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理论】张敏 | 空间

[摘要］作为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维度，空间概念与空间研究贯穿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始终。人类学有关空间的讨论常围绕空间文化的容器以及文化生产的产物这两个维度展开。随着相邻学科的发展以及人类学家的兴趣从边缘的“他者”及传统的乡村社会扩展到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空间亦成为学科最具活力与创造性的前沿论域之一。当代人类学理论视阈中的空间是情境性、关系性以及竞争性的。空间不再仅是研究的对象，更渐进为理解社会文化议题的重要方法论工具。

[关键词］空间；空间转向；人类学

[作者简介］张敏，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曾先后任职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作为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维度，空间概念与空间研究贯穿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始终。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来，随着相邻学科的发展以及人类学家的兴趣从边缘的“他者”及传统的乡村社会扩展到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空间更演进为整个学科最具活力与创造性的前沿论域之一，引领着人类学有关都市、教育、技术等分支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空间（space）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涵及定位常取决于具体的研究场景。从辞源来看，space一词源于拉丁文spatium，意指“距离”（distance）或“延伸”（stretch）。中世纪晚期，将空间意指为“容器”（container）的用法开始出现，近似于“场所”（place）的理解。其后，笛卡儿进一步将spatium的“延伸”意涵衍生为长、宽、高三个维度，由此奠定了此后有关空间的基本理解。人类学有关空间的讨论中常围绕文化的容器以及文化生产的产物这两个维度展开。借用格尔茨有关民族志研究的经典界定，人类学之于空间的阐释大体可以概括为“在空间中”（in space）进行研究，以及“关于空间”（about space）的研究。在此过程中，空间逐渐发展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经由空间反观文化实践的动力机制。

一、在空间：空间论题的早期演变路径

　　19世纪以降，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开始遭遇异文化的多样存在。如何解释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如何理解文化上的他者，成为时代的命题。如果说进化论关乎如何经由时间序列呈现与“他者”在空间的相遇，传播论则反映了启蒙运动以来“时间的自然化”背景之下对文化差异与多样性空间维度的回应。依据传播论的观点，文化只能由有限甚至唯一的中心创造出来，再通过和中心的接触扩散到世界各地。人类文化共同性存在的原因自然也被归于空间上的接触与传播。就此而言，空间从一开始即存在于人类学家的视野——进化论将文化在空间上的遭遇视为同一时间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传播论则是对文化的多样性在空间维度给出解读。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正式确立其作为独立的现代学科的地位。随着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关注从宏大的全球视野转入到更为具体、历史性的单位，空间也从全球视野中人类文明传播的轨迹转化为经典民族志研究中盛放文化的容器。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的“库拉”交易为例，项圈的顺时针流动以及臂镯的逆时针传播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大大小小的岛屿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闭合的交易空间。围绕库拉交换所建立的圈层蕴含了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多重要素，成为人类学学科史上最为经典的空间单位。人类学学科史的另一部经典作品《努尔人》则以不同的进路呈现出另一种空间。努尔人在旱季和雨季的交替中往返于高山和平地，因此形成存在的节律。在这个生态空间之内，人离不开牛的存在，社会生活围绕着牛来展开。而牛的存活同样离不开人群的饲养，两者共生共存，构成了一个闭合空间之内的人与牛和谐共处的系统。

　　此一时期，空间虽非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核心，但经由对群体的社会活动与空间秩序间关系的关注，空间往往以静态且均质的承载文化的容器的形态出现在研究的视野中。在这一默会的知识传统之下，作为田野实践的民族志聚焦于“亲身观察土著的原始材料”以及“提供完整而适当的土著文化图景”。民族志写作则相应成为“场所塑造”（place-making）的过程，旨在呈现空间内围绕特定主题的人与物的生活世界。这样的传统也为日后有关“写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埋下了伏笔。

