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前汉献帝并不是曹操的傀儡 | 刘三解
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汉献帝通过旌表死节和斥责诏书，与北方最大的军阀势力袁绍，达成了谅解，而曹操在中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控制了汉献帝的生命安全，从而随便拉下御座，喊打喊杀。
恰恰相反，在洛阳和迁都许昌后，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非常复杂和微妙。
先来看一个时间。
建安元年八月辛亥日，曹操入洛阳，八月庚申日，也就是九天后，汉献帝决定迁都许县，又过了九天，八月乙巳日，汉献帝“幸曹操营”，随曹操大军开始大搬家。
这个过程中，曹操还听从董昭的计策糊弄了杨奉，说京师无粮，要迁都鲁阳，这个地方还在杨奉驻扎的梁县以南，杨奉信以为真，等到回过味儿来，曹操已经带着朝廷到了许县，追不上了。
之所以要耍这种小把戏，在他向董昭问计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明白：
杨奉近在梁耳，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
翻译下就是，杨奉近在梁县驻军，听说他的兵马很是精锐，会不会坏我的事儿啊？
很明显，曹操此时并没有睥睨四方的底气，面对杨奉这么个小势力，他也得玩这种小伎俩，纯粹因为力量不足，且远离根本之地，全都准备完了，又过了几天。
见《三国志·武帝纪》：
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
轘辕是洛阳周边的险关，出关至颍川许县，就算完成了迁都，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
不久后，汉献帝又任命袁绍为太尉，而袁绍耻于位列曹操之下，拒绝了任命，曹操吓坏了，急忙将大将军让给袁绍。
这正是我们熟悉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故事的起点，袁绍的形象是骄横的，曹操的态度是卑微的。
那么，问题来了，汉献帝在这个过程中干嘛了？
按照我们熟悉的故事逻辑，汉献帝就变成了一个“小透明”，权威被踩在脚下虐了千百遍。
但是，如果我们梳理下时间点，就会发现事实可能根本没这么简单。
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明确提到，建安元年十月，曹操打跑了杨奉之后，任命袁绍为太尉，原话是：
於是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
翻译过来就是，曹操建安元年九月任“大将军”，十月才任命袁绍为“太尉”，而袁绍觉得比曹操羞耻，拒不接受太尉任命。曹操只好坚决推辞大将军之职，让位于袁绍，然后天子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
可在《后汉书·献帝纪》中，时间是这样的：
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罢免“太尉”和“司空”这两个“三公”，绝不是逗着玩的，只能是为了给袁绍、曹操空位置。更重要的是，在《后汉书·献帝纪》这段记载中，也根本没提汉献帝拜曹操为“大将军”的事，这是非常违反记录惯例的，哪怕是李傕、郭汜、杨奉、韩暹、张杨之流的任命，都在“本纪”中有记录，岂有让曹操当了两个月“大将军”，却不记录任命时间的道理？这种“反常”说明了什么呢？
只能说明，在建安元年九月，刚刚迁都许县时，曹操与汉献帝商讨、敲定的职务安排，应该是由袁绍当太尉，曹操当司空，太尉职务位次在司空之前，两人一主一次，这才集中罢免了杨彪和张喜来空出位子，当然，这很可能就出自袁绍的指示。
可也正是这个时候，汉献帝展示了他的政治手腕和皇帝的威严。
汉献帝先下诏书给袁绍，“切责”他并对之前的历史作出“政治结论”，这是给予袁、曹集团的第一记暴击。
第二记暴击，是打在曹操脸上的，即倚仗自己手中的人事权力，直接任命曹操担任“大将军”，封“武平侯”，让他一跃到了袁绍的头上。
