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广东工业智造创新大赛论坛上的演讲实录。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主办方各位领导，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各位参加我们大赛的年轻朋友，很荣幸这次有机会来跟各位做一个交流。按照约定我以研究者定位，谈一谈怎么认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大湾区制造业乘势实现升级发展。首先，我想勾画一下我理解的中央关于大湾区的战略部署。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几十年长足的发展。2010年以后中央提出要稳中求进，完成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发展阶段，以后明确地把这个阶段表述为要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在决策层指导方针上，已有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表述，即要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按这个中央指导精神，我们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上，通过“新的两步走”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现代化战略目标。这个宏伟目标，应该讲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由邓小平非常清晰地勾画的“三步走”框架时，就已明确了的。我们在前两步实现之后，第三步的50年时间段里，2020年已经实现了一个节点目标，即全面小康。再往前，“十四五”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在15年以后的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而2049、2050年“第二个百年”的那个时点上，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这样的一种通盘战略部署在当下，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中央新近表述的“双循环”的新意之所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显然一直在双循环，现在的双循环框架之下新发展格局的“新”，就新在我们要以内循环为主体——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整个国际环境，是要更好掌握自己的主动权的一种战略选择。内循环为主体，既依仗中国已经非常雄厚的14亿人口的本土统一市场，同时我们也不放弃更好发展外循环，要继续坚定地在全球化的轨道上推进我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发展，而形成内外循环更好的相互促进。这样的大政方针之下，我们要注意到，打造内循环为主、支持现代化发展的版图上面，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级战略。我理解，这个大湾区里，根据中央专门下发的文件，还内嵌了有非常明确表述的在深圳，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这个深圳、广东，再加上香港、澳门合在一起的“大湾区”，要力求形成一个在国际化的全球产业链中的强劲增长极，我认为它的战略意图其实说起来很简明，就是要积极打造未来可以和世界上最著名的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一比高下的我们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强劲的增长极区域。其次，接着我想谈一下：大湾区崛起，必须依靠先进制造业升级发展。要使我们湾区产业率先冲到国际比较前沿的领域上，这方面应该讲已经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基于这些条件乘势而上。在深圳和广东，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生产力的解放使我们这个区域超常规地崛起，在和香港、澳门毗邻的情况下，我们的开放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实话实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在改革深水区啃硬骨头，要得到进一步高水平开放的催化和倒逼。我们在大湾区这方面，有独特的、别的地方难以比拟的地缘方面优势。再一个视角，“世界工厂”在中国已经明显形成，总量已全球老二，而制造业的规模全球第一，这个世界工厂，首先在我们珠三角核心区一带形成，而且在我们形成这样一个发展状态以后，首先主动地提出，我们要实施升级发展中的“腾笼换鸟”战略方针——这个“腾笼换鸟”如果直观地讲，就是原来我们世界工厂式在珠三角形成的非常有规模的产能，必须在结构方面来一个重大的调整，一般的大路货的产能要腾出去，即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比如去我们国内的中西部，而且更主要的是在国际竞争中，这些产能势必要向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缅甸、老挝等等这些地方去转移，这跟当年我们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这些产能从外面进入我们这边是一个道理，以比较优势变化造成的“腾笼”势在必行。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已经从“民工荒”开始，招工难、用工贵而表现出来它的成本明显上升。这里应肯定是人民群众从底层劳动者那里开始提高收入有具体表现，但不可回避的是，跟其他的发展经济体相比，我们的劳动力低廉比较优势在丧失，必须腾这个笼。那么换什么样的鸟？要有更高水平产能，特别是实体经济里制造业的高水平发展、升级换代的发展，带来高附加值支撑我们更高水平和层次上的发展。深圳一带，还要特别注意到和香港、和外部世界积极互动的新经济——“数字经济”，在蓬勃发展中。我们的珠三角，特别是深圳、广州，还有周边的佛山、东莞、顺德、中山、珠海、惠州等地，这些地方的产业集群，这些地方的制造业，正在积极融合，而且有望得到我们数字经济、新经济的发展和这个产业集群实体经济发展更好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发展。再有，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的“地方竞争”的驱动力将继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明显带有超常规特征，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很多研究者在探讨它到底秘诀何在。