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时人论短长——林冠夫先生学术述略
【惊闻林冠夫先生于昨日凌晨仙逝。林先生生前授权我们订阅号可刊载他的论著，对他文字中体现出来的合理联想、灵敏思维、缜密论证，非常叹服。特转载一篇林先生学生李春阳的文字，以作悼念。】
【林冠夫先生，一九三六年出生，浙江永嘉人。一九五七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一、误入红楼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红楼梦》注释小组成立，日后，该小组成为“文革”期间有名的“红楼梦研究所”：当时林冠夫 先生从五七干校返回文联不久，即被派往红楼梦校注组工作。他的学术志趣虽不在此，但从注释组一面，这一选择颇有眼光。林冠夫先生，则与红学就此终生结缘。
在《红楼梦纵横谈》修订版后记中，林先生写道：“这几十年来，我的读书、写作和生活，几乎都卷在《红楼梦》之中。自《红楼梦》校注组成立，到发展扩大为《红楼梦》研究所，我一直在这里领一份口粮，说得冠冕一点，就是从事《红楼梦》研究。不过，于我个人，其实只是误入红楼，仿佛刘姥姥不识路径，误打误撞，进了大观园。”[1]
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点名批判，那时，批判俞平伯的政治运动规模之大，竟成四册，近百万字。林先生入《红楼梦》校注组，正值“文革”，几位好友不免疑惑：为何去这个是非之地？林先生之所学与专业均非小说学，对红学及其政治语境更是一无所知，日后起“误入红楼”之叹，实有学术与政治上之双重感慨。
林冠夫先生就学的年代，国内大学有限，本科以上学历者，凤毛麟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校招生，不仅年年政策不一，非工农子女考生还须严格甄选，多数被拒院墙之外。一九五七年，先生高中毕业，是年高考政策临时宽松，得入复旦大学，有幸与当年复旦诸多名师相伴十年（一九五七—一九六七）——念研究生末一年，“文革”开始，在校滞留两年。期间，先生泡在上海旧书店，大量阅读古典文学。其时，商务印书馆或世界书局刊行典籍：经史 子集、四部丛刊、诸子集成，另有不少冷僻的专著，穷学生买不起，但先生能以廉价收购古书影印本。这些书，日后居然逃过“文革”洗劫，至今安放在先生的书柜里，洁净如初。先生曾有一联咏其藏书曰：“半部蠹痕廾四史，一箱水渍十三经”。
复旦十年，虽是“文革”前阴晴不定的政治年月，却是林先生最精彩的记忆。那是受教于一代名师的珍贵时光——朱东润、刘大杰、蒋天枢、鲍正鹄、王运熙、章培恒、王欣夫、徐鹏、张世禄等先生。朱东润先生时任中文系主任，讲授主课《中国文学批评史》，又授《陆游研究》《传记文学》《左传选》等课目。朱先生的书法，臻于文人字的至高境界，喜爱书法的学生与其相近，林先生是突出的一位。在史无前例的岁月，复旦各系抛出一位教授，冠之“反动学术权威”作为靶子，权威们有抄写大字报的任务，朱先生的书法总是刚贴上就被人乘夜揭走，得到朱先生的字，看来也是需要冒政治风险的。林先生的研究生导师是朱东润先生与刘大杰先生，刘先生教授给林先生学术资料的积累方法，朱先生以小楷为林先生开出的书目和题写的书名，至今被珍存。王运熙先生在他离开复旦的前夜，专门约谈至深夜：“学术上最要注意的，必得在文献上花点时间”。林先生难忘的是蒋先生的风骨：“在学术上没有弄懂的，不能胡来”，这是一种朴素的态度，蒋先生说着在桌上写下“興”字：“当中是木头，两边是手，抬起木头的时候人同时起来，这是兴的涵义……”——“文革”前中国所能集聚的最为优良的古典文学教育，竟然疏而有漏，奇迹般养育了林先生的学问与人格。日后看去，当年的这位青年学生，成了疯狂年代政治风雨中的沧海遗珠。
《红楼梦》是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字画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饮食民俗、诗词歌赋、诗书画印、亭台楼阁、服饰礼仪、酒令灯谜、医药风水，无所不包。虽云校勘注释，却需深厚的旧学根基，严谨的治学之道。在当年独庇于政治保护伞下的“红楼梦研究所”，少壮年华的林先生，得以全身心倾注于《红楼梦》研究。三十年浸淫红学，林先生出版了三部专著：《红楼梦纵横谈》《红楼诗话》《红楼梦版本论》和一部撰写曹雪芹生平的《秦淮旧梦》，及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本《红楼梦》。
《红楼梦诗话》论涉曹诗以外的张宜泉、敦诚、敦敏与曹雪芹的唱和诗词，曹雪芹为《红楼梦》人物量身制作的诗词，以及后人吟咏《红楼梦》和曹雪芹身世的诗词。“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是曹雪芹仅存于后世的两句。胡适认定的那首甲戌本回前诗，其尾联尤为著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被胡适以“曹雪芹自题诗”名目题写于他本人收藏的甲戌本的首页，据林先生考据，认为是脂砚斋所写，非曹雪芹本人所作。
