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万年史】096中国隋唐宋元时期赋役制度

中国隋唐宋元时期赋役制度

隋唐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直接控制土地和人民以及保证财政收入，也实行了均田制。唐在天宝以前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就是租庸调。按规定，每丁每年纳粟2 石，是为" 租".每丁还要根据当地的出产纳绢或绫絁 2丈，纳布的加1 ／5 ，兼纳绵2 两，麻3 斤，是为" 调".每丁每岁还要服役20日，闰月加2 天，不愿服役的每日折绢3 尺，是为" 庸".国家有事需要加役，达25日可以免调，达30日可以租调皆免。但连正役在内不得超过50天。所以" 庸" 并不是单纯的赋税，而只是不愿服役者的一种折纳。劳役可以用交纳实物代替，对人民有很大便利，对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都是有好处的。在唐前期的赋税制度中，作为政府基本收入的除租庸调外，还有与租、调性质很相近的户税钱和地税。

唐中叶后，随着均田制的被破坏，国家的直接税源受到了影响，赋税制也要随之而有所改变，以" 人丁为本" 的租庸调制逐渐被两税法所代替。两税法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正式颁布，以春秋两征得名的，夏税输纳不过六月，秋税输纳不过十一月，国家设两税使掌其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税法无疑是一种比较能够解决国家财政收入问题的办法。

根据有关史料看来，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各项：

第一，过去以授田的人丁为租庸调的负担人，两税法则以户为负担人。不问主户(土著居民）、客户(外地迁来者）一律纳税。

第二，两税法以原来的户税、地税为基础，租庸调和其它杂税一概并入两税。两税以民户的资产分九等为标准征收，没有主户、客户、丁男、中男的区别。鳏寡孤独贫穷人家可以免税。

第三，行商者按其资产三十而税一。

第四，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

第五，庸并入两税，以赋税代替徭役，因而人民免除了正规的徭役。

两税法实行后，其积极意义在于：两税法规定贫富(资产）分九等征税，相对说比租庸调以丁身为本的办法公平合理。

此外，过去由于唐中叶以后人口流动很大，形成负担赋役的只有少数人，新法规定不论主客户一律纳税，负担也比较平均；两税法规定商人按资产三十税一，商人也成了缴纳两税的对象之一。这样，负担也比较平均。

行两税法后，加强了中央政府控制财政的权力，整顿了财政制度，大体上消除了财政上的混乱局面；两税法免除了徭役，而以赋税代替，有助于生产的发展；行两税法后，租庸调和各项杂税都并入两税，人民的财政负担虽然没有减轻，但是纳税项目减少，时间集中，人民得到很大便利。

以上是两税法积极的一面，可以说两税法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定两税法实行以后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两税以外，仍有各种加征，各地非法苛敛很多；两税法规定除田亩税部分征粮外，其它征钱。但国家支出用布帛处甚多，于是又令人民折合为布帛交纳。由于布帛价不断下跌，完税的钱数虽然未变，而人民的实际负担却大为增加；两税法规定以税代役，这一决定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这种办法只维持了十几年，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徭役加到了人民头上，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两税法的实行是符合均田制废除后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制度本身有许多优点，但因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不改变，改革不彻底，因而实行后不久，各种苛敛又重行征收，人民的负担仍然继续加重。

自唐代行两税法以后，历五代、宋、元、明(行一条鞭法前）田赋都在夏秋两季交纳，仍称为两税。但从内容上考察，宋的两税与唐的两税有所不同。

第一，唐中叶所定的两税，系以民户的资产总和为征收对象，分等定税，可以说是以资产税和田赋为主的一种税收。原规定除田亩税部分外其它征钱，后又折为绢帛交纳。宋的两税以土地为征收对象，不复与资产发生关系。同时规定夏税征钱，秋税征粟米，仍分两季交纳。

第二，唐代两税，庸调都已并入两税以内，不再有按人丁或户口征收的户调和代替徭役的事。以后虽然不久又恢复了徭役的征发，但别无户调，而宋代则除了两税以外，还有属于人口税性质的" 身丁钱米" ，征钱或粮。身丁钱米也有一定的征收年限，未成丁或已老以及残疾者，可以不征。此外，宋代也还存在着法定的徭役。

