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法書的真跡本和臨摹本

中田勇次郎著、李寧譯

書法能看到真跡再好不過，但保存至今的真跡卻極其稀少。宋蘇易簡在《文房四譜》卷四寫到：『《畫品》云：古畫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絹得三百年方壞。』明董其昌《畫眼》中也引用宋代米芾的話，紙能過千年，而絹不過八百年。宋趙希鵠在《洞天清錄集》中道：『世言紙之精者，可及千年。今去二王才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跡，甫三百餘年，亦希如星鳳，何也？嘗考其故，葢物之竒異者，常聚於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水火，則舉羣失之，非若它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明茅一相在《繪妙》中也提到，畫能夠保存大約五百年之久，到八百年時畫的精髓褪去，至千年消亡。書法能夠保存八百年左右，至千年精髓褪去，一千二百年消亡。

如此看來，人類保存書畫真跡之難自古有之。如今，莫說魏晉法書真跡，即便隋唐法書真跡也少之又少。

流傳至今的古法書中，真跡數量寥寥無幾，大部分爲臨摹或偽作。我們習慣認爲只要是墨書就表明它是真跡本，事實並非如此，必須加以辨別。以下，筆者將針對真跡本進行詳細的考察研究。

一、古法書的摹本

南朝宋虞龢在其《論書表》中寫道：

『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

宋羊欣《古來能書人名》中也記載道：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覺。後云，幾欲亂真。』

南齊王僧虔《論書》曰：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王僧虔《論書》中還寫道：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 據說康昕是晉代人，胡人出身。

唐張懷瓘在《法書要錄·卷八》論及羊欣時提到：

『又有義興康昕與南州惠式道人，俱學二王，轉以己書貨之。世人或謬寶此跡，或謂爲羊。歐陽通云，式道人 右軍之甥，與王無別。』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五》中寫道：

『康昕，字君明，外國胡人，或云義興人。書類子敬，亦比羊欣。曾潛易子敬題方山亭壁，子敬初不疑之。畫又爲妙絕，官至臨沂令。』

據此我們可知康昕曾做過王獻之代筆。晉代時就已有人製作過王羲之、王獻之的摹本以及類似的東西。反言之，在流傳下來的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的真跡中，也應該有這種摹本或者贋品。

虞龢《論書表》中也曾論及二王等人的古法書仿品：

『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揉，莫之能別。故惠州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跡。如獻之吳興二箋，足爲名法。』

虞龢《論書表》爲宋明帝泰始六年（四七〇）之作。據此可知，晉宋時期便有很多法書的摹本和偽作。

另，在《論書表》中也出現了『搨書』一詞。

『繇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皺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

『今搨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截皆齊。』

此處所論之搨書，從文章的前後來看，皆與書法裝裱有關。故，搨書應爲裝裱之意。之後搨書一詞廣泛用於摹書，到南朝宋時期似乎尚無此區別。

根據真跡本來製作摹本，在梁時代的文獻中也有論述。

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中寫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

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中寫到：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據此可知，梁時代曾製作過樂毅論摹本。

另，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中還寫道：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

根據這些記載，可知梁時代有過魏晉的名跡摹本，人們稱之爲梁模本。可以想象梁朝時，在作爲真跡本留存下來的作品中，就已經出現鑒別困難的情況。鍾繇《宣示表》及《墓田丙舍帖》等都是王羲之臨書，《白騎遂帖》爲王獻之臨書，此說法也在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中被提及。不過，現存者均爲後世墨拓，離真跡則更爲遙遠。由此可知魏晉真跡流傳下來應該有多麽困難。

三國·鍾繇《宣示表》（宋刻本）

三國·鍾繇《墓田丙舍帖》（宋刻本）

法書摹本的例子還有很多。《南史》卷三十二《張融傳》中道：『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絶，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棋、徐道度療疾也。』據此可知，南朝宋褚欣遠是模書名手。

在《北史》卷二一《崔宏傳》中寫到：『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跡，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這裡用了『摹搨』一詞。