但是，曹操并不傻，他也要观察形势，一方面，不能以违逆皇帝的意志为由，组建自己的“大将军”幕府；另一方面，紧盯着邺城的反应，也不正式接受汉献帝的任命，保留转圜的余地。
因为曹操没有“就职”大将军，也没有“拒绝”大将军，朝廷也就迟迟没有给予他新职位，直到袁绍的自辩表章到了许县之后，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的诏书方才下达，而袁绍以拒绝就任的方式表达了不满，这才有了《后汉书·献帝纪》中的时间空白：
即建安元年九月汉献帝罢免“太尉”、“司空”，当月又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至十月又任命袁绍为“太尉”，袁绍拒绝不受，到十一月，才在曹操坚决辞让之下，改任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
也就是说，“司空”和“太尉”都空了两个月，而“大将军”空了不止两个月，在建安元年十一月，曹操让位之后，一直到次年三月，袁绍才正式受封。
现实是，汉献帝的连续暴击，用官位和诏书，狠狠地离间了袁绍和曹操，见《献帝春秋》中的记载：
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绍。
翻译过来就是，袁绍以官位不如曹操为耻，大怒说道，曹操险些死了好几次，每次都是我救援他活下来，现在忘恩负义，要挟天子以令我来了？曹操听说后，就把大将军位让给了袁绍。
在《后汉书·袁绍传》中则补充说：
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
这里补充了曹操“自为”大将军之语，又有袁绍上表推辞，以至于曹操“大惧”，也就是快吓死了的记载。
实事求是地讲，对照《后汉书·献帝纪》可知，封官凡加“自为”二字，往往表明不是皇帝的本意，而“本纪”中根本没有提及曹操“自为大将军”，只能理解为曹操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实际并没有接受任命，就像袁绍拒绝“太尉”任命一样，这个任命，也并不见于《后汉书·献帝纪》。
所以，虽然汉献帝的封官意志没有得到执行，但袁绍的“怒”，曹操的“大惧”，已经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帝国的最高官职还在他手里握着，袁、曹还得“求着”他。
不过，吃了大亏的曹操也不可能由着汉献帝耍自己，在建安元年十一月即“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这里强调了“自为”，也就是曹操强行推动作出的任命，否则，名位不够的曹操怎么面对朝廷百官？队伍还怎么带？
很明显，当曹操硬来时，汉献帝的这套权术小把戏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自为”也挡不住，但是，他可以拖着袁绍不批。
一直到建安二年三月，也就是曹操明确表态“让”大将军职位近五个月后，汉献帝才将“它”给了袁绍：
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
这个封拜规格，平心而论是非常隆重的，天子遣九卿出使封拜大将军，又赐予“九锡”中的三个，即弓矢、斧钺和虎贲百人，象征着自主征诛之权，授予了袁绍近乎无限的军事权力，同时还赐予四州的统治权，袁绍这才接受。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从使者人选和五个月的拖延来看，仍旧包含着汉献帝的“帝王心术”。因为，孔融和袁绍有旧仇，见《魏书》记载：
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袁绍曾经和这仨人有仇，让曹操想办法找几个罪名弄死他们，被曹操拒绝了，这也造成了双方的一大冲突点，结果非常不妙：
绍以为公外讬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
直白地说，袁绍觉得曹操变心了，嘴上说着什么公义大局，心里却和自己离心离德，所以对曹操怨恨不已。
想想，仅仅因为自己想杀的人，曹操不给杀，袁绍就记恨他，孔融这种旧仇人送上门来恶心自己，袁绍心里能舒服吗？