二、关于空间：空间研究的勃兴

　　20世纪50年代以来，哲学、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均出现了空间化的转向，对人类学有关空间的理解与诠释产生了深远影响。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率先将讨论转向关于空间意义的分析。列斐伏尔、福柯以及布迪厄等学者对空间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讨论。在此一思潮下，人类学对于空间概念的解读进入全新的阶段——空间不仅是影响行动者日常行为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其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个体与社会互动的产物。空间也日益成为人类学领域独立且极具活力的关键性议题。

（一）空间理论的突破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学说从根本上改写了有关空间的理解并对人类学的空间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从“生产”的概念出发，列斐伏尔将空间界定为一种动态的、不断被塑造的过程性产物。其经典的空间生产三元理论主张空间绝非中性的物理存在，其本身是人们脑海中既有思维模式的产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生成、使用并感知到空间的存在。而生成的空间还会进一步促发生存于其间的行动者的认知，进而引发有关该空间产物的不同想象，此即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与之并行的是专业人士所设计的主导性的、理论化的、技术性的体现意识形态及主导秩序的空间，也即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空间的第三维度体现在生活于其间的个体经由想象或者象征性地使用物理空间来挑战甚至对抗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体及话语。个体进一步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于其所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故此又生成了空间生产的第三维度：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三个层面并不具有先后次序，而是同时并存并呈现出空间生产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空间绝非全然决定行动者的行为，空间本身也并不能够行使能动性，相反，是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在空间中或者经由空间表达其能动性。

　　福柯被广泛认为是促成社会科学从时间转向空间关注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早在其1967年的演讲中，福柯就前瞻性地指出：“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共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福柯有关权力的理论中，空间充当了关键性的分析单位。其经典的“全景监狱（Panoption）”的描述表明，国家对个体的控制与管理经由空间得以实现。在更为宏观的层面，18世纪以降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都有助于国家对个体的管控与治理。在一定意义上，权力的存在即暗含着空间的存在。权力的存在本身也即空间生成的过程。

　　布迪厄则对空间的象征意涵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其早期有关位于北非的Berber文化的文章中，布迪厄详细地描述了Berber房屋内部的空间分割、相应的活动形式以及活动所承担的人群。不同群体在房屋的内外拥有基于性别以及年龄等因素的相应活动区域。对空间内部的切割使得空间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及文化表征。在其后期的研究中，有关空间的讨论进一步转向“实践”，关注的中心也转向呈现既定空间秩序与象征的动态关联，特别是不同群体对空间的分割、占有及使用。此一时期，空间被视作规制了（conditioned）社会交往以及行动发生的环境的关键变量，但也逐渐演变成独立的分析单位，被赋予了日益重要的分析价值。

（二）人类学的空间转向：作为理论与方法的空间

　   受上述理论的影响，康德意义上的抽象空间概念日益演变为复杂、动态以及关系性的构型（configuration）。空间不再仅是消极的容器或者人类活动的背景板，而是人类具身性的社会活动相互缠绕并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新空间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对于空间的关注从文化的空间维度日渐转向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特别是空间被生成、建构与想象的动态过程以及对于在此过程中不同生产者所持有的立场、价值以及意义系统的批判性考察。

1.政治经济空间（Political-economi-c Space）。政治经济空间关注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属性，即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结构如何影响到物理空间的分层与分布，特别是空间、身份与差异三者之间的交叉与交汇。20世纪9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以Harvey为代表的学者将空间纳入全球化与全球网络的格局内，提出了“时-空压缩”的观点，关注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资源的攫取、排斥与侵占，以及空间等级的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Massey进一步提出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ies）的概念，主张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个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置于（being placed）全球化流与相互链接的过程中，其流动及移动（flow and movment）与权力密不可分。社会关系并非仅存在单一的地点，而是通过不断地交叉与互动共存于某个空间并与外在的更为宏大的社会进程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空间从外部来看是来自外界的政治经济要素的共同作用与历史沉积的物质呈现，在空间内部则需要从不同角度考察性别、种族以及族性等文化与社会要素的可见性。