二、雙鈎填墨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中寫道：

『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余條並非用，惟叔夜（嵇康）、威輦（董京）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

此封信討論的是有關書法的內容，文章使用『填畢』一詞，是指在雙鈎的文字上面填墨，『單郭』是指對文字的輪廓進行雙鈎。

宋黃伯思在其《東觀余論·跋黃庭堅後》的題跋條目中寫道：『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摹，單郭未填。』此處『單郭』與前文所言爲同義，此詞一直沿用到宋代，意爲雙鈎。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曾曰：『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此處『郭摹』是取代雙鈎進行摹寫的意思。從以上記載可得知梁代時就已出現雙鈎填墨法。上文《北史·崔浩傳》中所說的『摹搨』或許就是用雙鈎填墨的方法進行摹寫的。

三、唐代的搨摹

至唐代，唐太宗比較崇尚王羲之，以六朝真跡本、摹本爲範本製作了很多搨摹本。唐張彥遠在其《法書要錄·唐禇河南搨本樂毅論記》中記載：『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舘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六人）。』文中所賜即唐代摹寫的搨本。

唐武平一在《徐氏法書記》中記載：

『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曾令搨書人湯普徹等搨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

又載：

『及太宗晏駕本入玄宮，至高宗又敕馮承素、諸葛貞，搨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

唐何延之《蘭亭記》中也有記載：

『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

據此可知，唐太宗、高宗時，就已經有專門從事搨模古法書的搨書人。在《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中記載：『崇文舘搨書手二人，楷書手十人，熟紙匠一人，裝潢匠二人，筆匠一人。』唐徐浩在《古蹟記》中記載：『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搨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

搨與摹意思相同。搨、搨書、搨摹或者摹搨具體就是用雙鈎填墨這種特殊技術進行摹寫。摹寫的叫搨本或者叫摹本。摹與模相同，又寫作模。唐代摹本相對於梁摹本來說叫唐摹本、或者叫唐模或唐橅。下面舉一兩個例子。

唐竇臮《述書賦》中有『傳搨』一詞。傳搨也是傳摹的意思，但唐代多盛行雙鈎填墨的摹寫方法，所以多用『搨』字。唐孫過庭《書譜》所述『摹搨日廣、研習歲滋』，記載了法書搨模和學習的流行情況。唐張懷瓘《書斷·齊張融小傳》中記載『搨本盛行於世。』當然，這裡也說的是摹本的意思。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中記載：『御府搨本爲官搨』，這也是搨摹本的意思，並且有官搨和個人搨之區別。《名畫記·卷三·論述古今公私印記》條目中記載『元和之印，或是官印，多印在搨本書畫上』，另外也記『摹搨之印』，這兩方印都是用在唐代製作的摹搨本上的印章。

在日本正倉院的《東大寺獻物帳》上載有『大小王真跡帳』，又在書法二十卷中記載『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草書卷第一』等。這裡作出真跡與搨本的區別。這裡的搨可以用《喪亂帖》和《孔侍中帖》來證明，均用雙鈎填墨的方法。

晉·王羲之《喪亂帖》（唐摹本）

晉·王羲之《孔侍中帖》（唐摹本）

再後來法帖模勒上石，所以搨本變爲墨拓拓本的意思。在有關碑帖的著錄中把拓本叫做搨本，但字典中往往把搨本單純解釋成墨搨的拓本。所舉示例中也有常把兩者意思弄錯，須注意使用。米芾《書史》中把拓本叫做石本，或稱之爲刻石或橅石，來區別搨本。在《書史》和《寶章待訪錄》中也有臨搨或者臨搨本，對其解釋也經常混同，但臨搨是臨摹的意思，不是墨搨的拓本。

四、真跡鑒別的四種方法

以上，對真跡本的種類做了概述。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如何鑒別真跡本。首先，我們必須確定的是它是否真跡。在製作真跡本別本時，古人認爲有以下四種方法：臨、摹、硬黃、響搨。

