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怀念四叔

怀念四叔

袁福成||江苏

我的四叔永远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一个春秋，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我们时常还在梦境中相见。

说起四叔和我父母及我们姐弟间的关系，用亲密无间来形容亦毫不为过。

早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祖父留下小脚祖母和五个尚未成年的男孩，只身从苏北去大上海闯荡。在上海立足之后，将二叔、三叔接到身边，祖母则领着父亲及年幼的四叔、五叔，撑起乡下的门户、经营着老家的土地。由于祖父长年在外，父亲作为家中长子，在尚未成年之际，就已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起父亲的角色。后来，父亲成家后依然和大家庭共同生活，母亲的到来，又为这个七口之家锦上添花。我祖母和我外婆是亲姐妹，母亲是几位叔叔的亲表姐。加之父亲这一辈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兄弟，缺少女性姐妹。对尚未成年的叔叔们而言，除了有父母和长兄的关爱，又增加了表姐的呵护，兄弟间的亲密关系不仅没有丝毫疏离，反而更加紧密。尤其是我母亲天性善良，一直把几位小叔子当着亲弟弟来对待。在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叔叔们对我母亲一直以“大姐”相称。再后来，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出生，在我们的儿时记忆中，叔叔们待我们这些侄儿、侄女也亲密无间、视同己岀，在我们心目中，叔父和父亲几乎没有区别。其实，家庭成员间的骨肉亲情，都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互敬才能互爱，才能酿出醇厚绵长的亲情。

儿时的农村，原始、纯朴。如果来一场电影、戏剧或文艺表演，家家户户都如同过节一般，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演出或放映无论在本村还是外村，成家不久的四叔，常常肩扛一条长凳，一手牵着我的小手，身后跟着我的哥哥、姐姐，早早来到放映或演出场地，提前在最佳观赏位置摆下板凳，姐姐、哥哥和四叔坐在同一条凳上，我就坐在四叔的腿上。有时候去晚了，没能抢占到最佳位置，四叔见我年纪小、个子矮，干脆让我骑在他的双肩之上观看。坐在四叔腿上的温馨、骑在四叔脖子上的兴奋和观看演出后的惬意，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在中国风摩一时，县城电影院放映时一票难求。在大队当通讯员的四叔，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居然弄到两张十分紧俏的电影票。当年，我从乡镇高中刚刚毕业，在电影放映日的下午，四叔领着我早早从乡下老家出发，先到镇上的浴室里洗澡，又到镇上的饭店要了两碗阳春面、一碟薰烧肉，吃完后，又花五毛钱买了两张去县城的公共汽车票，看完晚场电影后，叔侄俩步行三十里地，在凌晨才回到家中。看这场电影的经历，致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镇上的浴室里洗澡，第一次去镇上的饭店里用餐，第一次去心中想往已久的县城看上电影。而这一程的全部花销，也都是由四叔一人支付的。

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建国后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一1961年）的特殊时期。天灾和人祸的相互叠加，导致全国粮食严重短缺，大饥荒从部分省份逐步向全国蔓延。国家虽尽最大努力向饥荒地区开仓放粮，无奈国库存粮也十分有限，杯水车薪实难缓解大面积饥荒。1960年，本人刚满六周岁，到了能记事的年龄。那一年，由于长期饥饿导致本人突然昏厥、人事不省。一家人惊慌失措，在我命若游丝之际，是四叔从一村民家中弄来几汤匙红糖，才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原来，住在大队部西侧的徐大爷，家有女儿在上海工作，日前给徐大爷寄回了大半斤红糖，寄回的邮包是由四叔从公社邮局帮徐大爷取回的。要不是四叔急中生智和雪中送炭，说不定我早已一命呜乎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救命之恩啊！

在农村，通过读书求学来改变子女及家族的命运，是最为通行和可靠的途径。在我的求学之路上，四叔在两个关键节点，积极主动、义无反顾地向我伸出了援手，为我撑起一片可改变命运的晴朗天空。

