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他们走进考场 从此，一生情定气象

来源：中国气象报 日期：2019年06月26日08:48

　　1977年，教育部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当年12月，全国570多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十余年的高考考场，仅不到30万人走进了大学校园。其中，就有一些考生因此走进气象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气象台站，从此与气象结缘。

圆梦气象

权循刚

　　1977年10月，我回到西安参加下乡知青座谈会。也正是那次返程，让我获知一个最终改变命运的消息：年底即将恢复高考！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早在上中学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始终埋藏着一颗“种子”：那就是上大学！也正因此，我始终坚持学习，尽管我并不知道这颗“种子”何时才能发芽。

　　1975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我被安排到陕西省大荔县朝邑公社插队，记得我们是七人一组在一个生产小队。由于我上学时文笔还不错，半年后被安排到大队当文书，并兼做出纳、统计、通信等几项工作。工作勤恳认真的我得到了大队领导的认可和重视。

　　我插队的大荔县是棉花主产区，老百姓种地基本上“靠天吃饭”。当时，人们获取天气预报的方式有限，加上天气预报的内容比较粗，对农业的指导性并不强。那时我就想，要是能及时收到天气预报，那对农业生产的帮助一定是巨大的。第一次，我认识到气象对生产生活的重要性，也是我第一次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升华到对气象知识的向往。

　　有一年夏天，我插队的村子（位于洛河下游河滩地）遭受了一次洪水。要是能早点得知暴雨的消息，提前采取相应措施，村里就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灾害。这一次，我体会到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并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考大学，我一定要学与气象相关的专业！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好在西安，就来到原来就读的中学找班主任了解情况。对于我愿意参加高考，班主任很高兴，告知我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办高考补习班，并推荐我参加。补习班基本都在晚上上课，我记得当时只上了一次课，就接到大队通知，需要我回去处理一些事情。

　　无奈之下，我只能放弃补习班，重新回到大队。虽然没能参加补习班，但这次回西安也算是有收获的：同学的妈妈得知我回城开会的消息后，托我给同学带回一份材料。那是他远在北京的亲戚邮寄来的一份高考复习材料。因此，同学也将这些练习题与我分享。

　　回到大队后，工作一刻不能耽误。因此，我们白天劳作，晚上看书，虽然很累，但当时的劲头是很足的。我们一心就想：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完成上大学的心愿！而且，我在高考志愿书上毅然填报了南京气象学院地球物理学和天气学两个专业。

　　从获知高考的消息到参加高考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很快12月就到了，我们在乡里的考场参加了高考。那年高考题目还是挺难的，加上离开学校已有两年，考试之后的心情挺复杂的。

　　1978年1月，公社团委书记给我所在的大队打来电话，告知我高考过了“体检线”。所谓过了“体检线”，说明我的成绩已经满足上大学的要求，体检合格之后，就可以被大学录取了。可当时，我连粮票都没有，于是，向当地学校的老师借了粮票，骑了30里地自行车去参加了体检。

　　从考试到体检，我的心情经历了两次“跌宕起伏”，很快第三次“跌宕起伏”也来到了。这一天，公社干部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报纸和信件，翻到一封从南京邮寄给我的信，干部一边把信交给我一边问道：“你还有亲戚在南京啊？”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的我，拆开信件一看，原来是南京气象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那种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从此，我开启了四年大学生活，学习到了一门自然科学知识，最后也如愿成为一名气象工作者，倾半生之力，为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尽自己一份力。（作者系天津市气象局原局长，本报记者张妍整理）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高考改革消息。

那个热爱气象的临时工转正了

孔凡忠

　　1971年，我高中毕业后便回家务农了，连续申请了三年都没有被推荐上大学。1975年，由于我文笔比较好，经常发表一些小文章，被推荐到公社做文秘。

　　从此，我开始有机会接触气象知识，且“一往情深”。稍微懂点天气知识让我在生活中受益匪浅，比如，自家晾晒地瓜干，我能“预报”会不会受到雨水干扰，因此，我家的地瓜干晒得比较白。邻居们知道后，就来问我，我也基本能给邻居们报出天气来。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公社书记、乡长也知道我的这点“小能耐”，并让我管理公社的气象哨。那年，我还代表农村气象哨参加了菏泽地区的气象会议，看到预报员为我们介绍天气预报经验，我崇拜极了，心想我什么时候能做一名天气预报员就好了。

　　1976年，我在公社干了一年，但当时没有名额给我转正，于是，公社书记推荐我到成武县气象站，成为一名临时工。至此，我接触到了真正的气象知识，加上勤学好问，很快就能在农业气象、地面观测等工作中独当一面。