宋代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中有對這種方法的說明。

『牟博書畫古器，前輩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爲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爲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爲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椀角器，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

這四種方法在後世被繼續運用，明清時代著作中也可見。明代李日華在其《紫桃軒雜綴》卷中同樣記載了這四種方法：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搨、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織濃點畫而仿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兼色沈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著嫌紙性終帶暗滯，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澈透明，如世所爲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織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 索 右軍諸跡，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也。臨書如雙鵠並翔，各極其致，不以爲步驟之拘，非於書有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 褚諸公，以下三者，即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這裡更加詳細的說明瞭這四種方法。

另外，在《六硯齋筆記·三筆》中記錄了雙鈎廓填、響填、硬黃三種搨法。文意大體相同。是對唐人硬黃本右軍帖上的題跋。

清周亮工在《因樹屋書影》卷五中也有對這四種方法的詳細解說。在這裡引用了李日華之文，在後面附上解說。

『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槌薄側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搨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爲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響燈取影，以遠近爲大小，若今人爲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鈎，然後實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榜聯皆集歐陽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桌子，中有抽替，而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縑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響有影響義，一作向。』

文中說，現在的人不用熨斗塗蠟的方法，只是在油脂里加少許的蠟，用槌子敲打紙張使其變薄，這紙張的紋理會變得明顯，但也不至於滲透。或者製作明亮且稀薄的明角（用貝殼製作的透明板），用它迎着光綫書寫的話，是一種類似硬黃的方法。只是還不太清楚響搨。我在北海的時候，看到一個叫張用之的人爲人集王右軍帖中字製碑。首先用硬黃的方法把帖中文字臨摹於紙上，再利用影繪的方法，根據遠近調整文字大小，這種方法恰好與現在的影戲相通，然後雙鈎填墨，所以一帖中每一個字的大小都很相似。幼時，新城王公在修理開封學堂時，榜聯都是集的歐陽率更（詢）的書法，也是用這種方法。黃山谷給別人書信時說道，唐臨夫製作了一個臨書桌子，桌子中間有個抽屜，在抽屜中間放一盞燈，這樣在臨寫摹勒的時候就秋毫不差了。這與我所說的燈取影相合，法書的紙色暗沉，通過日光相映，只是其中的一種。『響』有影響的意思。

用影繪的方法模寫書畫在宋陳槱的《負暄野錄》卷下中也有記載，可知宋代就用這種方法進行模寫。接下來，進一步來探討古人對以上四種方法的說法。

五、臨

有關臨的敘述，自古認爲是學習書法的方法。魏晉以後，書法作爲藝術作品來鑒賞，就像虞龢《論書表》所記載，把學習書法說成『戲書』或者『學書』，真正學習書法藝術的習慣在這之後才逐漸興盛起來。宋黃伯思《東觀余論》中記錄有王羲之臨鍾繇書法之說。《與梁武帝論書啓》中所說的『摹學』認爲摹與臨意思相同。蕭、阮流派莫不臨學樂毅論，這也說明臨學和摹學沒有明顯區別。隋智永臨真草千字文，把比較喜歡的八百餘本分發給浙東各寺院（唐何延之《蘭亭記》），這時期所說的臨就是從智永的千字文而考慮，不是後世人所認爲的臨，而是比較接近於摹的意思。唐張懷瓘的《二王等書錄》中記載，最近有釋智永，臨寫草帖幾可以假亂真，同樣也能說明與原本一模一樣。

像這樣臨與摹沒有明顯區別的例子很多，一般會習慣使用『臨摹』這個詞，經常分不清彼此。但筆者認爲臨和摹原則上還是有所區別的。

唐太宗曾提到：『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墨池編·唐太宗論書》卷二）這裡所說的臨就是所謂的意臨。不僅唐太宗，初唐名家書論中有很多唐中期以後流行的傳授性東西，到底可信度有多大還不知道，但文中明確了臨書的性質。唐代『臨書』的例子有歐、虞、褚等人臨的《蘭亭序》，與趙模、馮承素的搨模有本質區別。因爲，歐、虞、褚的臨書中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他不以作偽爲目的，而是自然的呈現運筆習慣，只是比較忠實的摹寫原本。因此，也有人把褚臨叫做褚模，兩者沒有嚴格的區別。

