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儿汇入大海
却说中共余姚县委特派员张光，两次搞武装失利，尤其是临山事件，不但搞武装失败，还牺牲了付特派员王益生和两个党员，心里更是悲愤交加。张光正在烦闷之时，庵东盐场的地下党组织送来了一份情报，情报称：“相公殿附近来了一支海北过来的武装，号称“五支四大”“宗德三大”，约有200余人，武器常可，人员操对江口音（三北对杭嘉湖一带的称谓）。这支部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6月18日在向天庵村伏击日本鬼子获得大胜，敌人死伤16人。”
张光看罢情报心中暗暗沉思：“莫非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过来了，但是他们为何打着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呢？”他想起上级有过指示，过来的部队实行灰色隐蔽，不打新四军的番号，因而这支“五支四大”“宗德三大”的武装，可能就是海北过来的新四军，就指示各地的地下党支部，设法寻找这支部队的踪迹。然而当时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杂牌部队充斥三北，在游源一带有薛天白的宗德部队，相公殿一带有陆安石的忠义救国军，在白沙河角有顾小汀的淞沪一支队，在胜山新浦一带有孙云达的海上游击大队，再加上“五支四大”和“宗德三大”遵照华中局灰色隐蔽的指示，对外用的是国民党薛天白部队“宗德指挥部第四大队”和“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的番号，在这鱼龙混杂敌伪顽势力综错复杂的局面下，要找到真正的新四军谈何容易。
在姚北地下党苦苦寻找浦东抗日武装的时候，初到三北人地两生的浦东抗日武装更是迫切希望和浙东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因为没有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就像鱼儿离开了大海，根本无法在三北站稳脚跟。但皖南事变后，华中局和浙江党组织的联系已经中断，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暗暗摸索设法寻找，但此时的三北地方党组织已经深深地转入了地下，要找到他们无疑是大海捞针。
要想建立三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问题是抗日部队和地方党立即取得联系，这时候，一个共产党员站了出来，解决了这个关键的问题。这个共产党员叫钱忆群，原来在自己的家乡诸暨搞地下工作，后来因为身份暴露，就转移到余姚县彭泾乡伍家板桥的小学里当教师。一天，钱忆群得知附近来了一支部队，番号叫“淞沪游击队宗德指挥部”，还在当地招收人员。钱忆群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辞去教师工作，入伍当了一名所谓的政治工作人员。钱忆群进了“宗德指挥部”后，发现这支部队当官的高高在上，整天除了喝酒吃肉搓麻将外，剩下的就是和涂脂抹胭的女人打情骂俏，和新四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的作风一对比，一看就知道是支以抗日为名鱼肉百姓的队伍。既然它们不是真正的抗日武装，继续留下去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离开后又到那里去找自己的队伍呢？钱忆群决定上街去理个发，顺便理一理自己纷乱的头绪。钱忆群一走进理发店，就听见人们在议论着一件事。一个年轻小伙子说道：“这几天阿拉村里来了一支队伍，听说是从对江过来的，前几天在相公殿和东洋人打仗，东洋人死了木佬佬。”钱忆群眼睛一亮，假装好奇地凑上去问道：“那这支队伍叫什么名称呢？”“听说过去叫五支四大，现在叫宗德四大。”那个年轻人回答道。 “唉——这年头，队伍的名目是越来越多，老百姓遭的罪是越来越重，什么“五支四大”“宗德四大”过来了还不是派款和派饭，变着法儿吃老百姓的血汗？”旁边一位飘着白发的老者叹了口气说。可是年轻人却不同意老人的看法，他说：“阿公，这支部队就是不一样，第一，当官的没有官架子，穿得普普通通，当兵的吃什么，当官的也吃什么；第二，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和老百姓说话都和和气气，上街买卖东西都规规矩矩；第三，他们进村后，不是帮老百姓干活，就是读书写字……” 听了老百姓对“宗德四大”的议论，钱忆群不由得眼前一亮，觉得这支先称“五支四大”后改“宗德四大”的队伍，明显具有官兵平等、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等新四军部队的特点，很可能就是党派来的抗日武装，既然他们叫“宗德四大”，就和自己所在的“淞沪游击队宗德指挥部”有一定关联，只要继续留在“宗德指挥部”当政工人员，就有机会深入了解“宗德四大”的实际情况。
