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专栏||走向完美的世界（佛克马之七）

荷兰汉学专栏

走向完美的世界

张晓红，荷兰莱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拉什迪、女性诗歌、文学理论，在European Review、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cripta   Humana、Tamkang Review、《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50多篇，出版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中英文专（合）著6部，译著8部。

无论是从文学理论到文学批评，还是从文学阐释到文学史编撰，再或是从东西方文学比较到新世界主义，视野开阔、博学多闻的佛克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他始终强调从多元的角度整体地把握生产与接受、文本与语境、文学传统与个人才华、东方与西方的互动关系。由于青睐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批判性理性主义和希拉里·普特南的实用主义，加之深受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理论、接受美学、符号学等庞杂理论的影响，佛克马终生崇尚科学的思想立场和研究方法。为了使科学的文学研究具有适用性，他明确区分基于经验的文学研究和基于阐释的文学批评，从而划清了研究者、批评家和文学史学家的任务界限。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佛克马坚守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倡导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以突破文化的藩篱，克服狭隘的民族或区域“中心主义”，时刻警惕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避免陷入各种原教旨主义、文化分离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话语圈套。对佛克马而言，文学是具体的文化表征，是通往所有文化的一种渠道和一扇门。因此，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佛克马致力于发现各国文学和文化差异性表现中的共同性，并努力建构具有乌托邦理想的文学新世界主义，致力于人文学科在谋求个体幸福和全人类福祉的终极目标。由于佛克马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的重大影响和独特地位，故而对其思想脉络的梳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佛克马曾说，了解文学学科史具有重大的意义。佛克马意在强调，文学研究者应具有历史观念，不能无视纵向的国别文学史和横向的比较文学关系史。在西方，文学史的研究经历了从实证主义阶段到俄国形式主义，再到以尧斯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点的研究范式的嬗变。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以实证主义为理论指导，强调影响文学发展的外在客观事实，例如作家心理、社会发展史等，因此早期的文学史编撰常被视为编年史式的作家与作品相关事实材料的堆砌，囿于对作家和作品的事实性记载，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内在的审美性。相反，形式主义的文学史研究强调的是文学内部自身规律的演变，重视文学形式和方法上的变化。对于形式主义文学史研究者而言，文学史就是文学自身的历史，应悬置诸如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影响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形式主义文学史观是在与依附于社会史、作家传记材料史的传统史学研究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尧斯从文学的接受与影响之维，建立了一种以期待视野为中心概念的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尧斯看来，文学史就是读者期待视野不断变迁、对象化的文学接受史。佛克马深刻认同尧斯的接受美学文学史观，认为它突破了作家中心的实证主义文学史观，又从接受角度对文本中心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必要的修正。

在佛克马看来，历史的编撰工作是一种从当代角度阐释和评价过去事件的规范化活动。而作为这一规范化活动的主体的历史学家既是历史事实的收集者，又是进行阐释和阅读的读者与评判历史价值的批评者。历史研究就是一种在诸多历史事件之间确立异质性和同质性的方法，这无疑需要研究者从自身审美观念出发对历史事实进行甄别与判断。对于同一文学现象，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理论框架来看就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不偏不倚的历史叙述并不存在，对历史的书写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佛克马推崇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史，提倡利用经验材料和理论框架进行文学史的书写，同时又充分关注变化中的接受语境所导致的读者期待的变化。

佛克马最早在汉学领域开始了文学史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早在荷兰莱顿大学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佛克马便将思考的棱镜照向中西方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文学史观的思想雏形从他196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便可见一斑。该论文中文版翻译工作于2005年启动，出版过程一波三折，最终以《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为书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于程光炜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系列文集中。此书是佛克马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理论性隐秘，语言朴实无华、材料厚重，充分展现了佛克马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和辨真去伪的文献学功底。《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一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深中肯綮的分析见长，研究考察了1956-196年期间的中国文艺政策、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以分析 + 评介的方式重新呈现了被有意无意回避或忽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片段、场景和花絮，用历史的眼光审察了建国初期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1943）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3）再到 “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1957）这一官方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

在书中

佛克马根据有限的经验材料，如《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及少量文学批评文献和相关文学作品，通过考察政策性共识，对那一时期的文学概貌做出了合理的连贯性解释。文化管理者据此创建了审查制度，借以进行文化管制。它形如一把双刃剑，一面锻造具有正面意义的官方红色经典，一面则斩断根除不符合正统思想立场的反面经典。如果把历史喻为一面照见过去的镜子，那么历史叙事就是蒙上灰尘的有色玻璃窗或凹凸镜，人们不可能毫无阻碍地透过它回望“真实的”过去。于是，佛克马像玻璃工一样擦拭历史之镜，试图还原被歪曲的历史“景象”。

