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这篇┃姥爷
农历正月三十那天，姥爷带着他将近八十七年对这个世界的记忆和认知离开了我们。之前的几次见面，他的情绪不可掩饰地流露出忧戚，谈话间甚至夹杂了短暂的木然。他问我他的病还能不能治好。我说当然能啊，眼下医疗技术这么先进，姥爷放心，过段时间就好了。他的眼里闪过一星欢喜的光彩，继而把头一摇，说我看治不好了，活这么大年纪也行了，死就死吧。听得出他铿锵的语句里是含了无奈的伤感的。
姥爷住院时我去看他。从三表弟那里了解到他的病情，我的心里像压上了一块石头。因不习惯那里的环境，姥爷反复吵着要回家。三个轮流守护的舅舅隐瞒了病情耐心劝他，说家里条件比不上医院好，住院好得快。姥爷终于发火了，说住在这地方，病不死也得被乱死。舅舅们怕情绪影响到他的病情，只得办理了出院手续。
春节后离开老家上班的那些日子，压在心里的石头渐渐幻化成恐惧，我甚至惧怕来自老家的电话。有时暗自天真地想，日子就这么没着没落的无休止地迟延下去吧，哪怕老是心里不踏实，毕竟尘世间还存在着那么一个真实的人。但一直以来没有勇气面对的现实，还是不容回避地强加给了我和我的亲人们。
姥爷的父亲写得一手好诉状，在家排行第三，人称陈三爷。周围村子打官司聘请写诉状的人，姥爷的父亲每每都是首选，为此挡了同行的财路，暗中买通黑道加害他。晚饭后，一家人正其乐融融地守在屋里拉闲呱，院外响起敲门声。姥爷的父亲出来开门，见是生人，疑惑着邀他进门。来人不进，陪了笑脸说有人找他，不方便来家，在外说几句话谈点小事。姥爷的父亲嘱咐家人关好门，跟来人去了。好久不见回来，家人着急地四处寻找，终于在村西山沟的青石板上找到他血肉模糊的尸身。姥爷的父亲是被人摁在青石板上用石头砸死的，当地人将这叫做“石头炖肘子”。后来知情人漏了话，拐弯抹角地传到家人耳朵里，说姥爷的父亲命当该死，一帮人“炖”了姥爷的父亲后，已经走出很远，有人无意一回头，看见他支楞起半边身子探头向这边看。回去又是一阵猛“炖”。姥爷上无兄下无弟，只有一个妹妹。姥爷的母亲害怕那些人斩草除根，再来祸害姥爷，连夜把他藏进深山的石洞里，借着天黑偷偷给他往石洞里送饭。那年姥爷四岁。姥爷的童年是在深山的石洞里度过的。为这事，略懂世事后的姥爷曾怒目圆睁地细究过一段时日，但终因时过境迁，又是乱世，为恶的人死的死，散的散，无处查询，由此带来的伤痛像痼疾一样潜隐在他的骨子里，发作时，只能独自咬牙忍受其苦了。
小时候，我悄悄问姥娘，姥爷为啥有仨肚脐眼。姥娘愣过之后，慨叹道，你姥爷真是命大，当时都以为他回不来了。姥爷十二岁那年，日机常常到村子里轰炸。一次，姥爷在院子里玩，没有听见警报，炸弹在附近炸开，两枚弹片切进他的肚皮，血流如注。家里见到那情景，近乎绝望了，慌乱地请来乡医，为他取出弹片。乡医不会缝合，只能涂点消炎药。姥爷一天天的硬是从死人堆里站了起来。夏日，姥爷从外边回来，解开衣扣，拿蒲扇往胸膛上扇风。他的肚脐眼周围敞着两个肉坑，一大一小，大的偏上，小的偏左。肉坑有点深，不到近前看不到底，只看到一小洼幽幽的暗。
姥爷念过几年私塾，又挺用功，年纪轻轻就在村里有了些声名。娶妻生子。解放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农村中小学教师中的一员。从姥爷给三个舅舅起的小名献田、选民、振东来看，姥爷是很开明甚至算得上进步的，可做梦也没想到文革一开始他就作为黑五类被清除出了教师队伍。他去公社咨询。公社说他家是富农，富农分子没有资格做教师。姥爷说他家不是富农，是中农。公社咬定了姥爷家是富农。几经交涉，证实了他的中农成分后，公社说材料已经报到县上，决定了的事不能改。接连几个不眠之夜后，姥爷从此踏上了前往县城的上访之路，一走就是十年。姥娘说姥爷动不动就在屋里空地上走来走去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那时交通不便，从村里到县城得步行六十多里。姥爷清晨两三点就起来，穿着姥娘做的千层底布鞋，带上姥娘用印花布包裹的干粮，拱开沉积了一夜的寂静上路了。一次次的上访都是有去言没来语。姥爷不气馁，坚持隔段时间就去一趟。多年的奔波、问询，姥爷硬是给县革委会的人留下个熟脸。一次，有位领导来了兴致，把姥爷招呼进他的办公室，心平气和地听姥爷反映了他的情况，答应给姥爷过问一下。后来，那领导说姥爷被清除确实是个冤案。姥爷兴奋得不得了，没隔几天就急着赶往县城，得到的答复却是要姥爷耐心地等。等来等去就等到了文革末期。有人对姥爷说，可真服了你上访的那劲头了，不过，不就是一个老师啊，值当的费这么大劲！