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认为，安史之乱是粟特人乱华的结果，正是粟特人在唐朝广建社区，胡化河北，支持了安禄山的野心，最后导致了大唐的由盛转衰，甚至由此得出“粟特人对中国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的暴论，可怕的是，这还是研究机构的态度。
那么，安史集团真的是粟特人主导的暴力集团吗？安禄山真的算是粟特人吗？这个集团的文化面貌是怎样的？粟特人在集团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其实分析史料的很多细节就会发现，所谓“粟特人导致河北胡化”，安禄山是粟特人，所以粟特要为唐朝中衰背锅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应该说安禄山等人是突厥化的粟特裔，安史集团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主要来自突厥和东北系少数民族;粟特人在安史集团起到的作用不宜做过高估计。
“粟特人乱华”其实是传统甩锅话术的一个案例
一、安禄山的个人身世和文化面貌：突厥化杂胡
虽然安禄山有粟特血统，而且在和突厥-于阗混血的哥舒翰交流的时候自称“胡”，称对方为“突厥”，而且还命令北方地区的粟特商团为自己收集军资和情报，但是安史集团的组织和传位模式并不粟特：安禄山本人的成长环境，还有安史政权的生态有更浓的突厥味。
虽然很多网络材料直接将安禄山定性为“粟特人”，但粟特人在其成长过程中起了多大的影响，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安禄山的名字禄山就是粟特语roxsan(光明之神)的转写，但是他本人其实是营州柳城的杂种胡人，这其中也许有西域人，但更多的还是东北亚和北亚的少数民族。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安禄山出身的杂胡， 有明显的突厥色彩。因此突厥的习俗和传统，才应该是理解安禄山外族背景的起点。
从其成长经历来看，其早年是在突厥中生活，后来逃到营州和幽州地区，主要是在和契丹还有奚族的战斗中成长起来，其防御和作战对象主要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他担任了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之后，接触到的和能调用的还是东北系民族居多。
安禄山除了能接触到契丹，突厥，奚之外，还有被称为稽胡的混血人群。最后，安禄山所在的营州地区，还活跃着曾是“匈奴别种”的稽胡，这些混血人口长期盘踞在山西地区据险而守，虽然有和汉人还有其他西域人通婚，其生活习惯逐渐汉化，但是语言和汉语不通，还经常暴力对抗中原王朝的编户齐民政策；后来在7世纪末，武周王朝征调稽胡勇士北上营州，抵御契丹入侵，这一战役就发生在安禄山出生前数年。而根据现存的语言学依据，这些人的语言基本上属于突厥语系统（大司马按：契丹、奚系出鲜卑宇文部，宇文部原为东部匈奴，北匈奴灭亡后冒称鲜卑，其语言应是突厥、东胡混合语）。
拓跋焘
而且安禄山个人的一些观念，也有明显的北亚-突厥痕迹。比如史书记载，安禄山出生的时候：
是夜赤光傍照，群兽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
这是典型的感光而生的神话原型，在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匈奴刘聪，北魏太武帝，高句丽王朱蒙，还有辽太祖，辽太宗，以及更晚的回鹘始祖降生，都有感光而生的情节：
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 。及产，命之曰侯尼于，鲜卑言有相子也。
安禄山早年经历过年幼丧父，母亲阿史德氏改嫁另一位安姓粟特裔；多年后，安禄山在将贵妃认为义母之后，每次都是先拜杨贵妃，再拜唐玄宗，唐玄宗不解，安禄山鸡贼地进行政治表演，用自己不懂汉人风俗，伪装自己天真憨厚的形象：蕃人先母后父耳!