2.诗性空间（Poetics of Space）。诗性空间侧重于考察个体对场所的身体体验。受现象学思潮的影响，这一视角强调从个体着手，分析行动者如何体验并理解自身所生活于其中的空间。这一进路集中于特定空间的文化意义，特别是个体如何通过空间的使用生成其所特有的意义。换句话说，诗性空间的学术旨趣在于个体行动者如何将物理空间“化为己有”的过程。经验研究集中于个体“做空间”（do space）的过程——宗教信徒可以经由具身性的实践（唱圣歌、祈祷、跪拜）将物理意义的教堂转化为具有宗教意义的神圣空间。故此，在宗教研究领域，政治经济空间与诗性空间的区分也被视为有关神圣空间的政治与有关神圣空间的诗学的区分。在此视阈之下，竞争性空间的概念也发展起来，旨在考察生活于同一空间的不同群体如何创造性地使用并生成属于自己的空间，以及同一空间如何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具有不同意义的空间又如何协商进而生成新的空间。在方法论层面，诗性空间的讨论为进一步打开空间的边界并呈现个体空间体验的能动性提供了可能性。

3.身体空间（Embodied Space）。身体亦成为空间研究的重要对象。一方面，作为存在于空间中的基本实体，身体构成了自我与他者的重要边界以及个体身份的基本承载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经由身体感知周遭的空间。另一方面，身体还是各种社会要素发生作用的基本场所。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人类空间体验的基本单位与社会文化要素发生作用的基本空间场所。个体正是经由身体得以体验并且概念化物质、场所以及人的相互关联及差异。在福柯的理论视阈中，身体充当了“最为细微且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大型的权力机构发生关联的场所”。身体作为生物—空间被限制与规训，并成为权力发生作用的基本对象。近年来，有关身体空间的讨论进一步与人类学理论的感官转向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理论视野之下，“情感关系与互动相互勾连并且协助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地理的质地”。换句话说，内在的情感波动离不开身体与周遭环境的互动，外在的身体空间也会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内在的情感世界。情感发生在身体之内并且围绕身体这一空间展开。对于感官、情感的关注由此和空间研究相结合，探讨如何通过身体的行动以及行动的位置产生出新的空间。

　　总体而言，不论其具体的研究进路，人类学对空间的理论关注目前集中于空间形式（spatial forms）的构成。人们并非生活于同质化且空洞的空间，而是在一个充斥着多重品质并且与其他生活层级相互关联的空间之内。空间可以充斥着与性别、亲属和阶级以及各种情感表达与历史记忆，亦可以包含与更为广阔的外界文化与历史相关的多重要素。这些要素最终呈现在特定的空间单位上，并且彼此映射、相互强化、为空间实体赋予内在的一致性与复杂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人类学理论视阈中的空间是情境性（situated）、关系性以及竞争性的。对于空间的社会性的关注使得空间不再仅是研究的对象，更渐进为理解社会文化议题所必需的重要的方法论工具。在此过程中，就空间的规模而言，经验研究涵盖了从微观的家庭内部空间，到一国之内的乡村及城市社区，再到跨国以至全球范围的空间。就空间类型而言，上述研究进路广泛体现于围绕宗教、教育、性别、种族、阶级、饮食等议题形成的不同共同体以及各类制度性的工作场所。

三、空间研究在具体分支领域的体现

　　空间概念的上述进路已日渐渗透于人类学的分支学科。特别是在宗教、教育以及城市研究领域，有关空间的讨论已发展为最具活力与创新性的论域。本部分将以都市研究及教育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为例，集中呈现空间研究在经验层面的动态。