1970年夏，我初中刚刚毕业。当年的高中招生，如果凭考试，我有笃定的把握能够考上高中。但“文革”中的高中升学考试早被取消，改为由贫下中农按家庭出生成分的好坏，有选择地推荐入学。当年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被全部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贫农、下中农的子女“根正苗红”，可优先入学，出生中农的子女也可适当照顾。可我的家庭成分为上中农（亦称富裕中农），是介于富农和中农之间的特殊阶层。在当年，依据“以阶级斗争为纲”学说和“唯成分论”来划分，贫农、下中农是革命阶级，处于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顶层，他们的子女优先享有参军、招工、入学等各项社会生活的权利，中农属于团结争取的对象，他们及其子女所享受的社会生活权利，就要略次于贫农和下中农。而地、富、反、坏、右分子被界定为阶级敌人，他们及其子女都属被“专政”的对象，已无任何社会权利可言。而上中农呢，则属于非敌非友、可敌可友的边缘阶层。既可列入“人民”行列，也可打入“敌人”阵营。上中农社会地位的摇摆性，直接导致其享有社会权利的不确定性。在我初中毕业之际，由于“文革”期间“教育革命”造成了学制混乱，上一届初三学生延迟半年和我们这届初三学生同年毕业，因毕业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高中学位严重不足，采取的招生办法就是率先把地、富、反、坏、右连同上中农家庭出生的孩子全部排除在升学之外。初中毕业就面临失学的窘境。在当年的农村，中断了读书的进程，就意味着掐断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前程。后来，还是由四叔出面，专门找高中校长为我求情，因校长和我们同村，加之我在初中学习成绩也好，校长在录取新生时，悄悄把我家的成分由“上中农”改为“下中农”，我才获得了宝贵的升入高中学习的机会。这非同寻常的入学机会，为我未来命运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1972年底，本人普通高中毕业。从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统一高考就被取消。大学的招生，也同样改为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推荐入学。我以“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在老家当了五年半农民。1977年全国高考恢复，1978年，本人去县城高考补习班参加复习。由于事先未和生产队、大队干部打好招呼，他们把我的外出复习，界定为劳动力擅自外流。在当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学手艺，必须持有生产队、大队、公社盖章同意的“三级证明”。否则，便被视为“非法外流”，轻则扣除本人口粮、罚没个人全部劳动所得，如“屡教不改”的，全家人都会跟着遭殃。我到县城复习之后，大队责成生产队，先后三次派人去县城逼我回村，还宣布了拒不回村的罚没标准，每带一次不回，就每天罚扣工分十分，带三次不回，每天要扣除我们家三十分工。当时我参加高考的决心已下，宁愿他们把全家所得工分全部扣光，也绝不会放弃复习。大队干部见此招无效又想出了另一损招，直接剥夺了我四叔在大队继续当通讯员的资格。我四叔因患有严重的哮喘病，重的农活干不了。不让四叔当通讯员，就意味着端走了四叔赖以谋生的饭碗。这种毫无道理的株连，立马将我逼上了两难的境地：选择继续复习，四叔将失去饭碗；选择放弃复习，也将痛失改变命运的良机。经过慎重考虑，为寻求两全之策，带着矛盾的心情，我专门从县城回到老家，想和四叔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对策。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四叔得知我的来意后，十分坚定地对我说：大队不让我继续当通讯员的确因你而起，但责任并不在你，这完全是“螃蟹捆不了捆鸭蛋”式的株连无辜。你赶紧回县城好好复习，不要担心我们一家的生活。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即便我将来靠乞讨为生，也绝不从你门前经过，也绝不会怪罪于你！如果你因为我而放弃复习，痛失考大学的难得机会，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果真如此，我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安的！四叔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我的前途和未来，四叔忍辱负重，不惜牺牲眼前的利益，甚至做好了承受最坏结果的思想准备。这种至高的感情、至爱的亲情、至上的恩情怎不让人永远铭记呢？幸运的是，经过三个多月的复习苦战，我以超过当年录取分数线六十多分的成绩，昂首迈进了大学的校门。

1990年夏，善良敦厚、深明大义、给予我如山父爱的四叔，因家在农村，哮喘病发作后来不及送医，在瞬间窒息而亡，享年仅56岁。四叔的突然离世，从此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在现实世界里，怀念一个人，一定有值得怀念的理由。抚今追昔，想起和四叔相处的年年岁岁，如果没有四叔的悉心关爱、着力引领和无私帮助，我的人生将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敬爱的四叔，既是我生命中的亲人，更是我生命中的恩人、贵人，值得我永远怀念！

插图/作者

作家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中共党员，公务人员（现已退休），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追溯过往，怡情养性，格物致知。已有超百篇文学作品（散文、小说、随笔、杂文等）在各类报刊、杂志和文学平台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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