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修养

危难时的修为很重要。以前看到宗璞为她父亲冯友兰辩护,不久前看到周吉宜为他爷爷周作人辩白,心里很难过。

我很赞同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论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

更何况,无论是宗璞还是周吉宜,据我看来,他们的努力都只是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恐怕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历史有假设,假设冯友兰和周作人,当初在危难之际能坚持住,这是最理想的了,可以不让他们的后人为难,更可以让士林为他们骄傲。

但是,这种危难时的修为,并没有我们说的这么轻巧。

英千里教授,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儿子,也是著名演员英若诚的父亲,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1942年3月被日寇再次逮捕。日本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交代华北地下工作的情况。

英教授说:“我在十分痛苦时,一心想着国家民族重于一切,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痛苦便是一小事了,这样只要咬紧牙关,忍受五分钟,便会痛极而晕厥,就不知道痛苦了。及至醒来,他们再施酷刑,我仍如此视死如归,受痛而昏晕,他们终究从我一无所得。”

你能这样“忍受五分钟”吗?没经历过别轻易说“能”。

没有经历过危难是很大的幸福。其实,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同样很伟大。

竺可桢教授1946年赴欧美考察,为他钟爱的长女竺梅带回一件礼物,一只瑞士产的手表,期待父女相逢时面赠。但是直到1949年,竺可桢才得知竺梅已于1947年病故。

一般情况下,做父亲的可以把这只表留作纪念,或者改赠次女或幼女。但是竺可桢仍然把这只表送给了竺梅的丈夫胡鸿慈,作为胡以后再婚时送给新夫人的纪念品。

这让我想起了北宋的王安石,他儿子去世后,他力劝儿媳改嫁,超越了历史局限。日常修养到一定境界,是可以超越自我,超越历史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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