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教学注释二：“教学注释”的量化研究
教学注释的第一个问题是：一篇课文的注释以多少条为合适？这个问题对于学术注释来说是不存在的，学术注释多多益善，汉儒一经之注常达百万余言，虽然只是极端的例子，却也说明了学术注释的特点。教学注释则不同，经常要想想“一篇课文的注释以多少个为合适”？这话听起来奇怪，实际上凡是编写过语文教材的人和教过语文课的人无不考虑过这个问题，尤其是大学语文，教师可以自主选择讲哪篇课文，不讲哪篇课文的时候，更会把注释数量的问题放在心里掂量一番。为什么呢？因为教学活动有其特殊性，必须考虑接受对象、教学目的、教学时间，考虑其可操作性。
下面以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几篇课文为例。
《离骚》，许多大学语文教材都节选过这篇课文，亦有少数全选的。全选课文的注释多达300多条，假如讲解一条注需要一分钟时间，那么整个教学仅在注释一项就要5个小时，相当于7-8个课时。目前多数高校开设大学语文的时间仅为一个学期30几个课时，也就是说，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间用来讲一篇课文的注释。即使是注重大学国文教育的民国时期，教学时间比今天要多得多，也不能有这样的奢侈。朱光潜曾批评当时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
……编选者似没有很注意到大学国文只有一年，和现在大学生国文程度很低落两个重要的事实。他们多选两汉以前作品，用意似在立本与训练阅读的能力，忘记国文选本在任何级学校中都应偏重示范。我相信《易·坤文言》、《书·秦誓》、《庄子·秋水》、《荀子·天伦篇》、《赋篇》、《淮南子·冥览训》以至于《离骚》、《长门赋》之类文章，决不宜做现在大学生的作文模范。单拿《离骚》来说，如果只叫学生懂，至少也得十几小时的讲解，那就要费一个多月的工夫，占去全年授课时间十分之一。学生在费去这么多的时间听讲之后，能否懂得几分是问题，就是懂得，能否在里面学得几分写作的诀窍更是问题。像这类文章在国文系较高年级中讲授，原无可非议，摆在一年级中，让文、法、理、工、农诸院学生共同必修，未免是躐等躁进，毫无实益。
在今天大学语文教材中，同样的例子，还有选自《史记》的一些课文，譬如《李将军列传》，即使做了删节，某教材的注释仍然多达222条；《魏其武安侯列传》，247条；至于注释在百条以上的课文就更多了。能不能不要这些注释，或者少用一些注释呢？显然也不行，这些课文离开注释，几乎不能解读，“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开注释，几乎一句也读不懂。这说明几千年以下，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差异，今天的学习已经发生很大困难。如何对待这个困难？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首先要弄清楚今人为什么要学文言文？无非三个理由：一是为传承古籍，二是为了培养文学人才，三是为了提升母语品质。第一个理由，需要专家们去做；第二个理由，是中文系学生的目标；第三个理由，才是大学语文最主要的任务（注：这只是相对的划分，并非说其它专业学生不需要文学素养）。专家研究古籍注释越多越好，中文系学生学习文言文也不能怕注释多，而大学语文是面向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的其它各专业学生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目的是提升母语素养，这才发生注释多少的问题。
把大学语文混同于中文专业课程，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因此认为母语学习不需要学习文言文，主张取消文言文教学，甚至干脆用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文，这更是错误。因为我们的母语具有几千年的传承，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重要资源，假如考虑到现代汉语才短短一百多年历史，那么这种历史资源就显得尤为宝贵。这就是母语教育不能缺少文言文教学的理由。但是大学语文又必须明确自己的教学目的，它并非是为了培养文学研究人才，而是为了普遍提升大学生的母语素养，这就不能不对文言文进行甄别，区分出哪些是已经成为历史了的语言，可以交给专家研究或中文系学生学习，哪些是仍然活在现代汉语中的语言，可以通过学习，转化为今天母语的有机部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具体如何操作却一直少有人研究。这里，笔者大胆地提出这样一个标准，就是一篇文章，假如无须很多的注释今人就能读懂，那么它就是活的语言，仍有生命力的语言；一篇课文，非要有很多的注释，甚至一句一注，不如此便无法卒读，这样的语言就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语言，或者说是死的语言。五四运动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主要就是针对这部分文言，只是当年形势过于紧迫，还来不及做这样细致的甄别工作，结果难免就导致全盘否定。今天我们要补做这个工作，不妨就从注释多少这一最简单的标准入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数量能够反映质量，假如一篇文言文无须多少注释就能够读懂，它在语言上必然非常接近今天母语，是活在现代汉语中的古代汉语，反之则可能已是死的语言。
邓丽君演唱《独上西楼》（其实是南唐后主李煌的《乌夜啼》）：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陈平原对此评论说：“一千多年前的作品，不必译成白话，也不必专家解说，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能欣赏。”这就是仍然活着的语言。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就注意过同样的问题，《人间词话》关于“隔”与“不隔”的命题，讨论的虽是艺术境界，但同样也涉及古代语言的活性问题。其第34则论词忌用替代字：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已。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古人作品为什么会“隔”？一个原因是当初就没有好好说话，如秦少游的“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被苏东坡讥为“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骑马楼前过”。但是更多的原因还在古今语言变迁，许多当时并“不隔”的话今天读来可能就有了“隔”。如“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在熟悉典故的古人读来应该并无隔阂，但对于远离这些典故的今人来说，便有了“隔”。
王国维品评“隔”与“不隔”，主要针对第一种现象，即有话不好好说，这在任何时候都是要反对的。但是他对第二种情况似乎也持论过严，笔者以为不妨把这个标准稍稍放宽一点，成语典故是中华母语的精华，许多甚至已积淀为文学“母题”，完全不用必然会降低母语质量，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可能，余光中就曾说过，让他在讲话中不用到成语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桂华流瓦”“谢家池上，江淹浦畔”这类典故，略加注释便能明白，不妨就放宽一些，只要不是过于冷僻，不必全盘否定。
在作了这样一分为二的研究后，我们便有可能拟定一个比较恰当的数值。笔者在编写的人民版《大学语文》教材时，大胆地提出了文言注释的数量标准，即一篇课文的注释数限定在30条以内（虽然最后仍有少数课文超过30条，但假如不设这个标准，肯定会超出更多）。大学语文教学一篇课文基本用两个课时，假如30条注释用去30分钟，那么还剩下50分钟可讲其它内容，应该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