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钟的音乐考古学断代

文◎王友华

原文刊载于《音乐研究》2021年第1期。

摘 要:自西周早期至西汉,甬钟一直是乐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进历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于纹饰、形制、体量、调音技术、编列、音列和组合等七个方面。甬钟的形制、体量以及组合的演进历程皆分四个阶段;纹饰风格和编列的演进历程分五个阶段;调音技术的演进历程分六个阶段;音列的演进历程分七个阶段。编列成分单一且所属年代为一个阶段的盛期的甬钟的断代,只需要依据一个标准就能作出判断;编列成分复杂或某些特征不典型的甬钟的断代,则需要参考多种标准进行综合分析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关键词:甬钟;音乐考古学;断代;标准

现存甬钟来源复杂,有传世的、有收购的,亦有出土的。出土甬钟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经科学发掘出土者,有偶然出土者;或出土于墓葬,或出土于窖藏,抑或出土地既非墓葬亦非窖藏。自西周早期至西汉,历时千年之久,甬钟一直是乐悬的重要成员。断代既是甬钟研究的内容,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经科学发掘出土于墓葬的甬钟之断代通常比较复杂,得于他途的甬钟之断代棘手尤甚。在甬钟的断代上,音乐学界一般依普通考古学研究的结论;然而,甬钟断代偏差时有发生,给后续研究带来困扰,甚至导致错误结论。作为具有音乐功能的礼乐器,从音乐学角度审视甬钟的年代是有效和必要的。随着音乐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对甬钟认识的深入,甬钟的音乐考古学断代的条件已经成熟。

王子初先生以《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钟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之二》开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之先河,提出了依钟形结构、音列、音梁与调音技术等三个断代标准,对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有了一些方向性的改进。该文发表十三载以来,音乐考古学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断代标准的更新,及研究成果的积累,从更多维度对青铜乐钟进行断代分析的条件已经成熟,学界对青铜乐钟的断代也有了进一步的现实需求。

青铜乐钟有甬钟、纽钟、镈、编铙,以及句鑃等多种类型,本文仅分析甬钟的断代,断代标准为纹饰、形制、体量、调音技术、音列、编列和组合等七要素。

一、依纹饰断代

甬钟诞生于西周康王时期,其主体纹饰继承晚期南方大铙纹饰的主要特点:以枚为主体纹饰,有清晰的篆带和钲间,36枚对称分布于腔体两面,每面18枚,上下分三行,左右分二部,行隔以篆带,左右隔以钲间,每行6枚,左右各9枚。自西周早期至西汉,这些甬钟纹饰主要特征基本不变。不过,甬钟纹饰的风格因年代之殊而有不同的特征。甬钟的纹饰主要分四部分:枚;枚区框格(包括篆带和钲间框格);篆带和鼓部的纹饰;甬和舞面的纹饰。

甬钟纹饰风格的演进可分五个阶段: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各时期纹饰详情如下(见表1,图1—5)。

表1 甬钟纹饰断代表

二、依形制断代

《周礼·冬官·考工记》之“凫氏”详载青铜乐钟之形制规范:“十分之铣,去二以为钲;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之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修,去二分以为舞广;以其钲之长为之甬长,以其甬长为之围;参分其围,去一以为衡围。参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记载中,乐钟各部分尺寸皆以铣长为基准,即铣间、鼓间、舞修、舞广皆依与铣长之比而定,鼓间与舞修的长度相等,其余各部分与铣长之比值分别为0.80、0.64、0.64、0.51、1.0。

不过,乐钟种类较多,形制各异,即使同类乐钟,其形制在长期演变历程中亦因时而异,若《考工记》所载为实录,也只能代表甬钟、纽钟、镈等诸类乐钟中某一类、某一时期的形制规范。处于动态中的甬钟形制之分析,唯考之以现存甬钟形制数据一途。

总体上看,甬钟形制有四个共同特点:合瓦形腔体,于口弧曲,平舞,略有锥度的管状。甬钟形制因年代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别,主要体现于决定甬钟形制的一些主要参数之间的比例,例如,甬高与通高之比,舞广与舞修之比,鼓间与铣间之比,舞修与铣间之比,铣间与铣长之比等。其中,甬高与通高之比,体现甬钟腔甬结构的总体比例;舞广与舞修之比,体现舞面的形制和合瓦形腔体上端的形制;铣间与铣长之比,体现合瓦形腔体下端的形制;舞修与铣间之比、铣间与铣长之比,则体现合瓦形腔体的形制(主要包括腔体的长度和两铣外侈的程度)。这些比例所涉甬钟数量多,每件甬钟的参数为12个,统计数据近万,限于篇幅,这里仅呈现统计和计算结果。