那么这里的蕃，到底指的是粟特等西域人，还是突厥呢？穆格山文书中出土的粟特贵族文献显示，粟特人明显是将人名前附上父名，体现的是明显的父系色彩；相反，鄂尔浑突厥石铭文上，则是将母亲放在父亲前：ög qang ，直译为母亲-父亲。这样的写法，也符合突厥祖源传说中的“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的传统。二、其他北地粟特人的突厥特征，以及安禄山和粟特人的关系
除了安禄山，其他出身营州的“杂胡”，也有明显的突厥遗风。另一个典型案例是颜真卿的好友，安禄山的老部下，曾受到唐朝政府表彰的康阿义屈达干，他是康国后裔，但是其祖先先进入东突厥，担任过东突厥可汗的大都督，接受各种突厥式官职；后来其本人带着大量部众，包括阿史德部南迁，被安禄山重用，到了叛乱开始之后，他带着儿子脱离叛军归顺朝廷，他代表了当时东北地区的粟特裔经历：祖先先迁入突厥，再由突厥入华，对于他们而言，突厥文化的影响可能不比粟特文化弱。除了康阿义屈达干，唐军击灭了东突厥之后，大量隐藏在突厥中的粟特裔被安置在唐朝边境，所以康的案例绝非个案。
很多粟特人都有草原生活的经历，这为他们日后回到草原创造了便利塞北的粟特人受到突厥文化浸淫的另一个案例，是721年的粟特裔康待宾发动的独立建国运动：他率领部众占据六胡州，这里有粟特，铁勒，吐谷浑，奚乃至高句丽人等多种外族，但是作为政权最高领袖的他，采用的称号是突厥式的“叶护”，而没有采用在华粟特人首领常用的“萨保”。
正是因为深受突厥系的文化浸淫，所以安禄山除了收编契丹，同罗，奚族的军队外，还组织了规模多达8000多人的义子军团曳洛河。游牧民族认强者为父，义父用重金收买养子人心的做法，在深受突厥影响的五代十国和唐初都可以看见，不绝于史书记载：
伏威有养子三十人，皆壮士，属以兵，与同衣食，唯阚棱、王雄诞知名。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
动辄养上十几千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义子，明显和中国宗法传统格格不入，对于先秦秦汉的人来说是闻所未闻（大司马按：东汉以来中原也有收外姓为宗族的拟制宗族玩法，比如曹真、孙河，与草原传统属于趋同进化，之后则交汇影响）；曳洛河这种具有义父子性质的精锐私兵，和单纯以重金吸收突厥勇士的粟特城邦的拓羯军，也有一定的区别。
而粟特对于安史集团的影响和作用，除了何千年、何思德、安守忠、曹将军、曹闵之、史定方等并不算一线的粟特裔武将外，还有少数粟特式的拓羯军，主要在于粟特商团的资金扶持和外交运作，还有情报网络。安禄山的辖区根本就不是典型的粟特社会。
其实在范阳地区，粟特式的商人-武士社会缺乏落地的土壤，这也决定了粟特文化和制度，往往是在社团内部加以维持。中亚穆格山要塞出土的文书显示，粟特社会分为自由人、商人、工匠和奴隶等群体。其中自由人大都有土地和动产，甚至私人武装。他们农商兼营，在某些场合被称为贵族或者武士阶层。这个群体占到粟特社会人口的三成之多；根据玄奘“力田逐利者杂半”的说法，商业人口甚至占到个别城邦自由民人数的一半。军商合一的粟特式自由人阶层，很难在安禄山的辖区内大规模存在，安禄山的基地还是以农业和牧业为主要经济模式，这也注定了粟特式的文化制度，无法成为安禄山的底盘。更何况，安禄山日后在官场上的升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善于察言观色，迎合圣意，以及个人的勇武善战，在其做大之前，粟特商团对于他的扶持作用不宜高估，因为很多粟特人来华之后，经过若干代沉沦，也沦落到社会底层，类似于安禄山的情况：比如《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簿》，就记载了敦煌地区唐代底层粟特裔的生存状况：很难想象，早年的安禄山和这些人，对于粟特商团有什么价值。而那些担任过粟特社区首领的粟特精英：虞弘，史君，安茄等人，还有安史之乱前后活跃的李抱玉（大司马按：李抱玉为唐开国元勋粟特人安兴贵后裔，本名安重璋，安史之乱后受赐姓改名），基本上都是出身本国贵族，或者自带良好出身，没有安禄山这么贫贱的起点。
之后日益做大的安禄山野心增长，他采用中亚式的拜火教祭祀笼络粟特人心，将自己打扮成突厥人的斗战神和粟特人的光明之神下凡，而且确实有粟特商团给他提供军资，营州的粟特人集团还通过自己在渤海国做官的贵族，影响到了渤海国对于燕国和唐朝的外交态度，比如在对日本介绍唐朝的情况时，抬高燕国，贬低唐朝：李家太上皇（唐玄宗）、少帝（唐肃宗）并崩，广平王（唐代宗）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义，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敢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但这不能反推安禄山早年也是如此受重视，出身贫寒，不是王子皇孙的他，很难说从粟特商团得到了多少帮助。更何况，对于进入生命末期的安禄山而言，所有人都是他的晋升阶梯和工具人，日常将刀放在寝帐里的他，本质上不信任任何人，自然也不会对粟特人高看太多，至少现存史料中并没有他特别亲信或者以来粟特裔的记载。安禄山最亲信的班底中，还是汉人和契丹：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腹心，粟特人也没有占到绝对优势。
