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锦源：人生意义去哪里了

文化是人的文化，现代文化的困境来源是，真善美的分裂。

看五四以前的文献典故，不难发现，在古代，存在与意义、知识与道德基本是同一的，且具有连续性，它们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查看西方的基督世界，也能发现，上帝创造世界，每一种存在都体现着造物者的仁慈意图，且相互配合，世界充满意义。

然而宗教解体、科学兴起之后，那些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以“自然律”取代“神律”，相信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都服从于统一的法则。且论证出一切事物都可以借助因果律得到合理的解释。这种推论导致的结果便是人与自然万物没有什么不同，人就是一台机器、一种更精密更复杂的机器。这种糟糕的观点导致了启蒙的困境：科学理性高奏凯歌，世界的意义却因之晦暗不清。人的物化，让人成了事实的工具，在物质面前，丝毫没有人性的温存。德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德在古代具有深刻的含义。《庄子·田子方》里说：“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强调了“德”要像天地一样至高至大，具有宽容、博大、深远和化育的内涵。“德配天地”这个说法，赋予了“德”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要求人们执行“德”不能仅仅从生活的琐碎细节中实现，更要有天地之大德，有如同天地一样养育万物、涵容百态的能力。

从文字的角度理解德

“德”的本来的含义已经无从考察。在甲骨文里面，“德”字分为两个部分：左边的“彳”和右边的眼睛的象形。“彳”表示行为、行动；右侧的目代表眼睛，眼睛的象形中上下两个直线，表示要“直视”。

这么说，“德”的意思可以推测为：行为要正而目不斜视，即做得正、看得直。进一步说，“德”表示做事情（行为）和看问题（观念）要配合在一起，做得正、想得也不歪。所以，“德”这个字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中国远古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行为和思想必须要具备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属性：行正思直。只有光明磊落、公正正直，才能赢得人们的拥护。

　《礼记·中庸》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问学，是文化的积累，更是道德的修行。何为文化？辞书上的解释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据此，似乎一切现象都与文化有关。我们不妨从“文”与“化”的字面与内涵上做些探究，“文”在《说文解字》中谓之“错画也” ，错是交错、交叉，同纹理之“纹” 。《易传·系辞》提出“物相杂，故曰文” ， 《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 ，许多东西、各种色彩聚集在一起，有章不乱，让人们感受到美好。“化”就是改变，《礼记·中庸》中有“赞天地之化育” ，是一种自然的化生长育。概括起来，各种事物有章有法地汇聚在一起，“美好和谐共生”的一种现象就是“文” 。用这种“美好和谐共生”的理念行之于一切就是以文化之，就是文化的要求。学广而闻多，博学而广识。换而言之，“尊德性”而成圣是目标，“道问学”而至诚为途径，是读书致知。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是学问之道？简单地说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准则及方法，古人称为“道”。学问之道没有别的什么，不过就是把那失去了的本心找回来罢了。

古人的学问是求放心，现在人的学问，是对世界上的所有疑难问题能够尽知，即跨越时间空间的一切而通通明了。当然这只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没有人很难达到，但却可以成为普通人的一个目标，虽然达不到顶点，却可以达到某一个层次。普通人所能做的就是对局部事物有个大概的明白；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局部是不一样的，因此也就产生了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