甬钟形制演进可分四个阶段: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各时期甬钟形制数据统计如下(见表2,图6—10)。

表2 甬钟形制数据表

表2显示,甬钟细部结构在各时期呈现不同特征。

其一,在甬长方面,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甬长与通高之比为0.34,至春秋晚期,这一比例升高至0.41,西汉时期,进一步升高至0.44,即甬长随时间推移而增长。

其二,舞广与舞修的比例、鼓间与铣间的比例,决定合瓦形腔体的形制。先秦时期,舞广与舞修之比介于0.75—0.76之间,鼓间与铣间之比介于0.72—0.74之间。西汉时期,这两个比例分别升高至0.79和0.84。即甬钟合瓦形腔体的形制在先秦时期大致相同,腔体偏扁,西汉时期,腔体偏浑圆。

其三,舞修与铣间之比亦体现腔体的形制。先秦时期,这一比例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升高,西周早期为0.83,西周晚期增至0.84,春秋晚期进一步增至0.86,表明甬钟两铣外侈的程度逐渐减小。西汉时期,这一比例值仍比较大,则是甬钟两铣弧曲(中间外鼓,两端内收)的体现。

其四,铣间与铣长的比例体现腔体的宽窄。西周早期至西汉,这一比例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0.85—0.79—0.77—0.76),即甬钟两铣外侈的程度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小,西周时期,甬钟腔体偏短阔,至战国时期,甬钟腔体偏修长。西汉时期,这一比例最小,则主要是两铣弧曲的体现,迥异于先秦时期的直铣外侈之特征。

三、依体量断代

影响甬钟体量的因素较多,包括铜和锡等金属资源、礼仪规制、年代,以及甬钟的功能等。先秦时期,青铜器的规格,例如数量、品质、体量等是贵族身份的象征。铜属珍贵资源,时称金,是青铜的主要成分,铜资源的多寡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常常决定贵族拥有青铜器的数量和体量。楚国铜资源富甲天下,湖北黄石和安徽铜陵至今仍存先秦铜矿遗迹,楚庄王借此有问鼎中原的豪情。在这一背景下,青铜器成为战争掠夺的物资,亦为赏赐和馈赠佳品,戎生钟以及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中的晋姜鼎铭文载,晋国于晋昭侯六年以千车盐易金(铜),以铸戎生编钟和晋姜鼎,钟鼎之典重可见一斑。

甬钟的体量与年代的关系十分密切,以体量为标准,可分四期: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

甬钟体量的分析主要涉及甬钟的通高和重量。甬钟系编列乐器,成编使用,体量的大小与各件甬钟在编列中的次序关系密切,同一编列的甬钟,各钟体量不同,音高与体量成反比,音低则体大,音高则体小,同一编列首、末二钟的体量差别最大,因此,体量统计时,必须选择编列清晰、完整的甬钟进行分析。体量分析所涉甬钟数量较多,限于篇幅,这里仅录统计结果,详情如下(见表3)。

表3 甬钟体量数据表

表3显示,西周晚期以前,甬钟的体量较小。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甬钟的体量明显增大。春秋晚期至战国末,甬钟的体量达到峰值。西汉时期,甬钟体量则明显缩小。自西周早期至西汉,甬钟体量演进轨迹呈现出一条抛物线(通高平均值/厘米:37.31—39.42—58.32—52.35。重量平均值/千克:8.15—13.14—33.27—5.69)。

值得注意的是,与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相比,西汉甬钟的通高降低不多,仅5.97厘米,但是,重量却减少27.58千克,仅及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甬钟用铜量的17%,表明西汉甬钟的用铜量少,故西汉甬钟的腔壁薄,易破裂,音乐性能不佳。

四、依调音技术断代

青铜冶铸技术主要包括青铜器的金属配比、形制设计和熔铸等。《周礼·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所载铸造礼器和乐器配方为六铜一锡。青铜乐钟铸造技术除了金属配比、形制设计外,音高设计和调节亦为关键锁钥。若所铸乐钟音准不合,往往需要毁钟重铸。影响青铜乐钟音高的因素很多,包括形制、结构、体量、壁厚等,乐钟铸毕就能获得的理想音高并不容易,通常需要经过调节才能符合设计标准,这一技术即调音技术。

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铜乐钟主要为单音钟,音高由设计和铸造决定,即凭经验获得预设音高。西周早期,工匠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甬钟的侧鼓音,双音钟出现,即冯光生所谓之“铸调双音”。最早的调音痕迹现于西周早期偏晚的甬钟,故讨论乐钟的调音技术从西周早期偏晚的甬钟入手。