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红楼梦纵横谈》，始于一九八二年冬，成于一九八四年夏。先生原拟“红楼梦三论”，即版本论、思想论、艺术论，后以“纵横谈”概括之。先生说：“从纵的方面谈《红楼梦》对我国文学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横的方面谈它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思想政治、宗教艺术等等的联系。”[2]此书既出，旋即引起红学界关注。一九八八年由上海市红楼梦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合编的《红楼梦鉴赏辞典》中附录的徐恭时《红学纪事》一文说，“在众多的红学论著中有两部谈红之作值得专记，舒芜著《说梦录》一书，本篇文字共六十篇，他是用散文体裁，向读者分题说梦，引人入胜。另一部是林冠夫著《红楼梦纵横谈》，此书共分六个部分，一百一十四个题目，带有欣赏作品、介绍知识、研究问题等多侧面，别具一格。”[3]
可信的曹雪芹史料，迄今有限，总有人穿凿附会，铺衍一大堆与曹侯无关的文字。甚至有人将梦阮先生那仅存的一联凑成完整的七律。此类举措若欲炫耀诗才，倒也无妨，作为曹雪芹原稿的发见，就是公然作伪了。
而林先生弃绝轻狂，清正自守，以上校勘考证过程中的数端发见，虽非学术大案，然也分量不轻。何以致之？即林先生谨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而已。
既与《红楼梦》周旋久，林先生自不免有所吟咏，兹举数例如下：
《读红二首》
其一
雨横风骤群芳零，天际疏疏现晓星。
千古痴怀同洒泪，红楼一梦总关情。
其二
半生心血未成书，梦觉红楼憾有馀。
夜对残编费结局，诗家长此一踟蹰。
《咏红两首》
惜春
盛席华筵终散场，缁衣乞食又何妨。
禅心纵得净如水，犹胜三春抱恨长。
傻大姐
芳名傻大姐，遇事笑声多。
有傻是真福，南无阿弥陀。
二、版本功夫
红楼既已误入，就得做点事。做什么呢？倒是林先生自己向领导者领受校勘之任，当时两个小组，即注释和校勘。若欲有所识见于校勘，头一条，就是熟悉版本——这不仅是考验学识，更是磨练学术人格的苦差。
《红楼梦》版本复杂，先生说，“今《红楼梦》各种本子，异文来由，大约不外乎四端。即，作者本人的改笔，不同时期稿本的拼凑，反复传抄或梓板中的讹误相因，后来藏书家的修改整理。”
早期钞本即是后期梓本，这一说法不见得成立。钞本是否皆为早期，或早于乾隆五十六年的梓本？有些钞本的底本可能早，但抄写的时间晚，如何判断？梓本印行之后，钞本并未绝迹，应有长期的流传，与梓本同步。梓本中，也可能混杂早经湮灭的早期钞本原貌。无论怎样，梓本肯定来自钞本。比如甲戌本公认是最早的钞本，但程伟元、高鹗编辑程高本时，曾收集大量当时能够觅得的钞本，其中是否有那些散佚的早期钞本？正因为有这样的取材根据，程高本中才会有若干今之所谓脂本系统中缺失的珍贵文字——比如七十四回“晴雯倒箧”后的那一段，计二百三十九字，脂本皆无而程高本独有——这分明的有和无，就是一个实证。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八七一）确是一条界线。之前通称早期钞本，萃文书屋以木活字排印刊行，为后期梓印本之始。其全称应为“乾隆辛亥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本”。翌年，又出了一个在辛亥本基础上有小量修改的版本，称作“乾隆壬子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本”，再后来，胡适将这两种版本分别命名为“程甲本”“程乙本”。胡适认为，此前并不存在百二十回本，这一看法被后来发现的材料证明是错误的。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中提到，至少在程甲本问世的前一年，已经有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存在，惟其详情不得而知罢了。
林先生说：“高鹗于后四十回的修补当然出过大力，但却不是续书的作者。这是我对舒本和周春研究的成果之一”。这是重要的翻案。一九二一年胡适确定后四十回续书作者为高鹗，经林先生考判，证实为胡适的失误。但后续书作者到底是谁？仅是一个著作权的问题，它远没有另一个问题重要，即后四十回续书中到底是否有曹雪芹的原稿，哪些回、哪些段落，可以初步给出结论？
版本研究的价值，先生概括为三点，其一，通过版本了解《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其二，探索作家创作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其三，校勘需要。