《唐人臨黃庭經》（局部）

《唐人臨黃庭經》（故宮博物院藏）就是一例。《黃庭經》本來有多種版本，本文爲五十八行文字組成（連上標題、跋尾各一行共六十行），從本文第九行中間缺大約六個字的地方來看，與水痕本是同一系統的，書法風格和初唐盛行的歐、虞風格的小楷相近。因有硬黃紙本，所以此本好像是依據原本搨模而成，但是否真從王羲之真跡搨模而來，值得商榷。或許它就是唐人臨本的其中一個，是明顯帶有歐、虞風格的書法。除此之外，還有唐虞世南書《黃庭經》（民國二十二年無錫裴氏壯陶閣藏本影印本）。這個在內容上與水痕本相近，但書法一看就是虞世南風格的。它被認爲是初唐或者更早的臨本，在《壯陶閣書畫錄》卷一中認爲此本是唐初人書。小楷文字本來就小，用響搨方式來完成精密的搨模是較爲困難。臨書的方法很多，臨本雖然能把原本的書式和文字結構都能顯現出來，但把原跡的原樣摹寫下來還是比較難的。晉人小楷中能很好傳承原本樣子的基本沒有，可能也源自這個原因吧。

唐徐浩在古蹟記中列舉了諸位名家各自得意書體之後，指出陸柬之比較擅長臨書。陸應該就是虞世南的外甥，年輕時跟隨虞世南學習。之所以說他擅長臨書，是因爲他臨寫的與晉張翼模仿王羲之表奏很難區分。這裡所說的臨也是指盡量忠實依照原本的意思。

日本正倉院《東大寺獻物帳》上記有臨王羲之諸帳書屏風，這與同樣在獻物帳上記錄的大小王真跡書、搨王羲之書是有區別的。光明皇后所寫《樂毅論》是王書的臨本，這一點不容懷疑，這作爲一個實例遺留下來。

空海在《高野雜筆集》中記載，少年時代經常臨古人遺跡。同樣在空海《性靈集》卷四中記載，書劉希夷集獻納表中說文是秀逸之文，書法爲褚臨、王羲之遺體。這些例子所說的臨也是傳承了唐土習慣。總之，傳承唐代二王典型的傳統派書法中的臨，大概都是與摹相近。顏真卿、張旭、懷素等革新派之後的臨一直比較注重個性，這與之前的臨在本質上有些不同。

六、臨與摹的區別

至宋代，臨與摹的區別更加明顯，也有人提出兩個概念不能混同的意見。米芾《書史》中記載：『畫可摹（不能臨），書可臨而不可摹。』明李日華的《紫桃軒又綴》卷一中記載：米元章所謂書可臨可摹，畫可臨但不可摹。臨得勢，摹得形。如果畫只得形的話容易變成專職事務，就會逐漸失去畫的精髓。後人也用極其含蓄的語言區分了臨與摹的性質。黃伯思在《東觀余論》中也提及了臨摹二法：『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牑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這與前面提到的游宦紀聞的說法是一致的，可能這個說法更早。宋姜夔在《續書譜》的《臨》這個條目中道：『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可見，至宋代多論及臨與摹的區別，兩者的意義也逐漸穩固下來。

七、摹

硬黃與響搨也被認爲是摹的一種，所以廣義上來說，所有用臨的地方都可用摹。但是，相對於硬黃和響搨這些特殊方法來說，摹意味着只是用普通的紙、普通的方法進行臨寫。

八、硬黃

所謂硬黃指的是在紙上塗上蠟，使其透明，用這種特殊紙進行摹寫的方法。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中論及畫體工用與搨寫時記載道：『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據此可以證實在唐代就有用蠟紙摹寫的方法。在原注中，還附記了晉顧愷之有摹搨妙法一事。