调音是一项综合技术,除了调节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高外,还包括调节正鼓音和侧鼓音之间的隔离度,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量比例,以及与之相关的音色,当然,也包括为防止因锉磨而导致的钟壁破裂现象。调音技术包括锉磨或刻凿、增设于口内唇和增设音梁三个方面。锉磨或刻凿可降低音高。增设于口内唇可防止因锉磨内壁而导致钟壁破裂,也可增加锉磨量,提高调音成功率。设置音梁,既能防止钟壁破裂,也能改善音色,还能增加锉磨或刻凿铜量而提高调音成功率。为清晰起见,本文将锉磨或刻凿、增设于口内唇和增设音梁统称为调音技术,并进行综合分析。

甬钟的调音技术演进经历了六个阶段:西周时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西汉时期。

(一)西周甬钟的调音技术

现存甬钟中,最早的钟腔内壁有调音锉磨痕的是V式&&&钟,该甬钟3件成编,侧鼓无凤鸟纹,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显然,甬钟铸毕后,进行过调音,调音方法是锉磨钟腔内壁,调节的音高包括正鼓音和侧鼓音。

西周中期,甬钟4件成编,钟腔内壁有锉磨痕,侧鼓还出现示意敲击部位的纹饰。

西周晚期,甬钟的调音技术逐渐成熟,锉磨痕在钟腔内壁呈槽状,调音槽集中在钟腔内壁八个部位,分别为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调音槽为长形沟槽,自于口往里延伸。根据调音的需要,不同甬钟调音槽的数量不等,少则一两条,多则八条。例如,西周厉王时期的士父钟(见图11)和西周晚期的眉县杨家村甬钟,钟腔内壁都有八条调音槽,长度约为铣长的三分之二。

为何采用锉磨技术调音呢?钟壁厚度与音高关系密切,壁厚则频率高,壁薄则频率低,铸钟师预先将钟壁铸造厚一点,为调节音高留下余地,然后,通过锉磨,降低钟壁厚度,从而降低音高。

为何锉磨正鼓、侧鼓和铣角内壁的这八个部位呢?合瓦形甬钟为双音钟,钟腔正鼓、侧鼓都是敏感部位,是影响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高以及甬钟音色的关键部位。陈通和郑大瑞在《古编钟的声学特征》中指出:“钟正面中线是一组振动方式的节线,偏离钟正面中线一个角度的地方应是另一组振动方式的节线(包括轴向节线),分别敲击这两个位置,就可以得到两个基音。”⑩甬钟分区块振动,击正鼓时,钟体以四侧鼓中心线为界形成一个基频的四个振动区块,击侧鼓时,钟体以铣部和正鼓部中心为界形成另一个基频的四个振动区块。两个正鼓部和两个铣角是正鼓音的最敏感部位,锉磨之,可降低正鼓音。四个侧鼓部是侧鼓音的最敏感部位,锉磨之,可降低侧鼓音。

并非所有甬钟调节音高时都需要锉磨八个部位,锉磨部位的多寡由实际效果决定,工匠先选择最有效的地方进行锉磨,若锉磨少数部位就能得到预设音高,则无须锉磨更多部位,若正鼓音和侧鼓音都需要调节,或者锉磨少数部位仍达不到预设音高,则增加锉磨部位。

(二)春秋早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春秋早期,甬钟仍然沿用西周晚期的调音技术,显示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甬钟调音技术的延续性。例如,春秋早期的宝鸡西高泉钟和礼县大堡子山秦子甬钟,锉磨部位与西周晚期的士父钟如出一辙。

同时,甬钟的调音技术有了新的尝试,即增加于口内唇,并在内唇上进行锉磨。戎生钟是目前所知最早采用这一技术的甬钟。8件成编的戎生钟都有三棱状的于口内唇。乐钟于口设内唇并非新技术,殷商编铙已经采用,西周甬钟弃之,春秋早期的戎生钟重拾这一技术(见图12)。当然,戎生钟设内唇与殷商编铙设内唇的动因不尽相同,殷商编铙的内唇单纯用于防止敲击导致钟壁破裂,戎生钟内唇虽然也防止钟壁破裂,但应该缘于避免调音锉磨带来的破裂风险。