果然不出钱忆群的所料，几天后，宗德指挥部的政训处主任带着她和一批政工人员，来到了“宗德四大”的驻地，对“宗德四大”开展政治训导工作。钱忆群满怀希望走进了“宗德四大”的驻地，只见这支部队没有统一的军装，手头的武器长长短短，更令人费解的是部队领导对他们的到来态度冷谈，在欢迎政工人员到来的会上，领导人讲话时铁板着脸孔，口气和“宗德部队”当官的如出一辙，嘴巴中除了客套和官腔，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冷冷清清的欢迎会刚刚结束，上头就传来了出发转移的命令，政工人员只好打起精神，跟着“宗德四大”转移。
茫茫夜色之中，转移的队伍经过了一个个村庄，越过了一条条河流。“宗德四大”的战士们穿的是草鞋，跨出去的步子又快又稳；政工人员穿的是皮鞋，女的还穿着旗袍，跨出去的步子又慢又笨。行军途中，有的政工队员被石板角一拌，跌了个鼻青眼肿，有的一脚踏空，噗通一声倒在地上。半夜后到了宿营地，政工队员不是脚底起泡，就是旗袍开口，一个个狼狈不堪，但这时候政工人员已经管不了许多，一头倒下就进入了梦乡。可是，不等政工队员睡个苏醒，准备出发的哨子声却又吹响了。出发，转移，又出发，又转移；晴天要转移，雨天也要转移，连续几夜的急行军，一走就是几十里上百里，新来的政工人员那里吃得了这样的苦，逃的逃溜的溜先后找各种借口离开了“宗德四大”。艰苦的斗争环境像长江的大浪，把养尊处优的政工人员像泥沙一样淘得干干净净，最后只剩下了钱忆群一个人。这时候，钱忆群才恍然大悟，“宗德四大”把“宗德指挥部”派来的政工人员当做了粘在脚底板上的烂泥，连续夜行军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政工人员自己离开部队。想到这里钱忆群打定主意，一定要咬着牙坚持下来，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一次休息的时候，钱忆群发现一个战士的脚上在流血，就掏出身上的纱布，上去给他包扎伤口。谁知道那个战士一把推开了她的双手，不屑一顾地说：“太太，碰破一块皮不值得大惊小怪。”听了那个战士生硬的口气，钱忆群心里很不舒服，为了了解情况，便故意说道：“你不上药，是想装病号省得打东洋人吧？”这一下可把那个战士气的够呛，只见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涨红着脸嚷道：“你去问问大家，相公殿打鬼子，我装过熊没有？”“你们真在相公殿打过鬼子？”听了战士的话，钱忆群心中一阵高兴，但为了了解情况嘴上还是装着不相信的样子。“那还有假！”那个战士拍了拍手里那支三八式步枪自豪地说，“你看，这就是小鬼子留下的战利品。”接着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相公殿战斗的经过来。
正当钱忆群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忽然从西边传来了一声枪响，哨兵报告说西边发现了敌情。指挥员一声令下，部队迅速向东边的相公殿方向转移。就在部队走出四五里地之时，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这真是后有追兵，前无去路。林有璋见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下令部队强行渡河。战士们接到命令，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为了帮助不会游泳的战友，大家手拉手形成一条锁链，迅速向对岸前进。
天快亮的时候，“宗德四大”的战士才冒雨进入一个村庄。指战员们浑身湿漉漉的，饥饿、寒冷和疲劳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大家多么需要进屋吃上一口热饭，睡上一个好觉啊!可是当钱忆群上前去敲门时，却被闻讯赶来的蔡教官伸手拦住了。钱忆群正要争辩，却听到蔡教官转身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天快要亮了，大家就在外面坚持一下吧，各人找一个地方避避风雨，记住，千万不要去惊动老百姓。”他的话音刚落，战士们就悄悄地分散开来，各自去寻找躲避风雨的地方。
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照亮了漆黑的大地。只见门道里，屋檐下，柴蓬头，战士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肩依着肩，背靠着背，静静地坐在地上打盹，听不到一声叫苦，闻不到半句抱怨。钱忆群望着这些可敬的战士们，她站在石阶上怔住了，她忘记了身上的雨水，忘记了肚中的饥饿，心中像有一团烈火在燃烧，她在心中高喊着：“党啊，我就要找到自己的队伍了。”