《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是佛克马全部学术工作的出发点。从那里出发，佛克马逐渐转向比较文学领域，开始对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如文学性、语言功能、文学史、文学研究方法论）进行严肃的思考。从那里开始，他渐渐摆脱了实证主义影响研究的束缚，把理论触角伸向更为广阔深远的学术领域。于佛克马本人而言，此书既是出发，又是到达，是其学术理想的宣言书和学术追求的试金石。于中国学界而言，此书为中国学者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提供了一个富有深意的独特视角和史论材料。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思潮和理论的不断涌现，繁衍与裂变，一时间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呈现出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盛况。面对如此纷繁庞杂的“理论批评遗产”，佛克马甄别和体察各类理论批评流派的观点和方法，在系统梳理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阐发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形成了一套整合形式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思想理论，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一系列相关著作，在国际理论争鸣中发出自己强大的声音。

《文学研究和文化参与》根据佛克马1993年9-10月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座稿汇总而成，由俞国强译出，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除了关于经典构成与重构、文学史编撰等问题的探讨之外，佛克马还重点解析了作为一种审美成规和阐释模式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他坚持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化问题，用动态的眼光审视作为一种文化参与形式的文学生产和接受。他深入探讨了文学研究的边界、界限、特性、方法等理论问题，重申总体上的文学研究囊括经验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撰。

所谓“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是基于经验材料的理性分析，关乎的是文学事实，强调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以及方法的可重复性、结果的可检验性。佛克马对“经验研究”的界定因袭了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原则（falsification）一说。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客观的科学知识总体的性质是一种具有经验性的猜测和假说，是由我们在解决科学问题时所提出的理论猜想、推测和假设所构成的，而不是由被证实为真的信念构成的。任何真理都是暂时的，需要通过逻辑的论证来检验，并且有可能被修正。相反，文学批评却总是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强调主观的参与和阐释，关乎文学的价值问题。

此外，佛克马通过厘清解释（explanation）与阐释（interpretation）这两个概念，据此对“研究”与“批评”进行区分，也使得他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和分野进行反思。他援引伏尔泰对两者进行区分的观点，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在认识论上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自然科学工作者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者也需要遵循一套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审视，包括批评家价值判断在内的文学系统，其研究结果要能够经得起检验和修正。在他看来，分析作为一种解释活动，受到某些严格规则和标准的指导，这些规则和标准可被重复使用，并得到验证，分析最终导向的是具有科学有效性的结果。阐释则是具有主观性的赋意行为（attribution），这使得阐释必然与阐释者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发生关联。这就是说，文学研究者采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文本的生产、接受与流通，而个体读者或批评家则根据个人的价值体系以及社会文化现实阐释文学作品及其价值。从上述观点出发，佛克马明确主张以“研究”与“批评”的二分法代替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三分法。佛克马的观点道出了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基本差异，即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具有批评性质的文学研究的不同：前者以标准化实证分析为准则，得出的结果具有真值，是具有相对广泛适用性的（暂时）真理；后者则以建构不同理论观点为己任，得出的结果无所谓对错，其有效性程度不一、高低不同。但无论是科学或文学最终都为人类提供了知识，只不过作为艺术的文学所传递的知识更具个人性，是个体认知与想象的产物，所追求的是普遍意义而非普遍的有效性。

也许与其一以贯之的科学研究态度和批评理性主义的主导思想有关，佛克马认为所有的文学研究都受到问题驱动，需要针对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和工具。文学经典也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和工具，以解决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中的问题。一方面，经典作为文学批评的参照点，以确定文学史的内容。另一方面，经典则起到传承文化传统、启迪智性的作用，在教育机构中被用以教学。佛克马对文学研究方法论富有创见的探讨，为其后来具有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性质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立场和研究方法。

作为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执牛耳者，尽管鲜有专门讨论比较文学理论的专著，但从早年汉学视域下的影响研究到中西乌托邦小说的比较，佛克马就一直致力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一开始佛克马便明确表示，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是文化的具体表征，只有透彻深入地了解一种文化才能对其文学有比较全面与深刻的认识。如此说来，具有开放性、跨界性的比较文学研究，势必与其所置身的社会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在一次访谈中，佛克马强调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知道文学交往是如何在不同文化间发生和进行的。文学交往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 “成规”这一概念。佛克马曾坦言，“成规”构成了他全部理论的思想基础，是其开展文学研究工作的根本思路，他曾多次撰文对“成规”进行鞭辟入里的阐发与论述。所谓“成规”，指的是某一文化群体为解决某一协调性问题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渗透、融合而最终达成的或短或长、或隐或明、具有约定俗成性的协议和准则。任何成规都具有一种动态的本质，群体构成成分的变化，个体能动作用以及该群体所置身的语境和环境的变化都可能促使“成规”的变化。社会文化以及个体认知的不同也使得“成规”显得千差万别。相对“成规”的另一概念是“创新”。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或文学式样的出现往往是在旧有的“成规”基础之上的“创新”，即新成规对旧成规的否定与颠覆，但在新旧成规的不断更替中，旧成规又有回归的可能性。

