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在喧嚣的国度
余华，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10 年前，许知远将他对余华的记忆与理解整理成文，并将此文收入他的著作《祖国的陌生人》中。10 年后的今天，《祖国的陌生人》法语版已然出版。
余华：活在喧嚣的国度
许知远
一
1982 年，余华二十二岁了，他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之前五年，他每天八小时，在浙江一个叫海盐的小县城的一所牙科医院里拔牙。他相信自己至少见到了上万张嘴巴，却仍发现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和整整一代中国作家一样，对余华而言，文学与其说是一种内心压抑不住的才情的释放，不如说是对单调生活的最有效的逃离。“作曲与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1997 年他谦虚而认真地回忆说，“我只能写作了”。
此时，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作家了，1991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一年后人们又看到了《活着》，1995 年他完成了《许三观卖血记》。在此之前，批评家把他划入了先锋派小说家的行列，他和北村、苏童、格非是 1980 年代最后几年中国文坛最让兴奋的几个年轻人， 他们对于中学作文式的写作厌倦透顶，正探索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南蓝星笔会
左起：叶兆言、程永新、余华、格非
但更广泛的承认似乎仍未到来。三部长篇小说的印数加在一起仍不超过两万册，尽管其中一两本得到了中等规模的奖项，比如《中国时报》的十本好书奖，张艺谋在 1994 年把《活着》搬上了银幕，但那更是导演而非作家的作品。
他居住在五棵松一处不到四十平方米的小公寓内。他多年的朋友陈年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后者当年是《北京青年报》二十七岁的年轻记者，前去采访三十六岁的作家余华。见面的气氛诚恳而紧张。在采访进行到一半时， 陈年被扔进一个黑黑的小房间里，余华把巴赫的唱片放进唱机后离开，半个小时后，他回来询问仍莫名其妙的记者，你觉得巴赫怎么样？
这可能是余华第一次接受大众媒体的采访，以《北京青年报》在当时的影响力，采访使余华收到了一个小说家都想象不到后果——他儿子的幼儿园老师找上门来，询问能否帮助她的儿子上小学，因为他显然是个名人。陈年也记得，在 1996 年的那个暑假，余华如何不知疲倦地从五棵松骑上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北京大学，再加上一个北大青年老师韩毓海，三个人坐在学校的草坪上。“我们在一起胡说八道，相互打击，没个正经”，陈年回忆说，“余华是个骄傲的人，和朋友在一起又是满口放肆的家伙，激动起来还口吃，他从不怀疑自己是最好的小说家。” 1996 年初时，余华对于独立采访者许晓煜说 ：“我认为我始终是走在中国文学的最前列的。”
但在此后将近十年中，余华没有出版任何小说，他开始在《收获》杂志上断断续续地发表随笔，卡夫卡与川端康成，布尔加科夫与福克纳，博尔赫斯与三岛由纪夫，他回忆这些年轻时痴狂喜爱的经典作家。他也开始讲述音乐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它和文学一样都代表了对于叙述的迷恋，他想起了 1975 年，在他仍是个初中生时，如何突然间爱上了作曲，用整整一个下午，将《狂人日记》谱成了曲。是随笔而非小说，使我第一次对余华产生兴趣。1998 年的夏天，我买到《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在《收获》上读书笔记的合集。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各种各样的文论，从 T. S. 艾略特到沃尔特·本雅明，从爱德蒙·威尔逊到米兰·昆德拉，他们谈论如何写作小说与诗歌，比小说与诗歌本身对我更有吸引力。厨房的秘密比餐桌上的菜肴更让我兴致盎然。
我完全被《我能否相信自己》的叙事迷住了，一句接一句构成了一条绵延的河流，我只能顺流而下。我怀疑自己从未看出其中的特别之处，只是觉得它写得几乎像是博尔赫斯的随笔，在每一句话后面我都读到了更悠长的意味，那的确是个“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紧接着，《高潮》又出版了，他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和霍桑的《红字》放在了同一坐标系中，尽管“他们置身于两个绝然不同的时代，完成了两个绝然不同的命运”，然而，“他们对内心的坚持却是一样地固执和一样地密不透风……他们的某些神秘的一致性，使他们获得了类似的方式，在岁月一样漫长的叙述里去经历共同的高潮”。
二
我从未学会文本分析，在文学理论家们强调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冷酷”色彩时，余华在我心目中却是一个温暖、 富有激情、又有点无赖孩子气的形象。我从来也不是文学青年，对中国文坛的兴衰一无所知。因为随笔，我开始阅读余华的小说。令我激动的是，它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先锋，而是像极了我心目中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我被叙述的节奏、人物的命运牵引着，头也不回地往下读。
但我得承认，我仍主要用随笔甚至警句阅读者的眼光在读余华的小说。他的小说的序言比小说主题更让我着迷。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不同小说的中文版、韩文版、日文版、 意大利文版的序言。那里面充满了让我击节赞赏的语句。《许三观卖血记》的序言是这样开头的：“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记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 在《在细雨中呼喊》的韩文版序中，他又写道：“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回忆的理由。如同流动的河水，在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里永久而宽广地荡漾着，支持着我们的生活和阅读。”
从 1999 年夏天到 2000 年冬天，在很多安静的下午与夜晚，我缩在沙发上、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想象着是什么人写出了这样的文字。我从他偶尔给大众报刊撰写的随意性的小文章，知道了他生活的一些片断 ：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他如何躺医院的太平间里凉爽的水泥板上度过炎热，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小床上，透过树梢看到月光的抖动，夜空的深远和广阔与无边无际的寒冷，给了他持久的恐惧感；第一次战战兢兢前来北京改稿的经历；他有一个叫漏漏的儿子；他是多么高兴能够搬到北京来住，他在这里不需要主动和任何人说话，是个真正的陌生人。
也就是在这几年中，对于余华的更广泛的承认终于到来。南海出版公司最初发现了这位作家的市场价值。那是一种窄窄的、不带勒口的开本，康笑宇的封面设计，尽管内页的纸张不无粗糙，我买的几本都有蛀虫的痕迹，但在当时仍不失为包装精美。它们在书店里都成为了长销书， 他的主要作品开始以不同的版本进入国际市场，国际性的奖项也接踵而来，他开始周游世界，去欧洲签名售书，去美国的大学做讲演，为意大利的中学生分析“活着与生存” 的差异，去韩国作访问，参加不同国家的文学节……在世俗意义上，他的确已经是个大作家，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位中国小说家比他更声名显赫。
也是在这几年中，中国社会的运转速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变得空前地喧哗与躁动，所有人都把他们所有的欲望释放与表达出来，它混乱、粗俗而生气勃勃。而对于作家而言，写作也突然变得蓬勃且泛滥，他们曾经宣称诗人已死，小说已死，作家在 1980 年代的风光无限，已彻底地让位于商人、娱乐明星，但由于媒体的爆炸、互联网的兴起，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在宣称自己在写作小说、剧本、 诗歌、随笔，但与此同时写作不再被称之为写作，而是写字。
在这种喧闹的映衬下，余华那些往昔的作品，那些饱含深情的阅读、音乐体验，散发的光彩显得不真实地动人。他引用贺拉斯的名句，用崔护的“人面桃花别样红”的诗句向日本人解释“活着”的意义，乃至于我毫不怀疑，他不属于我们的时代，而是从属所有时代的杰出作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