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旧岁冷弦
止庵在六十岁后完成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在一些人看来，批评家身份与学者的影子突然有了逆转，深隐的创作才情流出，笔墨中已经诸体皆备，新故交错。读毕此书便觉得，这不是一本热闹的小说，像一株废园里未枯的树，留住了消失的时光。
读书界对止庵的印象是博学、多才，深入到许多知识领域，这是不错的。但我觉得，他多年来在做的是一件工作，就是探索生死问题。不同体裁的作品，背后有大抵相似的指向。他过去所写的文章，精致，简约，有点苦雨翁的散淡之风。书话体最为突出，收放自如，属于被世间遗忘的小传统。止庵有学者气质，却不愿与学界为伍。以非象牙塔的方式处理象牙塔学人的工作，倒是像民国的读书人。其文字被人注意，还在于诗人气质，但又不是轻飘的抒情者，理性在他那里隐含得很深。由于此，笔底自然是另一番景致，自行在路上，对于清冷之状，都能忍之、认之。
做过医生的止庵有过科学思维的训练，文含掌故，言必有据，笔触有严谨的逻辑。对于庄子、知堂、废名的研究都有心得，说的是别人一般不说的话。他的大量随笔，像似旧岁冷弦，隐隐感到在以古喻今，或借历史衬托今天的生活。比如他写知堂的传记，就另开门户，颠覆了一些认知方式。对于废名、张爱玲的叙述，是作家间的心灵互感，于微妙处藏着慧眼的余光，照出文字背后的幽径。有时会觉得，他关注的作家，都是曾被遗忘的人，明珠投暗，大为可惜，人间真意，往往于此可以找到。
止庵写长篇小说，完全出人意料。《受命》酝酿了三十年，让人恍然觉出，大半生笔墨的挥洒，都是为此书准备的序曲。先前写的文章，都是谈别人的学术与文本，《受命》却有所历的生命经验，生活观与审美观均在此感性地显现。但又非一般作家那样的自我燃烧，而是悄然打量逝去年代的恩恩怨怨。精神在实有与虚无间飘来飘去，不动声色中，有暗影走来，给热闹的文坛，拽出一抹冷色。
《受命》写的是复仇的故事，他说此书也有向鲁迅致意的意思，这不无道理。小说在调子上不太像鲁迅传统，但鲁老夫子的冷峻、决然和义无反顾的韧性还是传染了他。中国人最善于遗忘，以模糊与隐瞒的方式隐去了历史的光点。鲁迅写《铸剑》，有骇世之音，明暗间的撕扯最后成为混沌之物，意义被无意义所碾。这显示了存在的荒诞与思想的未明之状。惊奇中的冲荡之气，我们岂能忘记。《受命》中的冰锋，偏偏记着过去的烟云，纠缠于苦涩的记忆，父辈的悲剧仿佛毒蛇般缠着自己，这与《铸剑》的主人翁很像。但鲁迅写的是怪诞的传奇，意象消解了日常生活。《受命》则不然，乃真俗二谛间的生活画卷，在古都的街巷、烟火气里弹奏着一只夜曲。流行话语与观念被淡化到街市的场景里，涌动的思潮被个体经验所代替。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同代人的叙述语态面对过去，看得出他一直怀着一个未竟之志。
显然，止庵并不满意以往的关于八十年代的叙述，因为那些话语过于外在了。《受命》要抵抗的是大潮里的飘物，审视的是普通人的另类生活。作品里的人要么满足于随着时代之潮走，要么沉浸在对于未来的憧憬里，但这些都没有丰满之感。芸芸大约算是世俗之乐者，叶生乃是没有染有俗谛之人，纯然而美丽。两位女性都没有历史记忆，惟冰锋纠葛的是昨日之影，深陷而不得自拔。他复仇之心深埋在心里，以致日常行为有些变形。止庵处理这个人，不都是简单的认可什么，而是力钻人性的深井。冰锋热爱文学，知识驳杂，对于新涌现的艺术颇为敏感，在新艺术喷涌的时期，又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对于世界并不热心，只将自己限于狭小的环境里，与外界隔着一道冰河。但又非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也不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痉挛的犯罪者。冰锋血液里流着伍子胥的幽怨，一切都在冷的凝视中。他的思想不乏异端者的痕迹，可是沉默寡言才是对于身外世界的态度。以冷然的姿态处理感情与信仰，远离儒家以柔克刚的传统，也非道家的隐逸，倒是带有一点墨子门徒的一丝影子，平静的深处有着风暴的可能。在中国，无论是山林之客，还是台阁中人，都难能接受这类人物，但他却以逆行的方式，刺激出新的思想，让我们震惊之余，重新思考消失的年月的另类遗存，将沉眠的存在一一唤醒。谁之罪，与无罪之罪的问题纠缠着生命的时候，笔触自然也凝重起来。
有人已经看出，这是一部关于时间的书，有着较自觉的精神寻找。但时间里的命运，早有人以诗的方式展示过。自八十年代起，残雪等人就已经开始以历险的方式走进人性的深处，那里多是在变形与怪诞里，挑战流行的思维。格非、马原也有实验之作出现。止庵与先锋派不同的地方是，写意同时，不忘写实精神，思想可以跳跃，而辞章有安静的一面。他饱览域外书籍，文笔却是京派的遗风之一种。
先锋派与浪漫派其实有相似的地方，写恶的存在，背景多是阴暗的，但止庵绕过这个传统，他笔下的街市，有人间烟火之味，自然风貌，亦多风景画的样子。有些地方，传达出生活的诱人之美。张爱玲小说就曾如此处理环境与人性的反差，虽厌恶旧屋檐下的男男女女，但每每写到服饰与花草，也不乏趣味。
止庵处理记忆，显得有些克制，自然也抑制了灵动感的散出，本该奔放的地方却有点矜持。这是与流行写作的不同的地方，他或许觉得，这样可以防止滑入前人的套路里。京派作家有过这类笔法，知堂的文章也是点到为止，宗璞的小说喜欢裹在旧诗文的意境里，思想自有边界。知堂与宗璞最终指向静谧之所，止庵却在静谧中进入惊魂动魄的暗河里，在不动声色里，让我们获得一次反省生命与历史的机会。这样看来，说他改变了京派写作的路径，也是对的。
当他以这种方式面对世界时，未必人人都能适应。今天的读书人多在专业化的笼子里，边界清清楚楚。止庵是没有这些界限的。他跨越许多领域，以史料求真、用反诘爱智，赏世、缘情、寻梦中，敲开了存在的另一扇门。也不太喜欢道学的东西，它遮蔽的话题太多了。所以有时我们在他那里读出人性的荒原，但也有几朵瑟瑟于冷风里的花，开在不被注意的地方。无意苦争春，原也不错，那才是他的幽思栖息的地方。
熟悉止庵的人都知道，他的学术研究时间比诗歌、小说写作的历史都长。但《受命》不是取悦读者的著作，而是拷问我们弱化了的精神內觉。他写京都青年神态，既在为历史留影，也借着感性的方式，写出一种精神的可能。
我们都在前人的影子里，但不是人人都知道。他以读者陌生的方式，告诉我们曾有的时光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形影，惟在被遗弃的废园里，才刻有曾存的隐秘。这时候你会感到，审视悲剧的人，知道什么是值得驻足的地方。在不可思议处才有认知之门。这是哲学话题了，止庵不想在作学院式的解释，而故事本身，却让我们思索着一向被怠慢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