他认为“校勘一个善本的必要步骤，为确定底本，以此必须了解各本的异文，此为目的之一。今存的所有《红楼梦》本子，几乎都存在传抄的讹误或后人随意而下的改笔。今人校勘整理的本子，如果供一般读者阅读，应该尽可能是个接近原著的普及本。”[4]他又说：“对一书作校勘，必先了解此书的各种版本，这是校勘的通常做法。为《红楼梦》作校勘和注释，注释倒罢，校勘又有其特殊使命。因为当时的流传本，惟俞平伯校本以戚本为底本，此外的各出版社印本，几乎都是据程本排印，当然也略作校勘，总体仍是程本。二程本是经过后人作过较大规模的整理，与曹雪芹原著距离较远。”[5] “版本研究之苦，在于要下笨工夫。有时候，读几种版本的相同段落，要看的资料，加起来常是几千字上万字，甚至更多，但写出来的，却只有寥寥数行几十个字，但却又不能不这样。”[6]
以上几段话，耗去林先生不知多少心血与年华。
一九八二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新版《红楼梦》，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这是他们经过七年的工作完成的，底本采用脂本系统的庚辰本，参校了另外十一种版本，择善而从。卷首有《前言》，注释计两千三百一十八条，诸本的文字异同，每回后附有校记。这部有时被称作“艺研院”本的《红楼梦》，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本子，已经成为读者数量最巨的《红楼梦》文本，其劳作，功德无量，其影响，不可低估——前有汪原放校勘本和俞平伯校勘本，这第三种校勘本，终于在前辈的功业上，进而完善了一步。这一步，林冠夫先生及其同仁下了整整七年的“笨功夫”，虽不过是化作一掠而过的阅读，然七年寒暑，探幽烛微，索引勾沉，殚精竭虑，非仅于曹雪芹的原作有所报答，也是为后世读者积德！
二零零七年，先生写成并出版五十万字的《红楼梦版本论》，无疑是《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力作，也是林冠夫个人红学研究的硕果。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回顾起来，如果不计版本资料的准备，这部稿子的草稿雏形，初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交。”其书成立，历经三十馀年。
为什么思想论和艺术论必须基于版本论？论者需要先来辨别和区分哪些是曹雪芹的本意，哪些是后人改动或弄错的文字。早期钞本，或其过录本，迄今尚流传于世的，或者说，已被发现的，凡十四种：
一，甲戌本，即大兴刘铨福旧藏本，后归胡适，今藏于美国康乃尔大学。以其第一回“标题诗”[满纸荒唐言]后，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语，故名。
二，已卯本，每十回前，各有一页十回书的目录，其中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的目录页上，有“己卯冬月定本”字样，故据以定名。此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又，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五回书的残页，据冯其庸等几位专家考定，系已卯本的散佚部分。
三，庚辰本，其构成与己卯本相同。其笫五、第六、第七、第八四个十回书的目录页上，各有“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字样，故据以定名。此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作者案：乙卯庚辰二本，研究版本的都认为底本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本子，其实是一种误会。实际上它们的底本是跨年度完成的同一个本子。这一点，林冠夫先生的《红楼梦版本论》作了说明。）
四，杨继振旧藏本，书中钤有杨继振藏书章多处。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五，清某王府旧藏本，第七十一回的回末总评后，有另笔书写“柒爷王爷” 四字，显系某王府收藏过。今此本藏于北京图书馆。
六，戚蓼生序本，凡四种，包括：A, 张开模旧藏本，发现于上海古籍书店。B，泽存书屋旧藏本，今藏于南京图书馆。C1, 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C2, 有正书局小字本。这四种本子，卷首均有戚蓼生序。其中，张开模藏本为这一组本子的母本。泽存书屋藏本系据张本过录。有正大字本，有正书局据张本拍照石印，制板时曾有小修改。有正小字本，系大字本剪贴缩印。
七，梦觉主人序本，卷首有梦觉主人序。今藏北京图书馆。
八，舒元炜序本，卷首有舒元炜序，由吴晓铃收藏。
九，俄罗斯亚洲研究所藏本，此本藏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即今俄罗斯彼得堡]亚州研究所，故称之为俄藏本。
十，郑振铎藏本，曾由郑振铎收藏，今藏北京图书馆。
十一，靖氏藏本，曾由靖应鹍 收藏，今下落不明。
以上，共十四种本子。[7]
（作者案：二零零八年，又发现一个本子，由卞亦文收藏。）