（一）都市人类学

　　都市研究有关空间的讨论集中于城市空间如何因宏观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而呈现出现有的样貌，以及城市的空间范围内不同层级的空间的使用两个维度。在后工业社会的城市社区重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低收入住户搬离原有街区，代之以专业人士为主导的新居民群体的城市街区的高档化和“士绅化”现象。在文化消费与生产领域，大量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麦当劳、星巴克等舶来品消费过程中相应的公共空间如何被划分，又如何在不同文化情境被赋予不同节奏。在城市空间内部，不同的种族、族群以及性别群体占据独特的聚集空间、生活方式及文化，进而型构其身份认同特定的区域，并形成相应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现代都市的流动还将不同的亚空间勾连起来，对既有的身份政治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晚近以来的民族志作品开始转向不同群体对空间的策略性使用及意义生成。居民群体不仅通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反抗城市管理者的城市规划，还可以策略性地昭告对于城市空间的所有权和解释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群体往往通过对标志性景点的使用表达其对于全球文化力量渗透的不满，并通过积极组织各种非正式的抗议活动宣告城市场所的地方特色及所有权。有关城市空间的讨论还集中于特定的活动场所如何被不同族群策略性的“占为己有”并生成新的文化意义的过程。

（二）教育人类学

　　在教育人类学领域，有关教育空间的讨论吸引了人类学家的广泛参与。区别于传统研究对于教育机构空间分布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民族志研究开始转向有关“教育机构的地理学”以及嵌入其中的社会—空间过程的考察。宏观层面，许多研究关注不同文化情境的教育理念的变迁如何影响到校园建筑的设计与呈现。在英国，中等教育系统的校园建筑改造方案与全球化背景下有关儿童养育与学校教育的新型理念传播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关系。中观层面，不同类型与层级的教育空间的互动引起广泛讨论。特别是宏观的社会思潮与文化要素如何影响学校与周边社区的关系。微观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考察不同群体对于教育空间的使用如何影响到教育的成效，教育空间中不同身份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在这些空间对于身体的规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教育人类学的空间转向，有关教室、操场以及体育馆等“微观教育空间”在日常学校生活中的使用也正在成为教育人类学的前沿论域。教育空间的设计对于学生的感官体验与教育经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教育工作者也会有意识地利用教育空间的设计传达制度的理念和要求。跨文化的民族志研究表明，资源限制与社会文化因素会引发教室空间的等差印象，而教育工作者可以策略性地将具有等差的座位分配给不同类型的学生来倡导“好好学”的教育理念。同时，学生也会通过在教室空间内部策略性的行动来有意识地挑战制度化的规范和价值体系。

　　简言之，近来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已然对人类学各分支学科造成深远影响。人类学家关于空间的讨论已广泛渗透到宗教、性别、种族、族群以及饮食等传统研究领域并且日益延展出新兴的交叉论题。相关研究还渗透到有关流动、道路、边界以及虚拟空间等议题的经验考察。城市及教育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动态还表明，空间不仅是重要的研究议题，更发展为极具潜力的方法论工具，助力人类学家对与变迁背景下社会与文化议题的理解。

四、空间研究的中国实践

　　空间也是中国人类学界的传统议题。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有关社区的研究构成了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且持久的研究论域之一。施坚雅有关四川地区市场交易圈层的讨论则构成了中国研究领域另一个代表性的空间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国外有关空间的理论转向相呼应，空间及空间研究近年来也引发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经验层面，城市化进程的空间意涵以及在此进程中的不同权利主体的利益表达构成了空间研究的重要论域。不少研究从空间维度考察“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争议，将之解读为关于物质空间的争夺，并由此探究提炼容纳中国历史文化要素的特有空间解读的可能性。近年来亦涌现出有关老城区的历史文化场所改造过程中来自民间的“日常”空间体验，并强调充分考虑官方与民间的空间互动。民族学领域有关空间的讨论则聚焦于生态移民、民族旅游以及新农村改造中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表明，社区改造不仅仅是特定群体从一地搬迁到另一地的物理过程，更涉及与该群体有关的文化生活方式的转变，有必要将之视作多维度的空间生产过程，并探究此一过程中不同主体的空间体验。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日渐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方式。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城市空间的社会与文化意涵以及不同群体对于不同空间的体验，将会是未来很长时间以内需要回应的议题。就此而言，从空间视角分析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城市融入，并探讨新的“城市性”（urbanity）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潜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关头，空间以及空间研究亦将对于深入理解新时代城市治理与城市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