在集市上摆摊，后来成为四个兄弟里过得最好的一个。我决定身体好了之后拜他为师，我要好好地活下去。
命运又一次和我开了玩笑。大半年之后，我还不至于和表哥一样需要坐在轮椅上。因为关节面损坏严重，畸形愈合的腿脚，使我不再能够如前一样快速奔跑，但却还能行走，只是不能连续站立超过两个小时，或者连续行走超过10公里。
多年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医嘱的高明和精准。我打消了去见表哥的念头。
父亲总是说，有智吃智，有力吃力，我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智力。既然乡村不能容我，那就到另一个天地去吧。
３
父亲从来没有病过。他像山上一株茁壮的黄栌，在雨水的浸泡、太阳的暴晒和山风的侵蚀中，始终毫发无损。即便在那个及其寒冷的冬日黎明，他去山泉挑水，浑身跌落在冰水里，仍然将满满的一担水挑了回来。他的棉裤棉袄僵硬直立，和人整个冻在一起，他也没有生病。那个雷雨交加的下午，一场沛雨从天而降，周围找不到一个能避雨的土窑或者大树，我家的老牛差点被雨淋死，父亲成了一只落汤鸡，但他却一点事都没有。
我以为他是铁做的。
那时候，弟尚未有媳妇。在这个穷乡僻壤，除非家道相当的殷实，很难有愿意嫁到这里的女孩了。村子北边深山里的人口本来就少，适龄的女孩更少。仅有的几个女孩，经人打听，已经允诺了山外平原地区的人家。眼看着和弟同龄的小伙子都已完婚，我们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的失落和心急如焚。在祖祖辈辈居住的这个山村，在固有的乡俗里，父亲“镇静”的表现似乎不太正常。
有一天，六爷说，父亲愁得睡不着觉。就猛然想起半夜里，他的屋子里时常传出的微弱叹息声，而我仅仅以为，那是他白天下地劳作的身体对疼痛的反应。我忽然明白，他是一个能够在任何人面前隐忍自己的表情和内心世界的人。他将所有的心思，只是说给了和他年龄相仿的六爷。也许在他看来，将自己的“无能”展现在儿子面前，对于一个父亲，是一种耻辱——他觉得那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初次倒下的地方，是一条乱石铺路的山坡。他用那把伴其一生的老鐝头挑着耱下坡，一起回家的老牛自由地走在前边。他的脚下一绊，仆倒了。
他开始了八年漫长的风烛残年时光。脑溢血的后遗症不仅仅是偏瘫，还有“胡言乱语”。他变得十分固执，不愿意拖着右半身在巷道里走动锻炼，而宁肯躺在土炕上。
门口的长条青石，此后一直布满灰土，冷冷地铺陈在那里，上面再也见不到父亲的身影。村里的顽童在青石上面画满了图画。有好几次，母亲将他强拉硬拽出来，让他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而他却低着头看地上一群蚂蚁匆匆搬家，之后便很快要求回家。对于一旁走过来的村人，他的眼神里含有一种明显而顽固的拒绝，也有一丝惊惧的躲避。他偶有清醒，会断续地说出外人不能明白的想法。我亦能从那短暂的清醒里，析滤出他对自己“人生失败”的愧疚。作为一个儿子，他连自己的水火都无法自理，更没有能力说服我的母亲将婆接到家里，给予年迈的她晚年最后的尊严。他无能为力。一个隐晦的夜晚，婆跟着三叔离开了故乡。
那条青石板，是他人生法庭的被告席。
原来老屋的八口之家，只剩父母和兄弟三人。更多时候，是他们老两口。对于我离开故土才能好好活下去的想法和说辞，父亲不置可否。完小毕业的他，已经看到社会的变化和乡村的日渐萧条，但对于我能否在城市混下去仍然充满了深深的疑问，在他的想象里，以我火爆的脾性和强大的身体力量，肯定不愿在陌生的人面前吃亏，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会惹出事端一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躺在炕上的第三年，已经是我在城市流浪的第五年。我仍旧一无所获。我的落魄，也许早被他看到了。
