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抗日武装

筹建抗日武装失败

却说蒋介石在军事上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美式装备的国军，在日寇的进攻面前，一次次遭到溃败。1941年4月初，日寇发动宁绍战役，4月16日，日军在镇海登陆，镇海要塞防守司令兼国军194师长陈德法，虽率部抵抗，总因苦战不支，19日向奉化溪口撤退，镇海沦陷。20日日寇攻打宁波，宁波城防司令兼鄞县县长俞济民，在日寇进攻面前，不发一枪一弹，把一座浙东名城拱手送给了东洋人。22日慈溪沦陷，23日余姚、奉化沦陷。从杭州东犯的日军，也在17日侵占了绍兴，仅仅十多天的功夫，整个宁绍地区就沦入敌手。当时宁绍地区国军有十万之众，可是面对数千日军的来犯，却闻风而逃，真是千古奇闻。

话说余姚沦陷后，以做土布生意为名隐蔽在周巷的中共余姚县委特派员张光，在1941年5月初，召集王益生、肖张、竺永惠、钟学意等四人，在周巷南面的塘堰桥村秘密集会，讨论余姚沦陷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同志们总结郭静唐被捕，平凡被害，政工队被解散等事件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手中没有武装，所以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面前任人宰割。面对日寇侵占余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局面，中共余姚县委决定组织武装游击队，发动人民群众搞武装斗争。

搞武装斗争首先要有武器，当时的余姚县委手中有一批枪支弹药，分头隐藏在两个地方，一处是逍林的樟树庙岑梅山家中，一处是庵东盐场。余姚县委决定先取出樟树庙岑梅山家中的十几支步枪和两箱子弹，先在逍林成立一支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然后拉到盐场扩大武装。会后，张光和王益生分头赶往樟树庙和庵东，准备按照计划搞武装斗争。

但是等张光来到逍林樟树庙岑梅山家中，情况却发生了突变。原来，地下党员丁方尧自作主张，擅自挖出打埋伏藏在他家中的六枝步枪，组织成立了一个村自卫队。结果被薛天白的宗德部队发现，枪支被缴，丁方尧也被抓走了。由于丁方尧被捕，宗德部队起走了所有打埋伏的枪支，还抓走了樟树庙村党支部书记岑梅山。

王益生来到庵东盐区，找到庵东区委委员沈一民，这时沈一民的公开身份是负责训练壮丁盐区的保队附，他以保队附的身份组织了一个“管春花队”。“管春花队”有队员15人，有袁恵长、杨钊全、周宝仙等党员和积极分子作为队伍的骨干。王益生和沈一民决定以这支队伍为基础，进行扩大后组成抗日力量。在盐区沦陷时，驻扎在盐区的一部分中央税警队人员，把手中的枪支丢弃或换作路费走了，这批枪支共有30来支，集中在几个人手里。沈一民就以保队附的名义召开保务会议，提出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方针，筹集5百元款子购买枪支成立抗日武装。会后当场向殷实富户筹集款子3百余元，沈一民将这笔款子作为购买枪支的定金付出，准备款子筹齐后取枪。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原来驻扎在东三区后来逃走的余姚自卫大队第一中队又回来了，有些富户就向他们诬告沈一民敲诈勒索，这支部队就传讯了沈一民，最后虽然弄清了事实真相，但是准备收购的枪支全部被这支部队收缴去了，王益生和沈一民筹建盐场抗日武装的计划遭到破产。

1941年5月下旬，国民党34师孙颜龙残部一行60余人来到姚北，声称要找共产党员陈小平。张光就派副特派员王益生带共产党员陈大盛、陆葛、熊飞、王杏生等20余人来到孙颜龙的部队，计划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抗日武装。6月25日，孙颜龙的部队驻扎在余姚县的湖堤乡，邀集地方士绅和乡保长集会并设午宴联络感情。王益生带领陆葛、熊飞和孙颜龙的警卫员洪云宝去临山镇请临山镇付镇长陶园赴宴。王益生在临山镇的一条小巷中找到了陶园，向陶园讲明了来意，但陶园拒绝赴宴，也不愿意和王益生多谈，转身就想离开。旁边的洪云宝见状，拔出木壳枪顶住了陶园后背，喝令不许乱动，正好陶园一个转身，胳膊撞在洪云宝枪上，洪云宝右手一抖，木壳枪顿时走了火，只听呯的一声，子弹击中了站在陶园对面的王益生。洪云宝眼见王益生腹部鲜血淋漓倒在地上，事态已经失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用枪顶住陶园后背，押着陶园往东边的湖堤乡快走。陆葛和熊飞赶紧从老百姓家中找来一把躺椅，抬起王益生也往湖堤乡跑。两个人抬着担架刚刚走出镇子不远，就听身后喊声震天，一行人从巷口弄堂冲了出来，原来洪云宝的枪声已经惊动了临山镇的自卫队，自卫队员得知付镇长陶园被抓，就紧追上来。十几个自卫队员见到前面抬着担架的人，也不问青红皂白，一阵乱枪过后，王益生、陆葛和熊飞均倒在血泊之中。

王益生等共产党员牺牲以后，孙颜龙认为已经不受共产党节制，就乘机把部队拉进周巷，投降日寇当了伪军。就这样中共余姚县委计划在盐场筹建抗日武装的计划遭到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