除戚序系的张开模本、泽存书屋本、有正小字本和靖本等少数几种本子外，其馀十种，近年来陆续有影印本由各出版社出版。从前由于受材料的限制，版本研究始终是少数人的专门工作。如今大量影印本出版，读者也可自行校勘，比较版本了。不过于材料的认识仅仅是必要的前提，欲做版本的学问，文献学的扎实训练，不可或缺——以上林先生的工作，便是不可摇动的贡献。
三、诗家本色
远巷鸡声逐晓风，萧斋寂寂一灯红。
残编漫理初长夜，身在葛天古国中。
这首诗，古韵悠长，不是古人的七绝，而是林先生自撰的《偶成》，读来有随口吟咏、随手拈来之感，却是先生平素授课的常态。先生多次对我谈及古体诗写作的“景”与“情”，景，有大小、远近之别，古体诗常用的都是这几个字，这首《偶成》，正是景情、远近、大小此六字。王朝闻为《红楼梦纵横谈》序曰，“著者不只熟悉这部小说，也比较熟悉传统的诗词，这种主观条件的特殊性，给他的论断提供了独特的论据。”
林先生不仅通诗律，精鉴赏，且擅作七律与七绝。古典诗学，是先生的本业，这里指的是狭义的诗学。现在流行的观念源自西方的习惯，把整个文艺理论泛指为诗学，太西方，太空泛，与中国文化太隔，不易议论古典诗学。
什么是诗？先生在《诗学讲义》中概括的是：“要具备诗的情韵和体制”。
谈诗情和韵味，先生独重“寄托”二字，即诗歌创作中的“言此意彼”。而追究这一手法的缘起，先生独具史识，居然远溯汉人的解经。汉儒解经，以牵强附会著称，后人信以为真，遂将“寄托”作成一条诗的原则，是为“言此意彼”的滥觞，以至无所寄托处，硬找寄托，深文周纳，如李商隐诗中所言，“非关宋玉有微词，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李商隐本人的诗，以隐晦曲折见长，“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叶燮语）先生谈寄托而从汉人解经入手，又以唐人唐诗作例，可谓一奇。
林先生的诗学又可称之为“诙谐诗学”，或曰“解构诗学”，其意是对“寄托”的肯定呢，还是否定？以我理解林先生的意思，适切的寄托，可取，一过分，就要不得了。赋诗言志和香草美人，其实更是一种象征。
先生的诗词，多为文字游戏，聊以排忧，只是如今能玩格律者，且在学问的高度上玩，不多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林先生就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前海西街，毗邻后海银锭桥西一个外表破旧庭院深深的宅子，下班后的黄昏，林先生总是禁不住度入这所宅子，与张伯驹先生共话诗词，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是属于词家的时间，举凡唐五代至北宋南宋明清诗词之文理脉络，深以相得。张先生收藏宋元名迹及唱戏而外，极工于词：“江山倏换色，万象无声都一白，桥下流冰潺潺。看亘野玉田，凌空银壁，荆关画笔。唳朔风、飞雁迷迹。恁阑望、一天黯淡，更莫辨南北。 清寂，埋愁三尺。玉街暗、繁云冻逼，归车难识旧宅。又夜永如年，酒寒无力，烛盘红泪滴。梦里觉梅花扑鼻。铜瓶冷、竹窗萧瑟，月影映丛碧”（《霓裳中序第一》），林先生以为张先生词“大有晏几道之风，乃婉约词之正宗”，在赠给林先生的刻本《丛碧词》的扉页上，张先生题写“冠夫词家正拍！”张先生的字，蠕动的笔画，有羽飞燕舞之动感与生意，他认为书法“取其貌必先取其神，不求其似便有似处”，问起张先生为人，林先生脱口而出“天真”，又问，先生曰“文人”，而后还是接了句“天真”！
脱离文字的巧置、形音义的妙用，诗即落浅白，可是林先生深谙旧学，每每出语平易而通俗，这就是学问做到通了。在他未经刊行的学术随笔《槑杈楼丛稿》、散文集《溪山话本》中，即可见他对文白词语的调理，已趋化境。
诗的写作，是汉语的淬炼。谈及诗，先生曾在讲义中列举四种：渲染，映衬，呼应，对比。重点在于诗的“体制”，即格律。由于蒙学读物早已退出启蒙教育，“三百千千”《幼学琼林》《声律启蒙》《龙文鞭影》这些本该入学前或小学期间诵读默记的常识，在当今高校人文教育中普遍缺乏。如汉字的平仄，今少有人分得清楚，偶与先生戏谈，我有此比喻：“字之有平仄，犹如人之有男女”，看来是“粗浅”之事，今天近乎绝学，想来我辈实在可怜。林先生朗然而笑，不多置语。
汉语，以声调区分意义，是鲜见于世界各国，或可称之为一种“美声”语言。究其所以，乃汉字是单音节文字，纯赖不同读音，分而用之、读之、领会之、赏阅之。普通话至今尚有四声，方言更为驳杂。粤语声调即有八九种之多。汉语之于声调的敏感自觉和讲究，始于魏晋南北朝，其时佛教传播，梵文（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引入，引发并彰显了汉语自身的特点。中古时期的平、上、去、入，于是渐渐用了起来。沈约和永明体，讲究四声八病，为当时五言诗的格律，注入了新的对于音律的自觉。唐人的律诗（时称近体诗）开始严格追求平仄、押韵和对偶等形式，而与古体诗区分。作诗填词，句中须论平仄，平为平声，上、去、入，合称仄声，明白了，用熟了，就十分简单。但中古之后的四声，特别是元以后，变成阴、阳、上、去，所谓“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划分了阴阳的平声，依旧是平声，上声和去声依旧是仄声。问题出在入声，当今普通话没有入声字，原属入声的字，分流至平、上、去三声，就是说，有的属于平声，有的属于仄声。哪些属平、哪些属仄，却无定规可循。[8] 可是许多方言，特别是南方诸省方言，至今保留入声字，弄不准时，可以迁想这个字的方言读音，据方言读音判断字的平仄。北方方言如北京话，没有入声字，就不能这样了。