我印象很深刻的，张五常先生非常概括地说了他的认识，他说我破解了这个谜底，就是地方政府层面有争先恐后的竞争，类似于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要有一个承包制的激励机制，这个分析非常简洁——不敢说它多么全面，但是非常有启发。实际生活中看到，我们的地方政府层面这种争先恐后的竞争，还在展开，这是中国特色之下应充分研究总结的一个本土经验。把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作用，守正出奇，这后面的背景因素里，地方竞争不可回避。接下来我想再谈一下今天发言要展开的第三个层次的认识：怎么乘势实现大湾区制造业升级发展。这方面谈谈一下自己所认识的思路与要领。第一点，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贯彻中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的制度创新，以进一步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实现超常规的高质量发展。所谓超常规，并不是简单地说高速度，中国只要保持着中高速，和发达经济体大国的速度相比，就是高速。我们在现在战胜疫情以后，今年有恢复性增长，可能6%以上而能够达到8%，但这是恢复性的，明后年，我们仍然希望能够有6%左右的增长速度（也可能略微有些调低）。“十四五”期间，我们一定是争取在接近6%这样一个水平上运行。美国作为头号强国，它的增长速度是多少？最理想的速度美国是接近3%，但不能到3%，到了3%，它的经济中具体的表现一定是造成美联储要非常明确地抽紧银根、往下压制通货膨胀的热度。美国也就这样一个不到3%的速度，顶多是中国的1/2。欧洲和日本，他们现在如果能达到1.5%就非常满足了，是中国的1/3。我们要继续努力追赶发达国家，和保障速度相联的关键是要通过中高速高质量的发展，形成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超常规发展和继续实现升级发展的这种特征。这里面的制度创新，就是改革，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的开放。大湾区概念下的开放，是其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要寻求进一步突破：这方面的内在逻辑，我认为应该直率地说，粤港澳大湾区中，广深这样的内陆，应该是向已经有高端法治化商业文明营商环境的香港、澳门等外部世界，在经济的高标准法治化方面对标，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我们虽然有发展，但是还不够完善、不够成熟，我们必须进一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以这样对外部商业文明的对标，催化和倒逼我们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提高治理水平。这个内在逻辑应看得很清楚：你很难设想粤港澳大湾区中要求香港和澳门回过头来向我们内陆深圳、广州这样的商业体系标准来对标，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真正冲到全球化发展的前沿，在商业文明高标准法治环境方面，通过我们自己进一步的制度创新，进一步对标到国际最高水平。再有第二个视角上，我想强调的制度创新层面的要领，是我们的市场运行体系应为竞争中性的，呼应所有制中性、企业负面清单管理，加上政府正面清单、责任清单的一套放管服改革。合在一起，我们在上海自贸区开始就注意到有非常鲜明的一套原则：“准入前国民待遇”，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什么企业，国内的，国际的，它还没有到这个地方辖区取得法人身份的时候，已认为它天然就应该得到一视同仁的竞争方面的公平待遇、国民待遇，而一旦取得法人身份，那么是面对“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不碰负面清单的话，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它可以积极地在产权得到保护和自负盈亏的条件下，去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潜力，争取实现自己创新活力在竞争中的胜出，以试错、创新去打开一片新天地。这就是企业应该有一个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下我们表述为“负面清单管理”的原则。相反，公权在手的政府方面，它自己应该有一个“正面清单”，政府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以正面清单表述政府可以做什么事，而且“有权必有责”，要有政府行为履行事权的全面绩效考评和管理，落实责任清单。我刚才到会场以后，和咱们这边的领导同志说到前些年，我曾经参与过珠三角政府绩效管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那时候中央已开始明确的说要有绩效考评，这当然是打造高标准法治营商环境的一个“自我革命”。以后十八大、十九大上中央非常明确地要求，这种绩效考评是政府方面从事前、到事中、到事后全程的，而且是要量化和问责的。在这样一个原则体系的导向下，接着要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在创新中间，以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结合，它是升级，可以直观地结合“微笑曲线”来认识。我们原来粤港澳湾区中，主要是在珠三角，已经有世界工厂特征，带动整个中国也是世界工厂这样的特征了，但是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我们主要的产能是在中间部分的加工生产。这条曲线左右比较高，中间比较低，像人微笑时的嘴型，所以称为“微笑曲线”。这样一条曲线上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全球产业分工里，我们已经在整个世界共享这个产业链的情况下（不仅包括中国、美国也是共享），在左端的创新设计、创意成功形成品牌方面，谁站住了脚他收益就比较高，跟着产业延伸，加工收益的水平要低一些，再往后，品牌营销、售后服务，一轮一轮的产品市场拓展，收益又高上去了。具体来看个例子：中国（主要是珠三角东莞一带），生产了全球80%接近90%的儿童玩具，但是我们想想，能有什么想得起来、叫得响的本土儿童玩具品牌吗？想不出来。知道有芭比娃娃，这是几十年全球长盛不衰的一款玩具品牌，芭比娃娃的左右高端，都是确切地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我们在中间贴牌生产，是收益比较低的部分，虽然带来了非常宝贵的国内就业机会、低端劳动者的收入、政府方面的税收、中国的GDP——都和这些有关，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在开始切入时一个可能站住脚并取得我们相关利益的领域。