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关于青铜上的历史记忆

伯矩鬲(lì)。资料图片

垂字锐角布币。资料图片

后母戊鼎。资料图片

贾伯壶。肖知雨摄

人己鼎及其铭文。肖知雨摄

青铜器作为权力象征,被古人视为祥瑞之物,而金文铸刻其上,存世绵延上千年,人们对它更是青睐有加。相比于甲骨文研究,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 

一尊青铜,数行铭文,引发无限遐想:声势浩大的宗庙祭祀,尘土飞扬的战乱杀伐,觥筹交错的节庆盛宴……斑斑铜绿下,一串字符就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古人称铜为金,因而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又称钟鼎文——钟为乐器,鼎为礼器,金文刻于钟鼎之上,时间愈久愈显古朴厚重,一勾一画间,尽是汉字意蕴之美。

祈问鬼神 惊艳初现

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展厅里的青铜器,或粗犷大气,或精巧华美,默默伫立,接受人们目光的洗礼。它那繁复的花纹、镌刻的字符,分明流露着帝王之气,诉说着悠久的历史风流。

《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shāng)上帝鬼神。”夏朝,我国已出现冶铜铸造业,并以工艺精良、气魄雄伟而著称于世。

在商朝,青铜器备受统治者推崇,被视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和人神沟通的媒介。人们通过夸张、神秘的纹饰,表现神力的巨大莫测,传达对神灵祖先的敬畏和崇拜。这一阶段,青铜器制作工艺纯熟、花纹繁复考究,但器具上出现铭文,还要到商王盘庚迁殷之后。

最初的金文一般只有寥寥数字,主要记录族氏名号、先人名号或作器者名。

1939年3月,河南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鼎体丰腴,气势雄健,鼎腹内壁上铸有醒目的“后母戊”字样,笔画起止多显锋露芒,气势不凡。

经研究考证,“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以举国之力铸造该鼎,堪称“国之重器”。其纹饰之精美、工艺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同样是商朝使用的文字,金文与甲骨文又不尽相同。”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陈士先介绍,甲骨文的书写,要用刀在龟甲和动物的骨头上契刻,所以笔画纤细、字形繁复,象形意义重。而金文主要用范模浇铸,故笔画浑厚、圆转自如,字形相对一致。

后人通过对比,发现一些金文和甲骨刻辞可以相互印证,从而有利于真实、全面地还原商朝历史。随着商朝灭亡,甲骨文随之沉寂,金文起而代之,一时成为主流。

制礼作乐 太平鼎盛

公元前990年,周康王册命贵族盂,向他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反思商朝灭亡的原因,告诫盂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重赏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1700余个奴隶。

有感于周王的重视、肯定和希冀,盂专门铸鼎铭文,记录此事。清道光年间该鼎出土后,人们取盂之名,将该鼎称为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上有铭文291字,其中“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等内容体现周人的天命观,而“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等语句,则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的反思。

西周早期,金文沿袭商朝书风,字的笔画流行波磔(zhé),气势雄厚。这一时期,金文内容多涉及政治、战争、封赐、狱讼等,其变化发展与当时社会状况密不可分。

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逐步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纳上下于道德”,一时盛世太平。此时,金文表现雄浑典丽之风,内容亦逐渐加长。大盂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到西周中期(穆王至孝王),金文字形渐规整,笔道更加线条化,出现长篇册命金文及嘏(gǔ)辞;西周晚期(夷王至幽王),金文内容多是程式化的廷祀册命,长篇金文数量增多。

清道光23年(1843年)出土的毛公鼎,铭文共32行499字,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记载毛公向周宣王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代表作,毛公鼎铭文笔法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字体结构严整,整篇布局不弛不急、行止得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周晚期纯熟的书写技巧。

六国同文 金文式微

《论语》载:“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东周时,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变局,金文发展亦受影响。

春秋时期,青铜器主要是各诸侯国及其卿大夫所制,其金文多反映诸侯、大夫之社会活动与典章制度,在内容和形式上均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精彩局面。

周平王东迁之后,秦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从而保留了西周文字的特点。比较春秋早期的秦公镈与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两者铭文的字形结构与风格都很相近,可为佐证。

然而,由于地域和文化不同,其他各国的字体开始变异。不同地理区域、不同国家间的金文写法各异。到战国时期,出现了秦、燕、晋、楚、齐五大文字体系,结构奇异。

“春秋战国时期金文形体随意,出现艺术性与图案化的字体,字形加饰有鸟虫纹饰,即鸟虫书。”陈士先介绍,这种字体主要流行于南方的楚、蔡、吴、越等国。春秋时期楚国的王子午鼎、吴国的吴王夫差剑和越国的越王勾践剑,上面的铭文均为鸟虫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跨越千年 流传经典

“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问鼎于河洛。”青铜器作为权力象征,被古人视为祥瑞之物,而金文铸刻其上,存世绵延上千年,人们对它更是青睐有加。

世人皆知金文史料价值极高,但由于时间久远,很多金文难认、难解、难记、难写,有若干字至今仍未破译,或因学者解读不同而无法使用,为创作组合造成了很大困难。

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阻碍人们对金文的热情,与甲骨文研究相比,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

  据《说文解字》《汉书·武帝纪》等传世文献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青铜器陆续出土,人们开始相关研究。西汉时期,美阳出土宝鼎,大臣张敞就对该鼎作出了大致准确的解读。

到宋代,金石之学大兴,欧阳修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作《集古录》,成为金石学开创者;赵明诚四处访求金石器物,与妻子李清照一同研究整理,成就一段佳话;近代以来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整理研究,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时至今日,青铜器收藏逐渐升温,刻有金文则身价倍增,甚至以每字数万元计。各种金文书法展、拓片展风靡全国,传扬世界。

2012年开始,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主办下,《汉字》巡展开始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高仿真青铜器、数字版“汉字简史”等与观众零距离接触,展示古汉字的独特魅力。

铜锈斑驳,不掩岁月痕迹;笔画圆转,更添古朴沧桑。跨越千年,人们对金文的释读和考证仍在继续,诸多精彩文字期待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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