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弹一星”到“863”计划，科学精神一以贯之

​1964年，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1966年，首次导弹核试验成功；1967年，首次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作为曾先后参与“两弹一星”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这两项事业的一名科技工作者，谈及过往的那段岁月，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很是自豪。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103个月，苏联用了75个月，法国用了102个月，中国只用了32个月。再看各国核试验次数，美国是1030次，苏联715次，法国210次，中国只有45次。“以很少量的核试验次数、较低的经费投入，在较短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成功。”杜祥琬认为，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大力协同，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取得这些成就的保障。当时，全国形成了科技攻关协作网，创造了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高效率和高水平。

“两弹一星”元勋们在创建历史伟业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杜祥琬回忆，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深知中华民族曾历经磨难、饱受屈辱，当国家将这份任务交给他们时，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这样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当然，成功背后还有很多无名英雄。“当时，大家的共同心愿就是把个人的一切都献给这一崇高事业。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兢兢业业忘我劳动的人们，就没有后来'两弹一星’的成功。”杜祥琬说，环境艰苦、设备简易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正是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支撑着大家战胜了物质条件匮乏和工作生活上的艰辛，在青海草原、戈壁沙漠、四川山沟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也用汗水、热血和青春年华谱写出我国尖端工程技术发展的光辉篇章。

斗转星移，中国发展步入了新阶段。1986年，国务院组织200多位科学家经过大半年的论证，最终确立了“有限目标、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科学技术需要奋起直追的年代，决定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863”计划，其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发展，为我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863”计划实施初期曾经历过波折。杜祥琬曾听两院院士王大珩提起，计划一度遇到很多周折，甚至有人怀疑“计划该不该继续搞下去”，后来经过全国范围的论证，坚定了信念，计划继续实施。如今，30多年过去了，“'863’计划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863’计划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跨部门、有优势的研究单位联合组成领域研究团队，由不同单位的优秀科学家组成专家组，把国家的战略决策、专家组的技术决策、管理决策与行政单位的支持保障相结合；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竞争机制与国家战略目标统帅下的协作机制相结合，把自主创新与开放交流相结合，提高了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杜祥琬总结说。

“'863’计划传承了'两弹一星’的成功之道。”杜祥琬说，比如在共同的国家目标下联合多家单位一起做事；全国一盘棋、建设国家队，建设纠错机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这些过去成功经验的传承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也结出了丰硕果实”。

从“两弹一星”到“863”计划，科学精神一以贯之。“求真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特征，家国情怀、使命担当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灵魂。”杜祥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