　　“年底恢复高考”，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下定决心：参加高考！站里的人知道我要参加高考，都尽力支持我，尽量让我有更多时间复习功课。那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时间紧张，我简单吃点晚饭便开始复习，有时候为了搞明白一道题研究到深夜。

　　终于，高考的日子来临。高考前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就敲开村里代销点的门，买了二两白酒，喝了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拿着黑色的窝窝头，骑车12里去考试。要说不紧张也是假的，好在第一门考试做题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我的心才镇静下来。

　　对于填报志愿，我内心早已有主意：我要上气象专业院校，而且是南京。于是，第一志愿报的是南京气象学院，其他三个志愿全部报的是南京院校，因为南京长江大桥的画面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我一定要去南京看看。

　　漫长的等待，1978年2月底，高考成绩终于出来了，我如愿以偿被南京气象学院录取了。那一刻，我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我的心也早已飞到了梦寐以求的南京。

　　那一年，高考被认为是走独木桥，整个成武县被大学录取的仅有26人，其中，我所在的成武七中7个考场考上了3个人。

　　1978年3月，我提着行李和饭碗步行到成武县，先坐汽车到河南商丘，再坐火车到南京，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南京气象学院，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也从此一生与气象结缘。

　　我记得，当时南京气象学院招生近500人，有气象系、大气探测系、农业气象系和师资班。其中，气象系有两个专业，110多人，我报的是气象系天气动力专业，另外还有一个气候专业，每个班有20多人。

　　和其他学校、专业情况类似，班上同学年龄差距比较大，最小的同学18岁，最大的36岁，且当时上学就算工龄。

　　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终于走进了大学，那个年代，考入大学国家管吃、管住并包分配，自己几乎不用交钱。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学四年，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大部分毕业生成为气象部门的业务骨干。（作者系山东省菏泽市气象局退休高工 本报通讯员张翠英整理）

1977年高考考场。

从民办教师到观测员

张白泉

　　1976年2月，19岁的我读了一年高中后便辍学回家当小学老师了。一是家里特别困难，兄弟姐妹6人，时常揭不开锅；二是听说家乡高升小学缺老师，民办老师每月有10元补助。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心动了，但是，家庭情况摆在眼前，一旦我去上学，民办教师每月10块钱的补助没有了，家里又少了一个壮劳力，父母怎么办？村里人都说，家里有一个民办教师就不错了，去读书还要花钱，不划算。父母也犹豫了，家里孩子多，负担重。得知消息后，已经出嫁的姐姐赶回家劝父母，她不希望自己当年因为家境贫困而放弃学业的悲剧在弟弟身上再次上演。

　　一天，村支书来到我家，跟我父母说，还是要让娃儿去考大学，考上了村里不也光荣吗？学校领导也找到我，劝我好好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在村支书、校长和姐姐的极力劝说下，父母终于同意让我参加高考，出去读书，开阔眼界。

　　从那天起，父母每天起早贪黑，更加辛勤地劳作，农闲时间也不闲着，砍来竹子、藤条编织箩筐拿到集市去卖。得知我家经济困难，村领导也伸出援手，帮我向农村信用社贷款。已经出嫁的大姐节衣缩食，省下钱给我买书和复习资料。

　　本来，我打算当一辈子农民，但从那时起，我决定要好好珍惜这次高考，回报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1977年冬天，长寿县近千人走进阔别十余年的高考考场，我是其中之一。

　　在填报志愿时，我想到三国时期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东风”的本领，毫不犹豫地在表格上填上了四川省气象学校。1978年4月，我如愿以偿，走进了位于四川省绵阳市二郎庙的气象学校，一头扎进气象知识的海洋，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气象生涯。

　　1980年4月，从气象学校毕业后，我与近四十名同学一起赴条件艰苦的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气象站工作，这一去就是五年。前往高原的路途坎坷，车子在道孚抛锚，走走停停，从康定到邓柯居然走了半个月。在高原的第二个工作地点是石渠县，这里海拔4200米，全年平均气温-1℃，极端最低气温是-36.7℃，这个数据是我观测到的，打破了石渠县的历史纪录。

　　尽管当年进甘孜州还没有公路，而且必须翻越二郎山，每次过山我们都发现多辆汽车翻于悬崖之下，但我们还是不畏艰险、前仆后继，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美好的向往。

　　5年后，我回到重庆市长寿县（现为长寿区）气象局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被破格晋升为地面气象观测工程师。在这里，继续为我热爱的气象事业奉献青春，在气象观测岗位上坚守直至退休。（作者系重庆市长寿区气象局退休职工 本报通讯员张力宇 左艳萍整理）

毕业后从事观测工作的张白泉。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9年6月26日四版 责任编辑：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