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长，浙大情怀
复旦校长，浙大情怀
智效民
复旦校长苏步青的教学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1年留学回国到1951年“三反”运动之前，他主动选择了浙江大学。在此期间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但是在他与同事们的努力下，让浙江大学享有“东方剑桥”（李约瑟语）的美誉。
第二阶段是从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不是在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就是下基层去搞应用研究。1976年一个美国数学家代表团访华时惊讶地发现，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经典几何学派早已消失，原因是被迫从事应用研究。
第三阶段是1976年文革结束到2003年去世，他虽然进入“平步青云”的时代，并登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宝座，但是他的学术生命早已彻底结束。
为什么一个数学家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代，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呢？这与他的浙大情怀有关。
一、求学之路
苏步青1902年出生于浙江平阳腾蛟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给他取名步青，有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之意。他曾经说，因为家境贫寒，从小就干过上山割草、喂猪放牛等农活；又因为酷爱读书，在9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数十里以外的平阳县第一小学当了插班生。
191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的前身）。在这里他遇上了两位好老师：校长洪岷初因为喜欢其勤奋好学，将他视如己出；数学老师陈叔平则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正因为如此，在1982年温州中学80周年校庆的时候，苏步青写下了“岷老怜我如幼子，叔师训我作畴人（数学家）”的诗句。
1919年，苏步青在洪校长的鼓励和资助下前往日本留学。经过短期的日语补习，他于1920年2月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他有幸躲过一劫。第二年3月，他以两个满分和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随后，他闯入微分几何研究新领域，发表论文数十篇，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两年以前，另一位名叫陈建功的中国留学生也在这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要想成为理学博士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陈建功获此殊荣的时候，在日本引起很大轰动。
在东北帝国大学读书期间，苏步青认识了松本教授的女儿松本米子。米子小姐性格温婉、才貌出众，她不仅精通插花、书法、茶道，而且爱好音乐，擅长古筝。当时苏步青以研究生的身份担任帝国大学数学系讲师，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代课的研究生，因此米子小姐对他十分仰慕。经过一年多恋爱，二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二、返回浙大
1931年，苏步青谢绝留校的机会和中国著名大学的邀请，回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之所以如此，与他的学长、已经在该校任教的陈建功有关。陈是浙江绍兴人，为了服务乡梓，他在日本时就与苏步青约定，准备花上20年时间，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办成世界一流水平。进入浙大以后，苏步青与陈建功密切合作，不仅在中国创建了微分几何学派，而且创办了数学研讨班，用严格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数学精英。
正当苏步青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突然爆发的抗日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身为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想带学生离开杭州向浙西转移。但是校长竺可桢并不同意。为此，竺在10月20号的日记中写道：“中午开特种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知数学系苏步青拟带三、四年级生明日出发赴建德。苏昨日曾来谈，余不允，嘱其留待一星期。今日忽有此消息，即电苏嘱其转致学生不得自由行动。上次校务会议苏出席时，尚主张炸弹临头亦须上课，今又忽然改变态度。据章用云，系陈建功胆量小，不能居杭，故欲早迁云云。”这里所谓“今日忽有此消息”，是指日军向津浦线大举进攻一事。因为浙江战事尚不明朗，所以竺可桢致电苏步青及其学生不要自由行动。