在米芾《書史》中也能看到很多用蠟紙摹本的例子。《唐摹右軍帖》，就是現在的《奉橘帖》，用的就是雙鈎蠟紙摹，也叫做硬黃紙本，是用硬黃的方法製作的最好實例。褚遂良的《枯木賦》是粉蠟紙搨書，智永《千字文》是唐粉蠟紙搨書。《蘭亭序》也有粉蠟紙搨書。右軍書的《唐摹四帖》中，有兩幅是冷金紙硬黃。這些都是硬黃的例子。宋岳珂在《寶真齋法書贊》卷七中記載：唐人摹王右軍《轉勝帖》用的就是冷金紙，未裝裱時會發出銀葉般聲響，薄如蟬翼，實屬罕見之物。冷金紙好像就是在紙上施以泥金或者灑金。根據《書史》記載，王羲之的《玉淵帖》就是在冷金紙上雙鈎摹帖。現在所知的王羲之《遊目帖》是冷金紙的摹搨。

晉·王羲之《奉橘帖》（唐摹本）

晉·王羲之《遊目帖》（唐摹本）

宋董逌《廣川書跋》中有一項記錄了硬黃。

『世有持逸少《出師帖》，作硬黃紙，漬以靈脾水，久之色如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爲紫紙，所書也。林子中，以兼金購之。它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進本。其紙文色理，與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偽。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貴古而不考實，一承人之妄，至於終身信之不悟，盡偽言先入則信言不得受也。硬黃，唐人本用以摹書。唐又自有書經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紙也。』

據此可知有用硬黃紙製造的仿品，同時我們還可以瞭解到硬黃紙與經紙相似。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翰墨真跡辯》中記載：硬黃紙是唐人在寫經時所用，用黃檗染色是爲了防蟲。因在紙上刷了漿，所以非常有光澤明亮。很多善書家都在上面寫字。如現存二王真跡中有用硬黃紙的，那都是唐人仿書（這裡是摹書之意），並非真跡。

這則記錄混同了蠟紙的硬黃紙和用黃檗染的經紙，《廣川書跋》中認爲硬黃紙和經紙是不同的兩樣東西。只是兩者比較相似，所以才混淆了。

九、響搨

關於響搨在唐何延之的《蘭亭記》中有這樣一個例子：辯才在拿出蘭亭序看的時候，已數經亂離。真跡應該是有，但這個《蘭亭序》一定是響搨偽品。

響搨在後來也有寫作向搨。響與向意思相同，都是朝向日光之意。在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翰墨真跡辯》中記載：把紙置於碑帖之上，再貼在窗戶處，依靠光綫用游綫筆勾勒字畫輪廓，然後填上濃墨，這種方法被稱作響搨，但這種方法使得文字少了精彩之處。響搨採用的是雙鈎填墨的方法。硬黃與響搨兩者都採取雙鈎填墨的方法，是唐摹本中最廣泛使用的方法。

總之，摹、硬黃、響搨都展現出了摹寫的精密程度，其中用響搨方法製作的東西最爲精巧。《喪亂帖》和《孔侍中帖》本身的書法就比較好，用的紙是最精良的白麻紙。再加上用響搨這種最精密的搨模方法，可謂是摹取王真跡原本最上乘的例子。與此相比，用硬黃這種搨模方法製作的《奉橘帖》則要遜色不少。但《奉橘帖》也算是比較好的，用硬黃這種方法在紙的一面上塗上濃墨的很多作品都缺乏活力。王的《大道帖》就是其中一例。