别说他不舒服，孔融也不舒服啊，他老婆孩子在青州都被袁谭俘虏了，老哥一个成了丧家之犬，又要见袁绍，他又是个毒舌性格，俩人能其乐融融吗？
很明显，汉献帝虽然年轻，却遗传了汉灵帝优秀的权术基因，只靠自己手里仅剩的官职、名位和诏书、使者的发出权力，就能把整个北方最大的两个军阀恶心一圈，还有苦说不出，从“袁曹一家”到“南北对立”，渐行渐远。
这个汉献帝的形象，恐怕与我们熟悉的“傀儡”相去甚远，那么，历史上汉献帝与曹操的真实关系到底什么样呢？或者，曹操如何“挟天子”呢？
答案还是在史料的细节里。
上文中关于曹操在建安元年十一月的官职任命，除了官位外，还强调了“百官总己以听”，这个说法很是拉风，乍看上去，很像是董卓、王莽式的把持朝政，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句话，典出《尚书·伊训》，全句是：
百官总己以听冢宰。
意思就是以三公充任宰相，总摄朝政，不过，这个待遇在东汉历史上并非什么跋扈权臣的专利，华峤《后汉书》中就记载：
邓彪，字智伯，为太傅，赐爵关内侯。百官总已以听於彪，恩宠之异，莫与为比焉。
很明显，邓彪以“太傅”之职也能“百官总己以听”，他当然不是什么篡国奸臣，甚至算不上当道权臣，在《后汉书·和帝纪》中就记录任命他的窦太后的诏书全文，不过是下给两个人的，其中说道：
宪固执谦让，节不可夺。今供养两宫，宿衞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复劳以政事。
其以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
这里的宪，才是东汉著名的权臣外戚窦宪，“燕然勒石”就是他的手笔，这块石刻前两年还被发现了，后来，他担任了大将军，而彪，则是邓彪，以录尚书事的权柄，总摄朝政。
在窦宪率军进攻北匈奴之前，他一直是在宫中作为窦太后的传声筒，与邓彪相互配合，见《后汉书·窦融传》：
窦宪以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
也就是说，窦宪尊重邓彪的德行温厚，就把他捧上高位，想要做什么，就让邓彪上奏，自己在内宫中对太后说明，没有一件事不批准的。
可见，“百官总己以听”，实际上是对外朝事务的集权，也就是将三公九卿职责内的事务先经过自己，然后再向皇帝请示汇报，皇帝这一关，终究还是要过的。
具体来说，就是陈琳《讨曹操檄》中形容的：
坐召三台，专制朝政。
三台，是东汉官制，以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其中尚书台权力最重，各级官府奏章皆呈送尚书台，由其拆阅、裁定、记录、转呈、代奏，并向皇帝提供建议，参议政事。皇帝有成命，由其拟诏出令，下达三公府，有时不经三公，径下九卿。
尚书台官员对诏令有异议，有权驳议。官吏选举、任免、考课、弹劾、诛赏、刑狱，无所不总，上自中央九卿，下至州郡，一切行政事务，由其分曹监督管理。
所以，东汉虽置“三公”官，却形同虚设，大权均归台阁，唯有加“录尚书事”衔的“三公”，始可总理政务，成为真宰相。
颜师古《汉书注》中解释“录尚书事”的“录”字就是“总领”的意思，曹操有此权限，统领尚书台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坐召”，顶多就是说他在办公地点上比较“无礼”，不讲规矩，算不上大逆不道。
实际上，东汉本就有耆老重臣在公府中“录尚书事”的先例。
所以，哪怕是讨伐曹操的檄文，也只是说他“专制朝政”，类似于《后汉书·董卓传》的这段话：
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
翻译过来就是，自从迁都许昌之后，朝中大权归于曹操，天子总摄己职，朝廷百官只是有职无权，摆设罢了。而汉献帝忌惮曹操的专权与逼迫，就下密诏董承，联合天下义士诛杀曹操。
如果我们以后世的皇权理解，听到这里，一定会觉得汉献帝这被欺负惨了，快要被篡位了吧？
实际上，东汉王朝自建立开始，就不断剥夺三公九卿的权力，收归尚书台，皇帝再以亲近的大臣控制尚书台，自己好掌握全部大权，比如之前说到的邓彪就是如此，那哪是他老人家专政？那是窦宪、窦太后借他独裁罢了。
所以，“权归曹氏，天子总己”并不是剥夺了天子的权力，汉献帝仍然可以自行干预尚书台，只不过“守尚书令”荀彧不会让他随心所欲罢了。