另外，章用是章士钊的儿子，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据说当时有学生问他：“警报响了还上课吗？”他反问道：“怎么不上课？”学生又问：“那黑板挂在哪里？”他回答说：“挂在我胸前！”这句话与苏步青所谓“炸弹临头亦须上课”，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章所谓“陈建功胆量小”，可能是文人相轻的表现。
由于形势日趋恶化，敌机轰炸警报接连不断，所以竺可桢也觉得学校应该向浙西方向转移。从11月11日开始，浙江大学师生分三批前往建德。12月24日杭州失陷以后，浙大师生又经过金华、衢州向江西玉山进发。
大约在此前后，苏步青接到来自日本的电报，说他的岳父病危，想与女儿女婿见上一面。苏步青让妻子回国，但松本米子却表示要跟丈夫一同西迁。当时松本女士刚刚生过孩子，身体尚未复原，苏步青只好护送她和孩子回老家避难。
1938年2月1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步青来电，香曾来电，均知彼等暂不能来，大抵以交通不便也。”步青乃苏步青无疑，香曾则是在1945年失踪的浙大教授费巩。
三、东方剑桥
过了不久，苏步青就赶到当时浙大的所在地江西泰和。6月7日，苏步青向竺可桢汇报了数学系的情况。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苏步青来，报告章俊之昨晚在数学会开会时尚未言去，今晨七点即拟赴香港。幸四号车载黄君理、姚卓文赴赣州，已有人满为患，未能上车，结果废然而返。渠对于上课均无交代，而高等微积分尤难使人代教云云。数学系诸人均极乏常识，不明世故。如冯乃谦近来之不告假而归里，陈建功之时闹酒，闯入女职员宿舍。卢庆骏因酒醉而与章俊之用武。曾炯之与陈建功因婚姻问题而争执，不一而足。
日记中罗列的几个人都是浙江大学颇有成就的数学教师，其中章俊之就是章士钊的儿子章用，此人好像颇有乃父的名士风度，说走就走，也不管有没有人替他代课。为此竺可桢专门把他叫到图书馆了解情况。
就在这时，苏步青也深深地陷入对妻子的怀念之中。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自泰和寄内（二首）》中看出。
其一:
装奁锦瑟十三弦，欲听清音路几千。
一曲寒潮明月夜，满江红雨落花天。
离愁每在闲中发，往事常于梦里牵。
记否当年春旖旎，宵深犹奏想夫怜。
（诗人自注：妻松本米子日籍，带古筝来归，想夫怜是筝曲名。）
其二：
三年海上不能忘，六载湖滨乐未央。
国破深悲非昔日，夷来莫认是同乡。
遥怜儿女牵衣小，无奈家山归梦长。
且住江南鱼米地，另求栖息费思量。
（诗人自注：二年后全家西迁遵义）
诚如苏步青所说，二年以后，校长竺可桢才特批一笔路费，让他把妻子和孩子接到身边。从此以后苏步青更是把全部精力投入教学和研究工作。抗战后期，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率英国科学考察团前来中国，在参观浙江大学数学系时，为苏步青等人的成就所感动。当时他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四、心系台湾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陈仪接管台湾。因为当地急需大量人才，所以苏步青与兄长苏步皋一同去了台湾。
苏步皋于1917年东渡日本，考取东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科。1925年学成回国后曾担任杭州造纸厂工程师、上海制药厂技师、浙江省化工厂厂长。抗战胜利后，他应聘赴台湾任职，对台湾的工业崛起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许是心系浙大吧，苏步青并没有留在台湾，而是在1946年上半年又返回大陆。这期间他写下大量诗词，其中包括《台湾之行杂咏（十五首）》。
随着内战重启、生灵涂炭，他对兄长的思念日渐加剧。到了1948年，他在《寄台湾大哥》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处境：
鲲南万里旧时居，横海东行正劫余。
永忆联床岁云暮，岂期弹铗食无鱼。
飘零镜里经秋发，点检年来未读书。
净宇回天知有日，行看下泽共驱车。
此外，他还在《游中山公园有怀大哥作（二首）》中倾吐了内心的悲愤和忧愁：
两面荷花四面楼，九分残暑一分秋。
偶凭危阁孤山上，欲寄相思几字愁。
客子青春谁得再，高堂白发共生忧。
来鸿去燕年年是，问系天南何处舟。
曾将西子比西湖，千古风流护大苏。
放鹤亭边无鹤放，孤山足下一山孤。
书凭鸿雁秋犹浅，路隔关河望欲无。
待得西风鲈鱼美，直须相对醉千壶。
就在这一年，苏步青还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数学讨论会，为此他也赋诗一首：
心似寒泉久不鸣，翻因作客乐行程。
稻残畦上黄金晚，烟合要边碧树平。
燕栋又看经年别，菊篱正放一秋荣。
归来窗下读书夜，灯火小楼初有情。
五、北上寻梦
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苏步青应邀抵达北平。面对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他在《赴北平道上》表达了极为复杂的心情：
北上遂吾愿，客身情感多。
风沙欺白日，涕泪渡黄河。
天远倦飞鸟，地荒余带萝。
故都如梦里，处处听秧歌。
随后他在《北海》中有“无为见烽火，学作武陵人”的诗句，反映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
新政权成立以后，他承担过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工作。从竺可桢日记中可以看出，因为华罗庚有上位的迫切愿望，所以苏步青以不能维持生计为借口，离开中科院返回浙大。
六、浙大“三反”
1951年年底“三反”运动开始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作“大老虎”批斗，苏步青也难逃厄运。