所以，在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上，突厥对于安禄山和他手下的粟特后裔的影响也很大。或者说他们和后来逃入回鹘的粟特人，以及更晚的沙陀类似，是一群突厥化的粟特裔。
基于突厥和东北系外族的影响，叛军内部的主要首领间的关系，其实类似于大可汗和小可汗的关系，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之分，更像是几个独立的大贵族互相歃血为盟，或者彼此背叛，吞并。这一点的直观反映，就是其政权交接时的惨烈现场：就是小可汗推翻大可汗，小头目献忠大头目。对于一个中原或者试图入主中原的政权而言，名不正则言不顺，任何政权都会试图以上万民书、请愿、“发现”祥瑞构等方式构建合法性，虽然安史集团也有这样的政治表演，但因为四任皇帝间的暴力取代，一点遮羞布的作用都没起到。
比如安庆绪和史思明的过渡，体现了安史集团的内部，至少在占据河南之后由于大量的财货宝器运往范阳后方，分出了范阳和河南地区两大部分。镇守范阳的集团对于安庆绪日益不满，安庆绪为了求救，一度许诺让出皇位，但是最后又反悔；为了引出安庆绪，史思明假装同意和安庆绪瓜分占领区，然后两国结盟，最后直接将安庆绪除掉。为了求救和除掉政敌，皇位是可以讲价谈价的条件，大不了两人同时并存。这种想法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中原观念中，已经算是瞠目结舌了。
而且安史集团的领导人，在心理上早就做好了被儿子取代，身首异处的准备：比如史朝义对史思明的颠覆颇有代表性。史朝义身为长子，为人谨慎，颇得士卒之心，本来就引发了史思明的警惕，而且史思明更喜欢和自己更像的小儿子史朝英，所以在史朝义战败之后，史思明扬言史思明终究不能成大事，而且在攻克陕州后就要杀死史朝义。这就让史朝义下定决心取代其父。在兵变人马擒拿史思明后，史思明居然表示：“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杀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长安。”大呼怀王（史朝义）三，曰：“囚我可也，无取杀父名！”意思是我放的狠话确实不对，怀王前来抓我，我可以理解；但现在杀我太早了，起码等我打下长安也不迟吧？现在杀我，就不能完成灭唐大业啊。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也许是史思明想到了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的先例，表示愿意接受囚禁的下场，但在这个缺乏稳定秩序的暴力集团内部，一旦获得了最高权力，就要将潜在威胁者都赶尽杀绝。更何况，按照草原爱壮勇而鄙视老弱的习俗，“太上可汗”，“太上单于”这种东西，基本上不可能存在。还有更早的安禄山被杀，也是集团内部生态凶险的写照：安禄山虽然身材继续失控，身长脓疮，而且失明，但会习惯性地佩刀表示警惕。在安庆绪兵变的时候，这把刀被他最亲信的契丹人宦官李猪儿偷偷拿走，安禄山没有摸到大刀，反而肚肠被李猪儿一刀劈开，肠子流散一地之后，失明的他抱着帐杆大呼：
这说明安禄山到死都是警惕而清醒的，对于被自己人灭口早有预见。只是无论平时怎么深居简出，鞭笞左右亲信，随便赐死近侍，都无法阻挡命运的降临。顺着这条线往下捋，五代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的“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对于皇位神圣性的鄙视和对绝对实力的强调，就是这一风俗的延续。包括同样有粟特血统的“汉奸”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父，也是突厥假子传统的延续。如果说汉文文献对于叛军高层的暴行描述有丑化成分，结合很多叛军将领来回跳反的记载来看，除了传位混乱，叛军内部同样派系林立，所有人都朝不保夕，都在两头下注。叛军内部不同集团的矛盾和站队问题，为叛军将领制造了巨大的不安全感。比如田承嗣，安禄山反，“为贼前驱”，郭子仪平东都，田承嗣投降，不久又反叛，归附安庆绪。安庆绪死于史思明之手，田承嗣归附史思明。史朝义败，与田承嗣共谋保莫州，眼看莫州不守，史朝义去河北求救，他举州投降。又如张忠志本是奚人，被范阳将张锁高收为养子，冒姓张，为安禄山射生将，后入朝，成为禁卫军战士。听说安禄山反，他从长安逃出，参加叛乱的军队。九节度使围邺城时，他看形势不妙，投降朝廷，史思明再乱，张忠志又投靠史思明。史思明死了，又立即归顺朝廷。