平仄是律诗的生命，年轻人学写近体诗，不从平仄入手，而简单凑集四句八韵，不能算年轻人的错。一九四九年以来出版的古诗鉴赏类之类，普遍不谈诗词格律，也不注释用字的平仄。中小学的古诗词教学更有限，偏重思想内容的强行解释，顶多谈到所谓“意境”，至于声律，常以“铿锵有力”、“抑扬顿挫”之类成语打发，律诗的定字、定对、定韵、定调，一概不说，学生自然一概不知。
喻守真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析》，是难得的书，所选唐诗三百一十七首，每字标出平仄，重点着眼于声调格律，该书初版于一九四八年，后多次再版——林先生也与人合编过《千家诗》等，亦为不可多得的鉴赏本，如李商隐《无题》诗多被解为思念之作，先生却又别解，认为是离别之后相见于再别之际，触目而惊心，“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其实是男女之间的对话与叮咛。先生亦常亲自拟诗，当面传授诗歌的法门。他的七律《戏赠二首》，第一首是平起式，首句入韵，以格律中的平仄一项加以衡量，（加框之字为可平可仄）虽未能字字相合，但据“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原则，是谐和得体的：
残编断简寄幽情，平平仄仄仄平平，
颇觉年来懒远行。仄仄平平仄仄平。
灯下有闲聊缀草，仄仄平平平仄仄，
萧斋无奈听秋声。平平仄仄仄平平。
寒窗略悟千江月，平平仄仄平平仄，
浅水任凭一棹横。仄仄平平仄仄平。
帘外春光空负却，仄仄平平平仄仄，
蛰居偏感此身轻。平平仄仄仄平平。
四、传奇知音
林冠夫先生就学时期，得益于诸多老师重视版本目录的教诲。四十年后，他自己又给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开设此课，编写《版本目录学讲义》，以治学门径示人。先生的文献功夫，或说校雠学素养及其应用，则体现在他尚未出版的专著《唐传奇丛考》中。
中国的说部，文言和白话双水分流，并行不悖。文言小说的伟大成就，分布于一头一尾，“头”是唐传奇，“尾”则《聊斋志异》。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云，“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鲁迅先生既为小说家，又是小说史的研究者，他是近代最早看重并整理和研究唐传奇的学者。受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考》影响，鲁迅以文言撰《中国小说史略》，并整理辑录大量古代说部文献。一九一二年鲁迅就开始这件工作，持续至一九二七年完成，作品集后撰有《稗边小缀》，对各篇作者事迹及故事内容有详细考证与阐述，订正了许多前人“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谬误。鲁迅的依据，主要是《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其辑录的《唐宋传奇集》，分上下册初版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汪辟疆辑录的《唐人小说》，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后多次修订再版。除单篇外，还选录了一部分唐人说部专集中的代表作品，每篇后附加考证，列述作者经历、故事源流与后代演变等材料。
“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洪景庐语）经鲁迅与汪辟疆的校雠勘正之后，还能有做文献的馀地吗？
比如，其中的一篇《东城老父传》，作者在文本中有写作经过说明，明确自指为陈鸿祖。而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和汪辟疆的《唐人小说》，却都将此篇署名陈鸿，似乎已成定论。今人各种唐代传奇小说的选本，无不如此署名。林先生经过一番考证证明，鲁迅和汪辟疆都弄错了，真正的作者是陈鸿祖，而不是陈鸿。而鲁迅和汪辟疆是延续了《太平广记》（四八五）的错误。《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陈鸿《东城老父传》一卷，也是有误的。
为什么认定是陈鸿祖呢？因为《东城老父传》中交待了作者的姓名：
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鸿祖默不敢应而去。[9]