宋云彬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1952年2月23日，“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群众不满。上午拟打电话给谷超豪，约来余寓商谈。十时许谷超豪来，据谓除苏、蔡外，民盟同志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均有大小不等之问题。”
当时宋云彬是杭州市民盟组织的负责人，蔡邦华是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曾代理校长职务，谷超豪是苏步青的学生，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了苏的助教，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恒寿都是浙大教授。
3月25日，宋云彬又在日记说：“约苏步青、蔡邦华谈，苏交代问题不老实，五次均未得通过。据谓已经认识错误，准备再作老实交代。蔡仍一味狡赖，谈无结果。……下午五时偕丁零同访王仲侨，谈苏、蔡交代之事。”丁零事迹不详，王仲侨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3月28日，宋在日记中写道：“晚张劲夫来，为言李寿恒又发生新问题，苏步青未作最后交代，蔡邦华仍一味狡赖。又言陶秉珍于昨日（前夜）用剃刀片割喉管自杀。”
当时张劲夫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并主持日常工作。浙江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过激问题，与他有直接关系。第二天，宋又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赴民盟市分部，与王仲侨谈蔡邦华、苏步青事。”随后，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文汉也向宋云彬详细了解蔡邦华、苏步青的问题，可见他们已经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
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很快又发展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以宋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沙文汉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谈，对“三反”及即将进行之思想改造交换意见，邀余参加。物理系教授来星北（应为束星北，疑为手民之误）首先发言，反映“三反”方运动中种种偏向，声泪俱下。彼对此次领导“三反”之孟加最为不满，曾面告孟加：“我很鄙视你，你不配领导'三反’，更不不配领导思想改造！”
束星北是李政道的恩师，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在这次茶会中，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等人都发了言。
宋云彬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还说：“浙大将开始思想改造，领导者鲁莽从事，引起恐慌，机械系教授柯元恒于昨晚留绝命书出走，浙大派人四出寻觅，未得结果。”
七、泪别浙大
6月6日晚，宋云彬再次来到浙大，讨论成立一“互助小组”，专门帮助苏步青、王国松、谈家桢做好思想检讨。小组成员除了苏、王、谈之外，还有谷超豪、吴徵铠、吴济民和宋云彬等人。
6月13日，浙江大学举行思想改造第二阶段报告会，苏步青、谈家桢在会上先后做了检讨，才算勉强过关。
8月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浙江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他说：浙江大学“理学院数、理、化、生各系均将分散，如数学苏步青去复旦，陈建功到另一校，徐瑞云到师范学院，何增禄、谈家桢等亦将到复旦。这在浙大是一重大损失，回复到卅年前工业专门学校状况……”
据宋云彬日记记载，就在这一天晚上，他出席了浙江大学民盟小组的联席会议。在会上通过了两个文件：一是《思想改造总结报告》，二是《拥护院系调整文告》。为了一致表示对院系调整的拥护，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在第二个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此以后，浙江大学回到了30年以前的状况，苏步青也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浙大，被调到复旦大学，成了边缘化人物。
八、瓦釜轰鸣
1978年以后，苏步青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对该校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五年以后，他担任名誉校长，直到2003年去世，享年101岁。
这位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可能不会想到，如今的复旦大学不仅是瓦釜轰鸣，而且还屡曝丑闻。包括疫情期间大放厥词的张维某和陈某，以及原本以大炮闻名，如今却不是辱骂同行，就是跪舔有司葛某雄，以及被迫举起屠刀的数学天才姜某华等等，等等。
这些丑闻为什么会在近几年频频出现？这实在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大问题。今天我把它写出来，是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