虽然整个安史集团看起来暴力混乱，但是其基本的运作逻辑还是有的，只是这一套逻辑，让中原人近距离体会了草原帝国的生态法则。
也是因为其起兵底盘为范阳地区，集团受到突厥式文化影响，所以安史集团还是会时时想着退回范阳盘踞塞北，但是终究无法摆脱其明显的塞北标签。比如在起兵初期的规划中，安史集团提出过两种战略：第一种是以献马3000为由头，每匹马配马夫2人，然后让300车上每车装3人，经过洛阳去长安，以这些人发动奇袭；
粟特裔何千年建议以洛阳和长安为重点攻击对象，然后四面出击：派猛将高秀岩率三万兵马出振武，下朔方，诱使北方外族夺取盐州、夏州、廓州、坊州；派李归仁、张通儒率两万兵马经云中郡，取太原；派一万五千名弓弩手人蒲关，进入关中，引起关中的震动和恐慌；安禄山亲率五万人马，从河阳架桥过黄河，取洛阳；派蔡希德、贾循率两万人马渡海收淄州、青州，造成江淮地区的动荡。这两种计划根底是对两京进行斩首打击，然后对华北其他地区进行不同程度的攻击，但是还是以范阳为底盘展开，叛军在短期内还是对南方地区缺乏兴趣。而在具体的叛乱实施阶段，在打下洛阳之后，安禄山后方老巢遭到威胁，进攻长安的大军遭到潼关封堵，面对困局，他大骂汉族谋士高尚和严庄，而他的一位部将这样安慰他：“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安禄山听后大喜 ：“最终是你让我心里痛快啊！” 可见对于战局变化的大起大落，这个集团的成员对未来未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至于安禄山能说出战败了还可以退回北方当大盗的想法。因此，随着战争的扩大，一面他们将在洛阳和长安掠夺到的宝器物资运送到范阳后方：
一方面不断虐待荼毒中原等占领区的土地和百姓，给人以不想长期经营被征服地区的印象：
举河北悉入贼，生人赀产扫地，壮赍负，老婴则杀之，杀人以为戏；宫嫔散匿行哭，将相第家委宝货不赀，群不逞争取之，累日不能尽。又剽左藏大盈库，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馀。禄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间财赀尽掠之，府县因株根牵连，句剥苛急，百姓愈骚。
后来安史集团攻入长安之后，大军又大肆掠夺，屠戮皇亲国戚和百姓，胜利来得太过突然，超乎所有人的预料，以至于本来就人数不多的他们没有兵力和注意力去追击逃亡的玄宗一行人，这也给玄宗父子分别北上或南下创造了窗口时间。虽然朔方军和神策军，还有回纥人在中原反攻“叛军占领区”时对民间的剽掠同样严重，但是唐朝整体上的态度是优先惩办恶首，对于胁从者不会一棍打死。相比之下，安史集团无论是对于自己人，还是俘虏的皇亲国戚，或者唐朝的投降官吏，还是占领区平民，则是延续了其一贯暴戾的作风。虽然安史集团意识到了各种暴力清洗的危害，也想过政治性作秀，但终究无法掩饰其本质：攻克洛阳后，安禄山组织一些东都的名士，僧侣和道士上表劝进，邀请安禄山称帝；后来史思明称帝了，不仅想郊祭天帝，还想请儒生讲解制度，有人认为现在天下未定，就进行这些平定天下后的制度建设不妥当，所以作罢；史思明又让妻子辛氏举行亲蚕礼：“其妻为亲蚕之礼于蓟城东郊，以官属妻为命妇。”后来在史思明被拥护史朝义叛乱的粟特人曹将军擒拿的时候，还大骂这个卫队长是胡人，说“胡误我。”但是一些汉地传统确实对河朔人民比较陌生，除了当地的文人们只知道跑马斗狗，习武斗狠之外，像亲蚕礼，郊祭礼这种礼仪，对于燕地百姓十分陌生：“燕羯之地不闻此礼，看者填街塞路”。这就是当时河朔胡化的真实反映。
在理清了安史集团的文化面貌和他对粟特人的态度后，回看叛军中的粟特人的远东建国野心，只能说这是一场一部分粟特人不成功的赌注，而且殃及其他族群成员。粟特人并没有在安史集团中，获得明显优于汉人，契丹，奚等其他族群的待遇。在安史集团外，粟特人是一部分支持唐朝，一部分赌安禄山，更多的两头下注或者持观望态度，底层贫民没有选择权。当安史集团中的粟特番将在吃喝嫖赌，在死亡到来前疯狂寻欢作乐的时候，来自不同社区和城邦的同胞正在扬州，洛阳等地被藩镇军队和流民抢劫和排挤。而且从整体看，给安禄山投资下注的粟特人赌输了：他们的下注，导致了粟特人整体在华受到歧视和排挤，即使是和唐朝利益做了强绑定的粟特裔贵族和将领，日后不得不隐姓埋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大司马按：李抱玉、李抱真兄弟是最好的例子）。
和另一个严格维持信仰和社群边界的商业民族——犹太人相比，在华粟特人虽然有不弱的军事力量和充沛财力，但是他们过于精明，过于善于变通，导致其精英阶层在进入所在地政权的上层之后，出于主动或被动，迅速被所在政权同化，无论是改名字，易服还是和外族通婚，都在稀释他们的血脉。可能有粟特血统的官吏和贵族在数代之后依旧是所在地的大户人家，但是对于祖先和自己的特殊身份，可能已经没什么概念了。随着他们河中老家穆斯林化和突厥化，这个曾无比活跃的商业民族最终在五代和宋代消失，留给世界一个模糊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