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希腊理性善与希伯来神性善之间的中道缺失
我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第一是希腊理性善。产生于混沌黑暗的希腊神系开初倾向于幽冥的自然“定数律”（限制），黑格尔把它理解成“度”（神即“度”），由此构成“规律”的“善无限性”，与“恶无限性”相对。换句话说，希腊的神是“有限神”，只有“有限”，才能“完善”，才能显现为“度”，或“规律”。于是，抽象出希腊理性的基本特征：“一是一切”。这个“逻各斯”只能在受限制的“善无限”中才是可理解的。所以，即便新神系之王宙斯，在泰坦神系的普罗米修斯看来，也逃脱不了“定数律”的命运。但新神之王宙斯表现出一种倾向，即突破“有限完善”成为一切“度”的完善本身——善本身成为无限。它在柏拉图的“造神”中完成，它就是“德木格”——命名为万物的“造物主”。相应在逻辑的根据或大前提上完成了真正的“一是一切”。但是，作为最后根据的大前提是逻辑本身无法提供的——不得不在幽冥之中。随后，“逻各斯”才转变成“逻辑学”。亚里士多德是它的完成者。
实际生活中的“技艺”来自神的传授，它无非是希腊诸神的“度”、“规律”、“有限完善”即“善无限”的物化表现。用柏拉图《理想国》卷六中“日喻”、“线喻”的说法，乃是“善的儿子太阳”光照下，使“可知世界”向“可见世界”的“显现”。正是这个“善-阳光”，同时既给万物以真理，也给人认识万物真理的能力。要想完成二者（真理与认知）的统一，除了希腊神的保证，还有两个作为转化中介的实践过程：
思想上的“逻辑”——纯粹理性（柏拉图的本质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实证主义）。
行为上的“技艺”——实践理性（从人成其为人到通过政治技艺成其为神的道路）。
在这个“让一切呈现”的意义上，希腊理性可以叫“自然之光”，希腊哲学可以叫“光的哲学”。它对黑暗的遮蔽以及光本身的“双重遮蔽”，便是应有的但隐匿了的个中之义。换句话说，光本身不但不是黑暗（罪恶），而且还必然战胜黑暗驱逐黑暗（罪恶）。黑格尔意识到但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这假象本质了，德里达直接把它叫做“白色神话”，唯有海德格尔达到“显隐二重性”的临界状态。但这是后话了。足见希腊哲学和作为哲学本质的西方政治哲学，为何没有“阴影”、没有“罪恶 / 苦难”的位置，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我想用上面的陈述勾画出希腊神性—理性的“善”的事实图景——善主要呈现为好坏、优劣、利害的功能主义尺度。特别是从西方思想发展到“技术理性”的后果看，自问上面的陈述并非虚妄。
当然，两个被隐匿的点需要做特别的补充。一个是人神的同一取代了人神的区分，比如苏格拉底的“知无知”——可以看作康德式的启蒙理性限制（“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的古典版本——最后被“知无限”所取代，正如康德被新康德主义所取代，苏格拉底也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取代。其近现代表现就是所谓“启蒙理性—技术理性”。启蒙者，一切皆大白于天下之谓也。另一个是由此区分着“智慧”与“智能”，即“线喻”中的“可知世界”的下层与上层。“智慧”临界着人的有限与神的无限，“智能”只追求人的“知识即力量与功利”。今天世界整个搁浅在以“逻辑与技艺”为手段的下层“智能世界”中。
这两个隐匿点所隐匿的恰恰是希腊神性中应有的“善”（定数律 / 命运）的负面维度。它其实以“人之咒符”的方式准备在“灾难与死亡”的各种惩罚中。可以用这样一个表达式表达之：“伟大的知识——神圣的罪业”，这是一个典型的希腊“悲剧式”命题。也就是说，苦难也好，罪恶也好，惩罚也好，都可以消融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与尼采“悲剧精神”中净化为人的“强力意志”该当的承担。于是，只有最终的毁灭才能完成最终的惩罚，其他言辞皆无济于事了，如果人类按照“希腊理性—启蒙理性—技术理性”这条道路走到黑的话。
这是一条技术理性的技艺之路：“知识即德性（古代）—知识即力量（近代）—知识即功利（现代）”，由是，今天的技术世界中才形成了“新三位一体人义论”：“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人的“单子化”，终点：“人是机器”。（请参看我的《西方神学、哲学中的人之咒符》）
第二是希伯来神性善。如果“希腊理性善”（功能主义尺度）最后导致人的“物化”（即便是最“真”最“美”最“效用”的物化），那么“希伯来神性善”一开始就预定了人的“虚无”。
黑格尔早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希腊哲学”部分，承认来自东方叙利亚的犹太神（绕道经过罗马成为基督神）给西方人提供的是“来世、超世的生活”。所谓“来世、超世的生活”是根本否定“现世生活”的，其根本的否定所指正是人的“恶性”与“原罪”（尼采对此深恶痛绝）。在这个意义上，希伯来神性善，归根结底就是人性或人的欲望本能的“禁忌与惩罚”。
所有后来的“神义论”所做的种种解释，无非都是在人与神这一根本的对立之间极尽调和之能事。《新约》本身就是调和的产物。然而，调和带来的后果恰恰就是今天各路西方人马津津乐道的“张力”——从服从到反叛到誓死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
既然“人与神”都置入生死斗争之中，何况“人与人”呢？于是有西方哲学的意识形态根源：“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伪装其“真理性”，“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目的在于“权力性”，一言以蔽之：“主奴辩证法”。用中国话说：“大而伯之”。西方的命运如此，对此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了。
第三，两希精神的中道缺失。希腊理性善与希伯来神性善，使人要么“物化”，要么“虚无”，两者张力仍然推动着“技术”主宰的虚无化命运。人之为人的那个“人的持守”在哪里？缺失了。神道与物道，如何人伦化？或者反过来问，人伦化如何“执两端而扣其中”？单纯中国传统式的“天理人伦”之所以没有力量，盖因两端的隐匿（淡出）。是否意味着，世界的希望乃在于，东西方对话的“中和”？孰能“极高明而道中庸”者？“极高明”乃“大化化之”的最高境界——出神入化谓之“中庸道”。东方人或世界人，将如何“善以为之”？
首先做大，“执两端而扣其中”为大，不大无以为之。域中本有四大，唯道大者“知其白守其黑”，然后才入化境无极，逾强制强，化“大而伯之”为中庸道。此道，个人易，民族难矣！迷途问津，以至于此？
再补充几点西学偏见或学西学偏见——显隐二重性的临界思想缺失：将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对立起来，取二值逻辑或两极摇摆，纯属偏见；将人性个人化即单子化，正如将人性种族化国家化一样，纯属偏见；将政治归结为单一民主制，正如归结为单一君主制或单一贵族制一样，纯属偏见；形式逻辑同一律，或辩证逻辑对立同一，乃上述偏见的哲学基础。或许实用于有限范围，但作为奠基原则，纯属偏见。
张志扬：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