第三，两税法按民户资产的多少，分别订有户等，据以分等征税。宋代也按资产定户，不过，这种定户与征收两税并无关系，而是作为征发徭役轻重的根据。从以上三点看出，宋的两税实际上是田赋，和唐基本上属于资产税和田赋性质的两税已截然不同，仅保留了唐代夏秋两季征税的形式，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了。

宋代的徭役称为" 职役" ，与过去各代的徭役有很大不同。宋代的职役包括以下四种：第一，衙前：负责押送和供应官物；第二，里正、户长、乡手等，负责督课赋税；第三，耆长、弓手、壮丁，负责追捕盗贼；第四，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供官府使唤。这些徭役，官僚、僧道均可免役，负担都落在人民身上。在这四类职役里面，地位以衙前、里正为最高，负担也最重。如衙前押送和供应官物，若有失误，就需要赔偿，供应不足，也要负责；里正督课赋税，如数量不足，时过税期，也均要负责。按宋代规定，供役轻重，系根据人丁数目和资产总和确定，职役对人民压迫深重。

由于赋役的弊端很大，王安石变法时对役法进行了改革。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实行了免役法，令人民出钱雇役，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凡当役人户，按等第出钱，称免役钱，出钱后可以免役。过去如不服役的官吏，僧道和城市工商业者也要出钱，称助役钱。

第二，免役钱和助役钱都根据各地雇役费用的多少，按户等摊派。

第三，在雇役费之外，再加收二成，准备水旱年份使用，叫宽剩钱。实际上州县往往多收，且移作别用。

王安石所行的免役法虽然也不无弊端，但总的说对人民好处很大。百姓出钱代役，可以不妨碍生产。官吏、僧道同样出钱助役，也较公平。正因如此，新法遭到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

到了南宋，雇役又变成无偿的差役了。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 -1173），又有义役法的产生。义役是由役户出田帮助应役人的办法。具体办法是当地应役户出田或出资买田若干作为助役田，推定一人为役首，负责收取田租、排定役次，以所收田租为轮役人的费用。义役原是民间自行平均差役负担的办法。但经官府推行后，豪强把持，也有大户负担轻，小户负担重的弊病。总的说来，宋代的役法是自差役进为雇役，雇役又返为差役，差役又发展为义役。

元朝赋役，在江北内陆征丁税与地税：丁税，全科户每丁粟三石，减半科户每丁粟一石；地税，全科户每亩粟三升。在江南，初期征秋粮，米占1 ／3 ，钞占2 ／3 ；成宗(1295年起）时仿两税法而分夏秋，征绵、绢、布以为夏税。秋税则征粟米。

元代人民还有一项很沉重的财政负担，即科差。科差之名原始于宋，是一种代役钱，后逐步发展成为纯粹的赋税。科差制度在中原和江南也不相同。中原的科差共三种，即丝科、包银和俸钞，都是以户为课税对象。丝科的征收始于太宗年间(1236年），规定二户出丝一斤交给国家，另外五户共出丝一斤交给本领主。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设立了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丝科的征收乃因户别而有所不同。包银也开始于太宗时候。开始每户征银6 两，至宪宗五年(1225年）改征4 两，其中2 两征银，2 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及中统元年定科差条例，包银的征收也因户别而不相同。

此外还有俸钞，开征比丝科和包银晚。元初官吏都无俸禄，只有职田，世祖时始制定内外诸官秩禄。这笔新的财政支出，就又落在人民头上。这就是俸钞产生的缘由。至元四年(1267年），在包银上每4 两增征1 两，新加的1 两也得以钞折纳。俸钞实际上只是包银的加征，所以也往往把它列入包银项目之内。行于江南的科差有户钞和包银两种。户钞相当于中原的丝科，采取每户缴钱钞的办法。包银则是每户征银2 两。

科差之外还有徭役，徭役中最沉重的就是官私货物的运输。官物的运输虽然有车户、航户等特种人户负责，但一般民户也不能免。除官物以外，官吏的私人财物也要民户搬运，这些徭役都形成人民的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