不过,并非所有春秋早期的甬钟都设置于口内唇,也并非所有设置于口内唇的甬钟都采用锉磨内唇的调音技术。8件戎生钟都设于口内唇,但是,锉磨调音情况有三:一是与西周甬钟一样,仅锉磨钟腔内壁;二是仅锉磨于口内唇;三是同时锉磨钟腔内壁和于口内唇。锉磨于口内唇的位置与锉磨内壁的位置一致,为正鼓、侧鼓和铣角八个部位。

(三)春秋中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春秋中期,甬钟除了沿用春秋早期的锉磨钟腔内壁和于口内唇的调音技术外,开始增设音梁。音梁位于侧鼓部内壁,为与于口内唇相连的凸起部分。音梁增加了侧鼓的负载,改善甬钟正、侧鼓音量不平衡问题,亦利于改善音色和减少锉磨带来的破裂风险。例如滕州庄里西村编钟(00611,见图13)。

这一时期甬钟的音梁短小,但意义非凡,标志着甬钟调音技术新时代的到来。

(四)春期晚期和战国早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甬钟音梁的长度明显增加,凸起也更高,如同隆起的山脊,故学界称之为“音脊”。战国早期的随州擂鼓墩M2编钟(见图14)的音梁凸起高度达2厘米。

除了音梁的变化外,甬钟调音锉磨的部位有所变化,即在音梁上进行锉磨。春秋晚期的26件王孙诰甬钟中,16件甬钟有音梁和调音痕迹,调音痕迹集中于于口内唇、铣角和音梁,有的钟口内唇和音梁锉磨近平,有的仅留下几道凹槽。

“音脊”的出现是一个进步,是调音技术更加成熟的标志。与前一个时期的音梁相比,“音脊”更高、更长,体量增大,能增加侧鼓载荷,改善音色,增加侧鼓音量,减少开裂概率,同时,增加了可锉磨的余地,从而提高调音的成功率。

(五)战国中期和晚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战国中期和晚期,甬钟调音技术臻于完善,音梁由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山脊形的条状变成块状,学界称之为“音塬”。

甬钟调音除锉磨于口内唇和钟腔内壁外,亦锉磨音塬(见图15)。与音脊相比,音塬体量大,进一步增加甬钟的牢固程度,有效增加侧鼓部的载荷,改善音色,还可加大锉磨量,提高调音成功率。

(六)西汉时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西汉甬钟仍然采用合瓦形腔体结构,于口弧曲,有内唇,调音技术与先秦时期明显不同之处有两点:设楔形音梁、刻凿调音。

楔形音梁与先秦时期的音梁形制明显不同,先秦甬钟的音梁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高或低,但音梁两侧边缘没有棱角。西汉甬钟楔形音梁状似楔子,两侧边缘清晰,有棱角,与于口内唇相连,往里延伸,直至与钟内腔高度差消失,楔形音梁一般不长,大约为铣长的六分之一,例如,南越王墓甬钟(见图16)。

刻凿法即通过刻凿音梁,减少铜量。若甬钟铸毕,音高高于设计标准,则在音梁上进行刻凿,刻凿铜量的多少依实际音高决定。与先秦锉磨法一样,刻凿同样可以降低音高,不过,与锉磨相比,刻凿相对粗糙,从锉磨到刻凿,技术有所退步。

五、依编列断代

甬钟的编列因时而异,呈现清晰的演进轨迹,分五个阶段: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见表4)。

表4 甬钟编列及实例表

灭商之初,周人沿用殷商编铙,康王三年,甬钟进入乐悬,替代编铙,沿用编铙3件成编之编列旧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西周穆王末叶。

穆王末叶,甬钟编列扩充至4件,至孝、夷王之世,一直沿用这一制度。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甬钟8件成编,铸造精良,编列规范、稳定。

春秋中期,甬钟编列突破8件成编的编列用制,多种编列并存,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战国末。

出土西汉甬钟数量不多,实用器4例,其中,编列清晰的3例甬钟皆5件成编。

六、依音列断代

自西周早期至西汉时期,甬钟的音列用制可分七个阶段:西周早期早段;西周早期晚段;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西汉时期。

西周早期早段,甬钟沿用殷商编铙音列旧制,侧鼓音未被有意识地使用,正鼓音列为二声音列“宫—角”或三声音列“宫—角—羽”。

西周早期晚段,锉磨钟腔内壁的调音技术开始应用于甬钟,虽然甬钟侧鼓没有示意敲击位置的凤鸟纹,但侧鼓音已经被有意识地使用,正鼓音列为三声音列“宫—角—羽”,侧鼓音出现“徵”,正、侧鼓音可构成四声音列“宫—角—徵—羽”。