林先生说，陈鸿与陈鸿祖，两人姓名仅差一字，此外，此二人活动时代亦大致相当，皆为唐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间人——前辈如鲁迅汪辟疆所作，是为校勘古人古书的真伪与错失，今有林先生，又能从鲁迅汪辟疆那里细辨一字之差，校正真伪与错失，这是学者的本色。
关于唐传奇，林冠夫先生的八篇考据文章，俱皆出新：
《传奇一词由来》《唐传奇与科举》《李娃传与一枝花》《李谅非小说家李复言》《聂隐娘作者考》《虬髯客传本事考》
《中国的灰姑娘——叶限》《陈鸿祖不是陈鸿——东城老父传作者考》。
通常认为，唐代尚未出现“传奇”之称，因宋代裴铏小说集《传奇》的流行，遂概括唐人的所有小说，据以定名为“传奇”。据林先生的研究，此说与史实并不相符。据他的论证，“传奇”一名最早来自元稹的《莺莺传》原名——《传奇》。
《太平广记》编定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凡入选的各篇，多所删改润饰，篇名亦多有另拟，几乎大抵以人名命篇。如《南柯太守传》易名曰《淳于棼》，《枕中记》易名曰《吕翁》，《离魂记》易名曰《王宙》，等等。此书体例又是将入选各专集打散，然后按门类另行排列。书中既收元稹《传奇》，又收裴铏《传奇》多篇，且裴作各篇都注有“出《传奇》”字样。故此，两种《传奇》极易混淆，当然，改易其间一种，特别是元稹《传奇》的篇名，事属必要，故循《李娃传》等篇之例，以女主角名字命篇，出《莺莺传》一名。总之，他认为《传奇》是元稹崔张故事的原名。
《聂隐娘作者考》一篇，从怀疑作者为裴铏始，林先生为此，颇费笔墨。汪辟疆和《裴铏传奇》的辑注者周楞伽都认定是裴铏无疑，理由尽管充分，似乎仍不足以推翻。排除郑文宝和段成式，并不难，出人意料的是，林先生提出《聂隐娘》作者可能为袁郊，根据则是明藏书家杨梦羽所辑袁郊的佚失小说集《甘泽谣》，收录此篇。然而仅此一条证据，似乎仍难确定袁郊即《聂隐娘》作者，但通过这一番考证，广征博引，出入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等之间，显示了林先生精深莫测的版本功夫和文献学素养。以杨梦羽的收藏之富，不会贸然将《聂隐娘》归到袁郊名下，但要下结论，为时尚早。林先生在文章结尾给出一个不利于自己论点的证据：《甘泽谣》等其余八篇，篇篇与音乐相关，独《聂隐娘》不然。于是袁郊的可能性大打折扣，结论变成了没有结论。
胡适的名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林先生做到了，而且做得很细然。
在一首七律中，先生这样描述：
旧梦依稀讵忽忘，眼前光景是斜阳。
客边颇喜身犹健，影里安惊鬓已苍。
亦可消闲研说部，无妨易米着文章。
人间不问违心事，独对青山说楚狂。
五、科举探究
中国人重考试，西方人重选举，皆源自深厚的文化传统。科举制自隋朝始，此后实行一千三百馀载，贯穿了中国人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用林冠夫先生的话来说，“这一千馀年间，皇朝曾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变换，可是，施行科举制度，历朝各代却始终前后相承，连接不断。”
科举固然多弊，尤其明清两朝，八股文取士之患，人尽皆知。但考试的权利向来等同中国的基本人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每个古代读书人都做过考举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制定五权宪法，在引进西方三权的基础上，特增监察权和考试权，并成立考试院。如此郑重凸显考试的地位和功能，似未见于其他国族。一九零五年科举废除，百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国家高考不过是入学资格的测试，与古代乡试、会试、殿试，不可同日而语，但各省市最高分获者，仍被称之为“状元”，可见科举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故科举制度的研究，并非针对一种经已死去的教育制度，而在探究文明制度大幅转型后，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潜在影响。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中国人回顾自己的一生，可能都惊讶：考试，足以改变终生的命运。
林先生著作《科举制度述略》（未刊行），精研科举制的来龙去脉。出于对科举制逾千年科举制文化命脉的关注，他的探究路线上朔前科举时代，如春秋战国的“养士”制，奖赏制，军功制，包括横跨列国求职受任的所谓“客卿”现象；又从汉代的“察举”、“征辟”、“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等选拔人才的名目，考证到魏文帝的“九品中正制”。至隋，诏举贤良的记载是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正月，此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六零七年）诏文武有职事者，选取标准多达十科，计有“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置明经、进士二科，即为隋炀帝所亲定，科举制度，从此发端。隋唐至两宋的常科考试与制科，三级考试的制度确立，先生均作了详细的考察、考证。如唐代考试的方式方法，就有口试、贴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至明清两代的科举制，林先生写道：