第二天下午，一觉醒来的战士有的帮房东打扫卫生，有的下地帮群众料理庄稼，还有的抓住各种机会，向老百姓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晚饭后，战士们操练完毕，村庄上空想起了“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日的军队要有老百姓来帮”的歌声。
眼前的情境激起了钱忆群的勇气，她决定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打开天窗向蔡教官问个究竟。可是当她走近蔡教官的房间，看到蔡教官的威严眼神时，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有公开身份，只好把嘴边的话又咽回了肚子。这时候，她看见蔡教官面前的放着的书，只好没话找话地说：“蔡教官，你们都喜欢读书啊？”“是啊，休息的时候，读读书大有益处啊。”
沉默了片刻，蔡教官就问钱忆群对他们的队伍有什么看法。“你们的队伍很好，和其他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钱忆群毫不犹豫地回答。听了钱忆群的回答，蔡教官笑了笑又问道：“那么我们的队伍好在那里呢？”“我觉得你们的队伍第一点是打仗勇敢；第二点是官兵平等；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你们爱护老百姓，待老百姓像自己的亲人。”“你说得很对，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光凭我们这一百多号人，打仗最勇敢也不行，就算个个都是天兵天将，也难打败东洋鬼子啊！所以，我们只有爱护老百姓，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才能有吃有穿，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
听了蔡教官的回答，钱忆群最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感情，她站起来大声问道：“蔡教官，你能不能讲实话，告诉我你们是什么部队？”谁知道蔡教官微微一笑，站起来很平静地回答道：“我们是从浦东过来的，原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第五支队四大队，现在的情况，你是清楚的。”听了蔡教官的回答，钱忆群知道自己不能再问下去了，她只好向蔡教官借了几本书，满怀惆怅地走了出来。
钱忆群仔细观察着部队的一举一动；揣测着他们的一言一行，二十来天过去了，直觉告诉她这支部队和原来的国民党部队不一样，就是自己要找的部队。可是用什么方式把横在双方之间的屏障揭开呢？钱忆群陷入了苦苦的寻思之中。就在这时，“宗德三大”的姜文光大队长过来找她，把她领到了蔡教官的面前。今天的蔡教官一翻过去冷冰冰的常态，先热情地招呼她坐下，接着又把一杯水递了过来，然后真诚地说：“钱指导员，你到我们部队已经很久了，彼此之间可以说十分了解，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心里话了。”“蔡教官！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一定要把真情告诉我。”钱忆群说出了心里话。“好吧”蔡教官真诚地点了点头，答应了钱忆群的请求。“那你告诉我，你们究竟是什么部队？接受谁的领导？”钱忆群急切地问道。“你说我们是什么部队呢？接受谁的领导呢？”蔡教官一边微笑一边反问了一句。“你们是真正抗日的部队，肯定不受国民党的领导。”钱忆群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对了，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部队。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你也不是国民党的政工人员，因为国民党的政工人员都吃不了苦，都拔脚溜走了。而你却咬着牙齿坚持下来了。”蔡教官站起来握住她的手郑重地回答道，“钱忆群同志，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到三北来打鬼子的部队。”听了蔡教官真诚的话语，一股暖流涌上了钱忆群的心头，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含着眼泪紧紧握住了蔡教官的双手，心中的思绪就像杭州湾的涌潮，她有多少话儿要想亲人倾诉。她在心中喊道：“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党领导的新四军已经到了浙东。今后的浙东，必将掀起一个全民抗日的高潮，烈士的血债，人民的冤仇，都将得到清算和洗雪！”“钱忆群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你找到浙东的党组织。”