佛克马将文学与文化界定为一套成规系统。他声称，人们可以利用这些“成规”进行文化或文学上的交往。在文学交往中，文学成规帮助人们组织关于文学现象的知识，使人们得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虚构与非虚构。包括文学成规在内的文化成规系统是从整体上开展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正因受到美国哲学家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所界定的“成规”概念的启发以及尧斯接受美学史学观的影响，佛克马把文学史置入文学生产和接受的具体语境中加以考察，视之为不同文学成规系统的更替与变化。文学成规系统的变化，是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这一系列文学艺术创作“成规”的变化皆为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文学史研究就是基于“理论”和“经验材料”解释动态变化的成规的一种模式。不妨说，文学成规系统的演变规定了文学史编撰的轨迹。

佛克马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地发现不同文化间“文学成规”的异同。另外，佛克马通过分析经验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入手，以研究范式为基础提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从法国实证主义影响研究到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再到结构主义符号学阶段的演变。这三个阶段论的提出极具前瞻性，对中国学者构建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宁提出了从宏观视域研究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的走向，他从国际比较文学演变格局的角度切入将比较文学的发展归纳为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与东方学派。曹顺庆则通过总结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理论的基础和局限，从学科理论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文学研究经历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跨文化研究”三大发展阶段。乐黛云则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在法国、其次在美国、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比较文学研究已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进行。不难看出，三位学者划分不同的三个阶段理论都是从佛克马所提出的“三阶段说”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佛克马

对于比较文学研究，佛克马其一生都始终坚守着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态度。与传统意义上带有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化相对主义甚为不同，佛克马所倡导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出现的观念上的转型，即认为每种民族文化都相对独立于他种文化而存在，而每种文化都蕴含其自身的价值，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佛克马对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和修正实则是强调研究者应怀有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应倡导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多样性共存与平等的对话。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愈发显著，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上吊诡的两极格局，一极是由“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另一极则是由“地方化”造成的文化多元和文化孤立。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现实语境，佛克马所坚持的温和的、相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实则 “醉翁之意不在酒”，力图消弭这两种文化潮流之间的抵牾。一方面，他率先打破文学研究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强调各国文学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他又试图突破文化的樊篱，竭力探寻各民族文学的审美共性和普世价值，并致力于建构具有乌托邦理想的文学新世界主义，试图搭建一座促进不同文学交流和世界文学的桥梁。

佛克马对文学研究的独特洞见，使其成为国际学界中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但决不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其全部的学术研究工作从经验出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方法为手段，终其一生苦心孤诣地致力于探寻异质文化间的文化通则和各民族文学的审美共性。2011年8月25日，佛克马逝世两天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2011)就是一部凝结了他毕生思想精华和美学主张的遗作。

在书中，佛克马从分析中西乌托邦传统入手，从社会、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角度切入初步探讨了中西乌托邦思想的异同之处。全书开篇处，佛克马就导致乌托邦小说出现的理由提出了四点假设。第一，表现时代危机的乌托邦小说。即时代危机出现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需求产生矛盾时，作家们便渴望虚构出一个更好的社会。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就是对理想政治体制的诉求。第二，乌托邦概念的世俗化。在社会世俗化进程中，那些从宗教启示中解放出来的作家具有乌托邦叙事的冲动。第三，反乌托邦与乌托邦的对立，即“我们越是接近政治结构化和社会工程的实践，包括乌托邦原则的实现，我们就更有机会看到越来越多试图暴露美好意愿而导致不良结果的反乌托邦作品的出现。第四，文化差异和中欧乌托邦思想的逆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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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假设，佛克马指出社会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是促使乌托邦文学出现的主因，当现实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便会把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愿望诉诸文学想象。不论是源自文艺复兴传统的西方（反）乌托邦作品（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韦勒贝克的《一座岛屿的可能性》），还是源自儒家传统的中国乌托邦小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汝珍的《镜花缘）、老舍的《猫城记》、高行健的《灵山》等》），都会提出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表达了人类对建立一个和谐、自由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都肯定了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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