明清两代，科举进入后期，与前代的明显区别，主要是八股取士。即按照当时的说法，那是从八股文章中了解考生的心术和治理国事能力。所谓人心术正不正，主要是看他的几篇阐发圣人思想的八股文作得如何。思想见地是否符合圣贤的道统，从中看作文者的思想品格。[10]
明清两朝，可说是科举制极盛期，八股文名誉扫地，但作文须知“起承转合”，于考生也非易事，声调格律的讲究，更是难为，非熟于律诗的种种硬功，岂能应对，此外，四书五经犹须通读而铭记，当年考个秀才，诚属不易。
以文体论，八股文严章法，重格调，乃古体说理散文和骈体辞赋的形式合流，前代词章的种种优胜与精华，在八股文形式中无疑获得高度综合，称之为古文的结晶，并不为过。周作人曾经提议在大学里“应该大讲其八股”，“除在文学史大纲上公平地讲过之外，在本科二三年应礼聘专家讲授八股文，每周至少二小时，定为必修科，凡此科考试不及格者不得毕业。”[11]是故，以八股文取士与八股文本身的价值，是两回事，须得审慎区分。
除了考察科举制度的历朝概况，举凡科场的案例、佳话、趣话、佳话、笑话，科举之外的异途、门荫、战功，纳捐等旁门左道，终南捷径，在林先生的考察中，一应俱全，不但是一部科举史大观，可读性也甚高。
该书第八章，旨在确认科举制度下学校教育和儒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林先生指明，在古代，唯有借助科举，儒家这才真正取得思想上的霸权地位：
儒家思想真正在思想领域中形成大一统地位的，是明清两代。这时，儒家思想才占绝对统治地位。一视此中缘由，不能不归结为中国的科举制度，特别是科举中推行以八股文为考试中所用的文体。
科举制度对文人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其深刻和广泛是无法估量的。这时，科举进入定型阶段，在这五百馀年间，儒家思想已非一般意义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念，而是思想领域里发生影响尤为决是意义的演变。这就是儒家思想至此完全确立其绝对统治地位，成为绝对统治的思想。人的思想，非此不可，绝对不允许存在其它任何一家思想的馀地。[12]
思想史研究者似乎有一个未曾深究的假定，即思想史似乎是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脉络。事实上，对思想史起到决定作用的力量，往往要着眼于思想史之外，科举制度即是极关键的一环。林先生的研究，超越了儒家儒学的大量研究，为这一显学提供了即具说服力的历史佐证。
林先生著述，向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题曰《中国科举》的这本著作，篇幅并不大，约十万馀言，成书后不过薄薄一本，有悖于时下学界风行的大部头惯例，读起来，却是字字熨帖，处处有来历，不愧大家之作。他在后记中说：
本专题在叙述上，在时人看来，许多问题未能充分展开，是草草了事。我个人惟感说清楚事实即可，力求简要，不想对这个消亡的制度作理论探究，特别要避免那些绕得很远的议论，以成一种有影响的大部头。这种想法，大约也是与全书所述说的内容一样，属于有背于时。[13]
六、魏晋风度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14]
林先生为人为文，乘兴来而兴尽返——曹雪芹名霑，字梦阮，爱魏晋之深，自不待言。终身爱好说部的林先生，则素喜《世说新语》，他的小品文《溪山话本》，颇得临川王刘义庆之髓，兼有六朝韵文之神：
飞雪柔柔地自空中飘洒而下，积了一地。远山，近树，房舍，还有那些山路，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上路上，偶尔也看到一行疏疏落落的脚印。那大概是几家店铺归帐的人踩出来的，别人谁还在这样的天气往外跑。下雪，特别是下这般的雪，小伙伴们倒都是特别快活的。我们商量着，等和尚这里的事一完，便去山门外堆四个大雪人，比山门里面的“风调雨顺四大金刚还要高大。
诚姐人既绝顶聪明，长得又那般俊美，秀外慧中四字，于她，确实是当之无愧。这么样一位宛如空谷幽兰的女孩，照常理，当有另一位才貌双全的郎君方可相匹配。可是，那位掌管人世间男婚女嫁的月下老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糊涂，常常是颠三倒四，手中的红绳子，胡乱把人拴在一起的为多。诚姐的遇人不淑，婚姻不幸，就是如此。
于是，我们便从戏场出来。这时，晚风阵阵，凉爽宜人。风中飘过来秋晚稻的稻花香，甜甜的。中秋的圆月，略见偏斜，那月光洒在地上、屋上和树丛杂草上，返散出澹澹的银光。美极了。锣鼓声逐渐远去，只偶尔听到一两声呱呱蛙鸣。也静极了。