我极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对话。那是一个冬日，我回去看他，他面朝里躺在土炕上。年轻的弟弟一人去了外省闯荡，去找寻他自己可能行走的康庄大道。母亲不在家，大约给他做了饭吃，然后去哪家串门了。父亲缓缓地将身子拧过来，却用手遮挡了脸，只是用低沉的声音问我吃了没有，没有吃的话去XX家叫你妈回来给你做饭，我说在集上吃过了，他便不再吭气。
父亲对于我一家三口在城市的居住和生活充满疑问，当听说吃粮是要拿挣来的钱去买时，他突然放开手，脸上现出惊人的疑问：“你的饭量我还不知道？拿钱买得多少钱！哪能吃饱？！”在他眼里，那些地再薄，也基本能养活人。实在不行，开了春，山上还有各种野菜野果。
实在不行就回来，他说。对于他的“迂腐”，我早有所料，而对于他一刹那间的清醒，我十分地吃惊。我坚信我的前途在城市。而在这穷山沟，我的眼睛睁到最大，也只能看到巴掌大的一片蓝天。
他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我的腿不再能踢旋风脚，不再能够360度腾空摆莲。那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我从山梁上挑着一担柿子呲牙咧嘴摇摇晃晃地走在小路上的时候，那个过去熟练现在却艰难的换肩动作笨拙而僵硬。当我的脖子不得不随着肩膀后转的时候，我瞥见了跟在身后的他无奈、悲哀和绝望的眼神。
牛被贱卖，田地荒芜，老屋日渐残破。他辛苦开垦的一面荒坡上的、尚未结果的“果园”无人继承。对他来说，所有映入眼帘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良性进展。及至我们兄弟姐妹合力解决了弟的婚姻问题，当面对站在面前的未来的儿媳时，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任何欣慰的表情。
多年的镇静药物的副作用，已使他大约确实痴呆了。疾病犹如我家那些背坡的土地，是父亲生命的阴面，始终见不到阳光。整日躺在土炕上的他，过着在背坡的地里继续劳作的生活。以我当年的亲身经历，我十分清楚，那是一种静态的痛苦。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嗓子再也发不出来对那头老牛的雄壮的吆喝声了。
父亲在被宣判疾病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体里不仅仅是疼痛，还夹杂裹挟着自卑和自贱。他羞于见人，将自己封闭在幽暗的屋子里。那个土炕，与其说是他晚年最后的栖息之地，不如说是他自认为心理比较安全的盛放之地。尽管他的生命还没有结束，但却消失在村人的视线里了。
培根说“成人之怕死犹如儿童之怕入暗处。”我不知道父亲怕不怕死。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因为自己连累别人而要求尽快去死的话语，他似乎在等待什么。当我那一天在房子帮他挪动一袋麦子的时候，他再一次看到了我的吃力与无奈，而我也捕捉到了他更加绝望和悲凉的眼神。他知道我再也没有以前将他那头心爱的，不听话的毛驴只用一只胳膊就能扳倒在地的能力了。尽管他心痛他的牲口，但我知道他更吃惊我的膂力，那是当一个山区的农民最值得炫耀的资本。
那间小小的屋子，以常年的幽暗，掩护了父亲最后的尊严。而我身体的灾难，也许加速了他的辞世。
４
二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没有上过一天学，更不可能认识住院部那大大的“肿瘤科”三个字。我们可以很放心地将那些化验单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
她亦强壮。我依稀记得，当村子里好多姑娘两个人用扁担抬粪挣工分的时候，二姐嫌麻烦，她愿意一个人挑，那是男人的劳动方式。直至结婚以后，姐夫在煤矿爆破器材厂上班的日子，她能一个人扛起一口袋的粮食，轻松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没有任何的前兆。她倒下去的时候，仍然无法想象她怎么会生病。在她看来，生病，特别是治不好的大病，是那些掰人玉米拿人东西搬弄是非忤逆不孝的人理应受到的惩罚，她不是那样的人，从来没有过。她蒙昧的思想意识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仅仅是上一辈人口口相传的因果报应。她能承受身体的疼痛，却不能接受不治之症降临在她身上的现实。