但是我们不能总是这样，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我们现在就必须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中考虑这样一种前景，在供应链的分工里，我们从中间往左、右高端推上去。手机这方面，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国际分工中间我们的相对弱势。苹果手机原在深圳有大规模的厂区，后来富士康“13连跳”以后，主要的厂区生产线迁到郑州，我去看过，在交货高峰期几十万人在那个厂区里要24小时连轴转，分三班生产，大规模的产品完成销售以后，左右高端收益在美国人手里。那么台商和我们本土所有参与者，拿的是中间这低收益的部分。但另外，我们看到，也已可举出中国本土成功地从中间推到左右高端的例子。比如广州的汽车生产厂家，过去生产的“广本”口碑非常好，我在财科所当了十几年所长，坐的就是广本，开到累计60多万公里，不用大修，很少出毛病，也比较省油，比较舒适，但是我们广州的生产厂家干的还是中间这部分的活儿，左右高端的收益在日本人手里。近年在发展过程中，广州厂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终于形成自己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前两年它有一款广汽传褀，在中国汽车市场销量明显滑坡的情况下，销得非常好，每年销出50万辆以上。这就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具体案例里，广州的这个生产厂家成功地把微笑曲线上自己的位置从中间托举到左右高端。今后左边、右边都在自己手里拿着，腾笼换鸟过程中，它已经可以考虑比较利益综合权衡之下，是否把生产线迁到越南——它仍然可以牢牢拿着左右高端收益，这就是我们的升级。以后中国企业有很多应可以跨越到这样的升级，进一步“走出去”，和全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进一步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我们讨论一些具体要领后，进一步落在我认为大湾区制造业乘势升级发展需要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里的建设性意见建议。我想汇报这样几点建议：第一，我们应该通盘组合各个区域的增长潜力，合理谋划和动态优化粤港澳各个地方辖区开发升级的重点，以及它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像是一盘大棋，要跟中国现代化配合，跟全球化的发展配合，内部各个政府辖区之间也要协调配合，这是必须由政府牵头做好的顶层规划。第二，这一盘棋上的国土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要抓好中央现在强调的“两新一重”，即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建设，以及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项目要合在一起统筹安排。国土开发在大湾区，要按照最先进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理念，把握好这一盘棋怎么样谋划，把棋子相互协调地布下来。第三，我们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必须与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紧密结合，来纲举目张地形成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的继续守正出奇的创新态势。这样的纲举目张对我们来说，首先是改革啃硬骨头，这样的任务是有挑战性的。我前面说到自贸区原则体系，内部讨论里有很高层级的领导说：原则非常好，落实谈何容易？那就是自己要革自己的命，政府要有这样的勇气和掌握好高水平的可行方案使我们整个制度创新纲举目张而带出生产力解放、制造业升级。第四，我们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必须和信息化、数字化紧密结合，以技术创新支持超常规、有后劲的赋能。邓小平所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现在的表现上最前沿的就是数字经济，就是高新科技领域里信息化代表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这样一些创新。大湾区制造业发展显然需要插上数字经济的翅膀。第五，我们制造业的升级发展要和优化提升管理水平结合。管理创新主要是企业家的责任了，“取势”之后“明道”，还要“精术”。细节决定成败意义上的所有事情，在管理上我们要争取做到极致。第六，我们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必须得到财税、金融改革和政策优化的支持。财税手段、金融手段，也涉及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供应链金融的合理配合、多样化发展。这些年支持企业发展，政府财力使用最为强调产生放大作用，产生乘数，比如去年疫情冲击之下，抗疫特别国债发了一万亿元，其中拿出两千亿元由中央往下直达到一线，以财政贴息的方式给大量小微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以财政贴息放大一、二十倍规模形成低利率水平的融资优惠，帮助这些企业生存下来。生存以后可以寻求进一步发展。这些手段在支持升级发展方面，非常有必要，是大有可为的。第七，大湾区制造业升级发展，关键因素是人才供给，要吸引、培养高水平人才。这需要多管齐下，求贤若渴地培养人才团队。我们这次论坛，就有这样的鼓励湾区内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脱颖而出的意图。这在实际生活中也需要多种手段并用。粤港澳大湾区已明确宣布个人所得税有特殊政策：外籍专家个人所得税最高水平压到边际税率15%，中央很快同意了。人家海南就更积极，海南将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自由贸易区，它把个人所得税15%封顶的优惠政策，扩大到所有认定资质的专家，不分外籍和本土。这样一种吸引人才的政策，我估计全国还可以更加优化。第八，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开放高水平，工作更抓实，这是中央深改组会议非常明确提出的要求。我们大湾区，必须注重以创新文化建设，来支持我们守正出奇现代化战略的贯彻。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社会氛围、创新的文明，应该在大湾区首先蔚然成风，成为我们全中国创新发展进程中一面创新文化引领的旗帜。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