随意拈出几段文字，用字遣词轻灵圆润，浙江乡间的凝练口语，读来使人肺腑清嘉。对逝去童年的追忆，于人世淡淡的伤怀，这些文字平静如水，渗透着深彻的忧伤。他的七绝《题楠溪江》仍是淡淡的，似乎要把内心掩藏起来，不让人看出：
远别家山四十年，长凭北斗望南天。
异乡纵有佳风日，梦系楠江一水边。
先生作诗极工，却推崇诗句的自然平淡。他对我说，“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大好”，而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他反不喜。他爱淡妆之美，不事雕饰铺张，案头几枚闲章可证：“误入红楼”，“云水谈笑”，“青山入梦”，“绿水澄怀”，这不仅是一种趣味、偏爱，落在学术与著作，便见出人格的朴厚与自适。他不肯屈就俗见，不按流行的话语谈论诗歌、小说，便是撰述学术著作，也遵从自己的内心。一生懒得与时人论及短长，更无封禅之书。
先生的趣味与境界，是通人的。佛典、诗学、《西游记》、老庄等等，是他治学的旁证，也养成他为人的风调，即便五七干校期间亦如常，那个苦涩年月有趣的回忆是，钟惦棐先生出语聊斋，林先生对以红楼，各说自话而相与问答成趣，这是好友间的游戏，亦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他常以诗词赠人，不求回报，他的书法名高，在圈内广有口碑，豪兴既起，常为朋友铺纸写字。汪曾祺曾评先生字为“出入欧黄而难以摹追”，认为自己的《受戒》与林先生的《和尚》等文“思路相近”。先生治学一世，自认可得传世者，竟是书法，此虽学问上的谦语，也可见先生的自赏与风流，如今题赠的书法中，能写下请人两正者亦少矣。先生一生无积蓄，却从不为钱犯愁。自称某杈楼主，“某杈楼”三字，即反切买菜才下楼。梅妻鹤子，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遗少，这恐怕是说得起的！
林先生一生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对学问著述却常抱着一种内在的不信任，这是大可寻味之事。他不是怀疑自己的工作，而是对文字的形上根源，对表达本身，存有一种恳切而无言的探问。这是非要著作等身，学问做到深处，做到透辟，才可能由衷而来的怃然——庄子“才与不才之间”，略近此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或可暗寓林先生在学问与内心的双重老境。“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实是在言说至高至上的理致、体悟，往往无法交流、以至无可交流。这种矛盾到极点的内心处境，以我的理解，或是林先生的胜境——入于此境的学者，又有几何？
这些年，读书也杂，师友亦多，心生亲敬而著文相报者，唯其人品风范之深有可感。我受业于先生，十年了。爱敬之诚，领教之富，哪里是一篇文章可以道尽。每往探访，心喜而神伤。道别时，总看出先生有不舍之意，暗中想，先生不知晚辈亦有不舍，只是不忍说白，犹怕说得不真切。以下一诗一联，是为师尊林冠夫先生寿：
移宫换羽弹广陵，曲终奏雅有新声。
莫道鸦啼蛩鸣乱，振衰起弊待晓风。
误入红楼穷卅年之力厘定版本考证传奇纵横一谈尽显诗家本色忧时伤逝仿佛汉姆雷特
寄身某杈以望八之寿深究科举话本溪山端赖茗烟难掩魏晋风流率性孤行堪比堂吉诃德
壬辰秋杪于北京滴雨轩
注释：
[1][2]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第409、40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3]上海市红楼梦学会、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合编《红楼梦鉴赏辞典》第7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5][6][7]林冠夫《红楼梦版本论》第22、476、477、7-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8]王力曾经将这些古入声字在普通话中的下落（属平属仄）列出。
[9]《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2卷第111-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12][13]林冠夫未出版的著作《中国科举》。
[11]钟淑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2卷第11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刘义庆《世说新语》第18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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