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她第一次来到繁华的长安城，第一次见到比姐夫工作的小山沟那砖混楼房高得多的摩天大楼，她的眼睛突然就不够用了。
切下来的附带肿瘤的一堆结肠，血淋淋地盛放在白色的搪瓷盘子里。当护士将那盘子端到我们面前让家属验证的时候，亲身经历亲眼见过不知多少血腥场面的我，仍然感到一阵眩晕，那毕竟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以我“广博”的知识和与主治大夫的交流，我清楚这场耗资巨大的手术治疗，仅仅只能延缓她的生命，也许一年，也许三年，她终将离我们而去。那个暂时看不到的结局何时出现，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她将姐夫骂得狗血喷头：所有的农活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扛，累的。常年在炸药厂工作的姐夫，其实比她更多地接触有害物质。也因为他的正式工的身份，在那个时期，二姐的家庭虽然小康不足却也富裕有余。姐夫不和她计较，人之将死，夫复何求？二姐延续了父亲的执拗，一直躺在炕上叹息怎么见人。在抱怨父母让她过早地挣工分之余，她深刻检查自己的前半生，她的错误在于：脾气太倔，和母亲争吵；嫌和她同龄的女子没有劲，自己一个人挑粪，伤了人家的心；没有给好脸色而受到婆婆的诅咒等等。姐夫一脸苦笑，默默不语，只是在一旁拼命地吸烟。
将近十几万元的手术和放疗化疗费用，彻底打碎了一个农村的小康之家经年制作的、尚不能算作精致的花瓶。术后的一年时间里，我们都在保守着死神走近的秘密。她的语音已经极度微弱，人痛苦不堪。大家听取了我的建议，由我联系省人民医院，每十天领取一次杜鲁丁。疼痛的频率越来越密集，剂量也越来越大。我奔波在人民医院与长途汽车站之间，那些“毒品”，以每次5元的“运费”，一次次被司机送到她的村口。她“知道”，吃了那白色的药片，病就能好，能够再一次看到省城的繁华。
儿子尚未完婚；不善农活的姐夫，会将那个果园管得荒草丛生不结果子；姐夫不常在家，要是她不出面，姐夫连邻居的一把斧子也不好意思去借；等病好了，她还要给儿媳妇照看孙子。所有的理由都在提醒她必须好好地活着。她并不知道，人民医院的“宁养科”，扮演着让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人“有尊严地死去”的角色，而我是她死亡路上的推进者。
那个炎热的中午，我坐在省人民医院的树下等待“宁养科”的医生上班，领药。手机突然响起，铃声盖过了树上的蝉鸣。姐夫幽幽地说，不用拿药，你姐走了。
令我遗憾的是，以我“丰富的学识”，仍无法说服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理解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与因果报应毫无关系。她没有想过多少年里，她都是扔掉了锄头背着喷雾器在麦田里打除草剂；每年的清明前后到十月摘卸果子，周围几十里的空气里飘散的都是给果树喷洒农药的味道；她家的桌面每天飘落一层厚厚的石粉，那是山上采石场的杰作。
她带着极不甘心而又漫无目的的忏悔，走向了另一个冷冰冰的世界。术后的一年时间里，她从来没有走出过家门半步。在她眼里，村人的目光是一把把飞撒过来的乱针，刺得她心痛不已。
她到死也没有明白她有什么错。
５
陪三叔吃完饺子，我给他买了一个水杯和几斤水果，将他送上西安开往ｘ市的火车。