蔡教官恳切的话语打断了钱忆群的思绪，她抬起头来，望着蔡教官充满期待的眼神，她的心砰砰乱撞，就像见到了苦苦寻觅的亲人，恨不得立时向蔡教官表明自己的身份，告诉蔡群帆，我是共产党员，中共余姚县委给我的任务，正是寻找你们啊！。可是在沦陷区，在皖南事变后的浙东，在浙东的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的形势下，党的组织纪律不允许她这样做，钱忆群只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意味深长地回答：“蔡教官，你的话我都刻在心上了，你们要找的浙东党组织，我一定帮助你们找到。”这时，钱忆群才发现自己的热泪已经顺着脸颊，滴滴答答地落在了桌子上。蔡群帆站起身来，紧紧握住了钱忆群的双手说：“钱忆群同志，我们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这一夜，钱忆群想到了浙东人民在沦陷后遭受到蹂躏，想到了中共余姚县委组织抗日武装的失败经历，想到了为此牺牲的战友，想到了现在自己的队伍已经来到了浙东，抗日的高潮就要到来……痛苦的回忆和胜利的憧憬撞击着她心房，使她一夜无眠。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揭开了三北平原上的重重迷雾，万道霞光照亮了大地，一个娇捷的身影，披着霞光踏上了征程，她向前走着走着。
再说中共庵东区委书记宣则友，按照上级的指示在大云乡当事务员，一次回乡途中，从宣岳近和盐民的口中了解到有关相公殿战斗的经过，有关参战部队的情况，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来到了大云乡王福瑞的家中，王福瑞是大革命时期西二区盐民协会的领导人，儿子王家生是盐区区委委员，王家父子经常走村串户给盐民补缸补瓮，并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为地下党收集情报通讯联络。宣则友让他们设法搞清楚这支部队的下落。并和这支部队取得联系。王家父子告诉他，段头湾后面的平家舍头新开来一支部队，军纪严明，不向老百姓要东西，待人接物很和气；不喝酒赌钱，看书写字，学习很认真。党员林阿耀还听到他们在谈论和称赞八路军和新四军。据说这支部队曾经在相公殿打过鬼子，还打了大胜仗。宣则友听了十分惊喜，马上化装成卖菜的盐民，和王福瑞一起上平家了解情况。他俩经过岗哨的盘问后走进了平家大院，看见队伍正集中在院子里开会总结相公殿战斗的经验和教训，开会的秩序很好，战士们的发言也十分热烈。他俩怕引起对方怀疑不敢多听，就挑着菜走进了东边厢房的厨房内，在卖菜的过程中，他俩就和炊事员攀谈起来。炊事员说他们的队伍叫五支四大队，是从浦东开来打鬼子的，在相公殿打过大胜仗。炊事员还谈到日寇在浦东奸淫烧杀的种种暴行，说中国人一定要团结起来赶走日本小鬼子。宣则友见炊事员的水平都这样高，觉得这支部队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军队，极有可能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他俩回到了王福瑞家中，正好碰上马青同志，宣则友就把了解的情况向马青同志做了汇报，并谈了自己对这支部队的看法。马青就指示宣则友去天元市陈平家中，向余姚县特派员张光汇报情况。张光听了宣则友的汇报后说：“这支部队的基本情况，钱忆群同志已经向我汇报过了，现在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吧。”
1941年7月上旬，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盐场的大地，杭州湾上的海风掠过庵东盐场，带着特有的盐味吹进了海边的小村平家舍头，抚摸着宿营在小村里的“五支四大”战士的面颊。这时候，钱忆群带着中共余姚县县委特派员张光和庵东盐场区委书记宣则友来到了村口。
听到哨兵的汇报，蔡群帆和林有璋喜上眉梢，连忙整整军帽，拉紧腰间的皮带，大踏步走出来迎接。经过钱忆群的介绍，大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忍放开。蔡群帆大队长当即让伙房炒了几个小菜，留张光三人共进午餐。席间，蔡群帆要求张光派一位得力党员驻在部队，加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张光当即决定同去的宣则友改名薛城，作为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在“五支四大”工作。事后，中共绍属地区特派员杨思一根据张光的汇报后，当即指示绍属各地党组织，向部队输送得力干部，并大力协助部队在各地建立办事处，协助部队开展工作。从此以后，浦东抗日武装和中共浙东地方党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浦东抗日武装这条鱼儿，通过地方党组织这条江河，汇入了浙东人民群众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