西周中期,甬钟正鼓音可构成三声音列“羽—宫—角”,音位排列自低至高为“羽—宫—角—羽”。钟尚羽之观念已经形成,首、次二钟正鼓音多为“羽”。锉磨调音技术逐渐成熟,正、侧鼓音设置已成定制,可构成四声音列“宫—角—徵—羽”。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甬钟铸造精良,音乐性能好,音列规范。正鼓音可构成三声音列“羽—宫—角”,正鼓音位结构为“羽—宫—角—羽—角—羽—角—羽”,正、侧鼓音可构成四声音列“羽—宫—角—徵”。同一编列的首、次二钟一般不用侧鼓音,首、末二钟正鼓音皆为“羽”,“徵”不上正鼓。

春秋中期,甬钟音列实现了诸多突破:正鼓出现五声音列“宫—商—角—徵—羽”和六声音列“宫—商—角—羽曾—徵—羽”;正、侧鼓出现六声音列“宫—商—角—羽曾—徵—羽”和七声音列“宫—商—角—羽曾—徵—羽—徵角”;同一编列的首钟正鼓音不再局限于“羽”,“徵”成为9件成编的编列首钟正鼓音,“角”成为10件成编的编列首钟正鼓音;音列中出现“商”声,不仅出现于侧鼓,亦出现于正鼓,“徵”不再限于甬钟的侧鼓。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甬钟的音列在春秋中期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音乐性能达到顶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正鼓出现了五正声之外的“商角”“商曾”“徵角”,音列扩充至七声“宫—商—角—商角—徵—羽—徵角”;正、侧鼓音列丰富、成熟,十二声齐备;同一编列首钟正鼓音向低音区拓展至“商”甚至“宫”,末钟正鼓音比较统一,绝大多数为“羽”。

西汉甬钟质量不高,保存不佳,出土9例甬钟中,仅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甬钟可资分析,该甬钟音列可属bA宫系统,亦可属E宫系统,若属A宫系统,正、侧鼓音列为正声音阶“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正鼓音位排列为“(宫)—商—角—徵—(羽)”。若属bE宫系统,正、侧鼓音列为下徵音阶“宫—商—角—清角—徵—羽—变宫”,正鼓音位排列为“(角)—徵—羽—宫—(商)”。不管哪种情况,甬钟正鼓音列不出五声,正、侧鼓音列皆不出七声。

表5 甬钟音列表

七、依组合断代

多数情况下,编钟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包括同类乐钟的组合和不同类乐钟的组合,不同时期内,组合有不同的特点,因此,组合可作为甬钟断代的依据。根据组合特征,组合编钟的演进历程可分四个阶段: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

编钟的组合使用始自西周中期。西周早期,甬钟进入乐悬,为乐悬中唯一的青铜乐钟。西周中期偏早,镈进入乐悬,与甬钟组合使用,甬钟4件成编,镈单件使用,编钟组合形式为:甬钟(4)+镈(1)。例如,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编钟。

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乐悬有了诸多变化,甬钟编列扩充为8件,镈的编列扩充为3件。西周末春秋初,纽钟诞生,编列形式与甬钟一样,8件成编,不久之后,编列扩充为9件。由于乐钟种类增多,各类乐钟的编列不同,因此,编钟组合形式多种多样,详情见下表6。

表6 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编钟组合表

春秋中期至战国末,各类青铜乐钟的编列都出现多样化局面,甬钟编列突破了8件,纽钟编列突破了9件,镈的编列突破了3件,编钟的组合形式纷繁复杂,详情见下表7。

表7 春秋中期至战国末编钟组合表

西汉青铜乐钟的种类与先秦时期略有不同,各类青铜乐钟的编列形式与先秦时期也不相同,甬钟5件成编,纽钟14件成编,句鑃8件成编,其中,句鑃为越人独特的青铜乐钟。组合形式明确的西汉编钟的组合详情见下表8。

表8 西汉编钟组合表

余 论

有些甬钟的断代只需要依据一个标准就能作出判断,尤其是成分单一且所属年代为一个阶段的盛期的甬钟,这些甬钟具有典型年代特征,断代相对容易。有些甬钟的断代则需要参考多种标准进行综合分析,尤其是一些成分比较复杂的甬钟,这些甬钟或经过拼合,或在不同时期经过补铸,或在不同地域间经过流徙、易主和重组。有些甬钟的年代处于不同阶段之间的过渡期,在某些方面的特征比较模糊。另外,地域因素对部分甬钟的断代有明显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断代的可依之据或能进一步增加,因此,甬钟断代需要一个多维度且开放的理论框架。

作者信息: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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