列车员开始提醒送客的人下车。一向极不善言辞的三叔突然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嘱咐我一定要去Ａ省看他，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颤栗和心跳的声音。这是他离开故乡第四次回来。
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三叔随着三娘定居在她娘家的故乡Ａ省Ｓ县Ｇ镇。他们的物质生活，比起我们这里似乎要好一些，这从他们的言辞和三叔的发福都能看出来。这一次，回到老家的三叔比过去更多地喜欢串亲戚，他将所有能想到的，远近的亲戚都走遍了。
最远的三姑家，是我开着车陪他去的。他与三姑抱头痛哭。回来的路上，他一一指点那些弯弯山路上的一草一木。童年的时代，每年的正月初四，我和他背着白馍和一袋能打死人的硬点心去三姑家。更多的时候，是踩着厚厚的积雪，冒着刺骨的寒风。一来一去，七十多里山路，需要两天时间。这是多年不变的习惯。
不到一年时间，堂弟打来电话，说三叔去世了，肺癌。三叔Ａ省的家，在煤矿附近。
我忽然明白了他的反常举动。人之将死其言也多，疾病可以把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变得善谈，也能把自己的前尘往事都钩沉起来。以我有限的人生经历，只是将三叔的多言与善走，仅仅与他晚年的思乡之情联系起来。堂弟没有告诉我他的实情。他是从来没有做过身体检查，还是和二姐一样大字不识，看不懂那化验单子？抑或是依他七十年的人生敏感，提前预知了一切？
三叔最后的精神幸福，也许是在故乡度过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每每出门，他都说不要等他回来吃饭。他吃百家饭。在周围的村子，尽管他已离开故土近二十年，却突然有了比以前更多的熟人。他早出晚归，回来高兴地谈起多年没见的谁和谁，他们无一例外地招呼他吃饭，喝茶，羡慕他走出山沟，过上了富贵的生活。他说是的，但Ａ省的面不筋道，下到锅里就断；平原的地太大，人进去心里发慌，像把一只羊丢进山里，不像这山沟的地，片片小，几步就能走到头；那里没有柿子，苹果水大，却不甜。
６
少年磨难，中年渐盛；二子送终，享年七十三岁，卒于春风之中。套用麻衣相书，我的一生是如此描述的。
父亲和三叔都是在这个年龄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我信命，又不信命。我没有什么信仰，但我不反对，甚至支持、默许我的家人烧香拜佛。我可以没有信仰，但他们不能。我宁愿将十块钱投给用一只独脚在地上写出一笔好字的人，也不想掏两块钱进八仙庵上一炷香；我宁愿花两块钱买一个老太太五毛钱一把的野菜，却不愿正眼看一眼车窗外健步如飞的乞讨者。
那个冬日的下午，当一个云游的僧人上门化缘的时候，我以犀利的言语击退了他。他走远了，然后回头毒毒地盯着我，眼中射出更加毒毒的光。
岳母将自己的家布置得像一座庙，供奉了三座神像。她每天早起，必先上香。第一碗饭，一定是神吃的。她不为自己祈祷，是为我们祈祷，愿神保佑我的孩子上好学校，有好工作；我们的日子好起来，有更多的钱花。她说她的香没有白上，而好些人的香是上到粪堆去了。她说她从从孩子们和我们的身上看到了结果。
我不知是否中年渐盛，却知道身体的疼痛日渐增多，除过先前的沉疴，还有新的病痛增加。我不再手提一桶水像提一只空桶。我的右腿不能负重太多。她再三嘱咐我每天梳头一百次，几年下来头发就会变黑，而我一笑置之。
人说痛风是一种富贵病，我真的富贵了么？除过比过去吃了更多的肉，“被”喝了更多的酒之外，我没有那么多的海鲜吃，也吃不起。而腰与颈却日渐痛起来了，我知道这是长期坐在电脑前的原因。走出乡村，我摆脱了上山下岭肩挑背扛的生活，陷进了电脑椅的松软舒适之中，头颈日渐僵硬。除过腰椎间盘突出，其他什么也不突出。
酒精的刺激，乡村空气里充斥的农药的味道；自卑与蒙昧；城市的雾霾，哪一个杀伤力更强？
我说不清楚。他们走了，不远的将来，我也将无处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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