晉·王羲之《大道帖》（唐摹本）

宋蘇易簡在《文房四譜》卷四中記載：『搨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硾之。候浸漬染著如一，搨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鑒之明徹也。』搨紙（搨書用的紙）製法是用江東花葉紙，用柿油和好酒浸泡一幅，紙下與紙上分別鋪五幅，然後捲起來敲打，浸出來的液相互浸染，所有的紙變成一張，用這種紙搨模書畫的話，如明鏡般透徹。這本著作是在宋初雍熙三年（九八六）寫成的，所以它可能記載的是唐代實行的方法，或許這也是硬黃紙的一種，或者是用於響搨紙中有類似這樣的紙。

十、搨模的衰微

搨模方法在唐代最爲盛行。在《歷代名畫記·論畫體的工用與搨寫》中記載：『國朝內庫，翰林、集賢、祕閣，搨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寳之。』法帖搨模盛行是從唐太宗、高宗到玄宗這一段時期，安史之亂後逐漸荒廢了。

十一、法帖的模勒上石

至五代南唐時期，法帖開始被模勒上石，之前所流行的搨模方法逐漸衰微，開始使用墨拓的法帖來鑒賞書法。南唐有潘仕成刻在《海山仙舘摹古帖》的《昇元帖殘本》，上石的賀知章《十七帖》臨本等，但現存是否爲真就比較懷疑了。現在一般認爲法帖之祖是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模勒上石的《淳化閣帖》。太宗時期，侍書王著把收集到的古人墨跡進行編集，在秘閣中用棗木板進行摹刻，共十卷，由歷代帝王、歷代名臣、諸家古法帖以及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組成。米芾《書史》記載：『淳化中，嘗借王氏所収書，集入閣帖十卷內。』可見也有從外部借來採用的。在收錄閣帖的諸帖中，有真跡本，也有用上述四種方法製作的臨本、摹本、硬黃和響搨本。關於其中真偽，米芾和黃伯思等人已經述說。

十二、倣書

據黃伯思說法，閣帖中也有南唐人取古人詞句自己書寫的。文句爲真，但字卻不是。所以，書寫的人爲了加以區別，題爲倣書。

這只僅限於記錄詞句，不是臨摹。王著沒有領會其意，只採名字，雜載於真帖之中。宋曾宏之父在其著作《石刻補敘》中也提到這種情況，認爲是南唐李後主在江南時製作的，全部用的是澄心堂紙和李廷珪墨，在表題上每卷題爲倣書。這是宋朝黃伯思等人基於事實寫的。倣書類似於偽作的法帖，不屬於以上四種。

十三、集帖

《淳化閣帖》類的集帖，在後世不斷被摹刻。宋代集帖中有很多被摹刻，比如《絳帖》、《潭帖》、秘閣《續帖》、《汝帖》等。至明、清時代更是盛行，並相繼出現官刻、家刻，這些都成爲法帖的淵源。這些帖中的很多帖都是以真跡本和摹本爲範本的，但也有舊帖的翻刻本和筆跡存在疑點。集帖中大部分沒有按照原本的體裁流傳下來，明代以後完全按照真跡原本摹刻的也不多，但對於法書鑒賞來說，終究還是把真跡本放在首位。

總之，比起墨拓法帖法書鑒賞還是應該依據真跡本，在鑒賞真跡本時，還是如前所述，應該先確認是否是真跡。爲此還必須確認用的是臨、摹、硬黃、響搨中的哪種方法製作的。有時還有必要考慮倣書這個因素。

這裡主要對鑒別真跡做了考察。除此之外，還應從裝裱、紙絹、印記、押縫、題跋等各方面來觀察。真跡本流傳下來的數量很少，鑒賞實物的機會也不多，不過最近人們把它做成精巧的寫真版來進行介紹，讓我們更詳細地瞭解它。上海博物舘的歷代法書選集二十種、遼寧省博物舘的法書選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法書、台北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的故宮法書等都相繼影印，可讓我們更爲容易地接觸到古法書，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

本文出自香港《書譜》總第一〇五期《陶博吾專輯》之『書家與書史』欄目。『弘揚書學，嘉惠書林』，書法學術原創文章首發平台，投稿及轉載請聯繫[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