因为这个权力运行方式，恰恰是“党人”们前仆后继所追求的理想政治格局，即由士人以正道、规则、法令治国，皇帝不要瞎掺和。
从当时人的评价和后世人的赞誉来看，荀彧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具体政务根本就不需要汉献帝参与，真正做到了“垂拱而治”。
至于“百官备员”则根本不是乱世的特例，东汉制度的常态就这样，在曹操治下，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持续地战乱造成了大批名士和耆老的死亡，以至于本可发挥一定作用的朝会、集议也丧失了功能，见《后汉书·孔融传》：
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
翻译过来就是，大小会议，孔融总能引经据典引导会议结论，公卿大夫们也就是陪着在会议记录上列个名字。
孔融当然不是权臣，只是名声、学问都很大，也让高官们列名、备员了。
故此，曹操在朝廷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劣迹，哪怕是《讨曹操檄》也写不出几条他专擅的罪名，因为他只需要按照东汉的政治传统，以代理人掌握好权力部门，就能合法、合规地控制朝廷。
这种惯例也延伸到了他和袁绍的相处方式上，他以“司空、录尚书事”，袁绍以“大将军、假节钺”的配合，恰恰符合东汉政治传统，即哪怕豪横外戚担任“大将军”，往往也不“录尚书事”，而是由外朝重臣如“太傅”、“太尉”名义执政，“大将军”则主要是掌握天下兵权和宫廷宿卫，再与内廷的太后沟通决策，左右名义执政的“三公”。
所以，作为《献帝纪》中明确记录的两个“自为”，应该也是袁曹二人沟通后的权力分配，还是“袁主曹次”，曹操名义执政，真正的后台老板，则是袁绍。
有人或许会质疑，什么都不是曹操的意志，那曹操派兵威胁汉献帝的生命安全，总不是假的吧？
确实是真的，因为《讨曹操檄》里连人数都点出来了，原话是：
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质，惧篡逆之祸，因斯而作。
曹操用七百精兵围守宫阙，注意这个词，“围守”，就说明，这些兵是驻扎在宫外的，那么宫内呢？
在《后汉书·皇后传》有这么一段：
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翻译下，按照汉朝的旧制，三公带兵朝见天子，要由虎贲郎以武器利刃夹着出入。曹操经历了这么一出，看看左右已经汗流浃背，自此再不敢上殿见皇帝。
“虎贲挟刃”，在《世说新语》中有详细解释，就是两个虎贲郎用戟交叉在大臣的脖子上、“拖着走”或是“推着走”。
汉朝制度下，诸侯春天朝见皇帝叫“朝”，秋天朝见皇帝叫“请”，并不是咱们熟悉的“上早朝”，不过，这里是个比喻、代称，因为曹操本官是“司空”，“三公”之一，自西汉宣帝开始，已经有“常朝”制度，按规矩，曹操应该经常参与，他当然不能比照诸侯“朝请”。
但是，曹操又是“行车骑将军”，东汉制度下，出征将军非常设职务，出征期间，自然是“免朝”的，而汉末乱世，当然可以说是“天天出征”、“日日打仗”，所以，按照制度，曹操面见皇帝的次数可多可少，汉献帝搞了这么一出，逼得曹操干脆就不去了。
想象一下，如果曹操彻底掌握了宫禁，怎么可能有“虎贲郎”敢拿利刃叉他的脖子？又何至于不敢进宫？
哪怕是董卓，真被行刺过，也没到不敢进宫的地步。
说到底，曹操的七百精兵就是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以一校兵来模拟北军五校士，也就是之前节目曾经解释过的，宫内为虎贲、羽林、卫士守卫，宫外为北军五校守卫，曹操“行车骑将军”，五校士职权上也该归他管，再安插一些可信的曹氏党旧姻戚，也就差不多了，根本达不到董卓的掌握程度。
既然无法保障绝对的人身安全，曹操何必轻身犯险呢？
了解了这些，自然可以理解，汉献帝在建安初年，绝不能算是曹操的傀儡，而曹操的“专政”也完全在东汉王朝政治传统的界限之内，正是遵循这些传统，让他与袁绍之间，由“主从关系”平滑地走向了“主次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袁曹的主次关系又是如何走向敌对的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