姥爷回答得斩钉截铁，说他可以不当这个老师，但得弄清到底为啥不叫他当了，若是有人说他杀人了，难道就得立马把他拉出去枪毙？反思生命历程中的这一转折，姥爷自言自语地说，是他太直了，心里咋想嘴上就咋说，得罪了人，借运动趁机整他。后来，我师范毕业回家等分配，和姥爷谈到可能的去向。姥爷突然凝重了表情说，叫我看，单位越小越好，超过仨人就是个是非篓子，说句话，开个玩笑，嘴上都得围个栅栏。见我听的认真，他把绷紧的脸一松，仰脸笑着自嘲道，这只是我的一点小教训，不一定适合你，世道变人也跟着变，你心里有个数就是，一参加工作就不是上学那样了，同学间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一霎好一霎歹的，无关大碍，步入社会就不同了，害人的心咱不能有，但得防着点，别叫人给咱掐亏吃。那时我虽然频频点头，其中的意味很久以后才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平反后，上面给姥爷补发工资，恢复了他的教师身份。根据姥爷的意愿，他被分配到镇南的一所小学。印象中，学校就他们两个老师。姥爷的学校临近水库，大表弟跟着他去住过一个星期，回来后跟已经上学的我说了些捉小鱼小虾、划船、看野鸭子在水里游的趣事。把我眼热得了不得，巴望能有机会也去那里玩，终究没能去成。
姥爷退休后，力气使在了姥娘的那份责任田里，精神头用在了看书上。上学放学的路上，常常看见他扛着农具疾走或倚在墙根埋头看书的样子。姥爷看得多是些纸页发黄的旧书，繁体字，我们大瞪了眼睛猜不上几个就累得看不下去了。村里能看这样的书的人不多，而且看了乐于把在书上看到的讲给别人听。姥爷不。我们从未听他把书上看到的讲给我们。有时我傻傻地想，姥爷看了那么多书，那么多难写难认的繁体字顺着目光钻进他的脑瓜里不出来，姥爷的脑瓜里一定拥挤不堪了。
一次放学后，几个人约了去山上拾柴草。同伴中的一个指着对面的山坡对我说，看啊，你姥爷在那刨地哪！我回转身，沿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层层的梯田间，随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有节奏的俯仰，镢头飞起飞落，落地的刹那，发出沉重的闷响。那声音不像是田地吃饱了在打嗝，倒像在狠狠地咽下什么。我专注地看了一阵，把目光翘向就要跌落到山顶的夕阳，姥爷的镢头拉开长线在天地间飞起飞落，那沉重的闷响像山在狠狠地一口一口地咽下什么。
记住了姥爷的三次高兴。一次是我刚接到师范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一见面，姥爷笑开的嘴巴几乎占了面部的一半还多。他说，这回你家里可行了！我兄弟两个，父亲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我听出姥爷的意思是有了这一步，不仅我将来的生活有了质的改变，也减轻了父亲一半的负担。过几年，二表弟也考上了。我们碰在姥爷家，一起说话。姥爷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步子迈得和上身摇摆得幅度特别大。我们听见他自言自语说了好几遍：这个熊孩子，不声不响的我都没当回事，哎，给我考上了！小舅上学时，学校光组织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了，没学到啥东西。接替姥爷进学校当工人后，小舅不死心，自学英语，几年后成了全镇的英语骨干教师。一所村办中学不景气，领导派他去当校长。一学年下来，学校发生了大变化。之后陆续调他到规模更大的学校，走到哪里哪里都大有起色，直到做了镇中学校长。小舅一上任，镇中学的中考成绩就来了个大翻身。姥爷碰见我，非要让我谈谈那年临近几个乡镇的中考形势。我客观地跟他一介绍，姥爷挺起大拇指，点着下巴慨叹道，你小舅可真是块料！高兴过一阵，姥爷敛起脸上的笑，平静地说，其实，你们当不当校长当不当主任的，我一点也不稀罕，不管干啥，只要不是草包、熊种就行！
姥爷生前四世同堂。三儿一女，六个孙子、孙女，四个重孙、重孙女，加上母亲麾下的我们，三十多口人，站在一块，不亚于一班学生的集体合影了。这肯定是他当年躲在石洞里，躺在浸染鲜血的床上为弹片在腹部切出的疼痛哭叫时，所想不到的。至于在他披着夜色走出村子，又披着夜色赶回来的上访途中会不会想到这些，就不好肯定了。守灵人小声告诉我，他守过那么多人，这次是花圈送得最多的一回。望着“先考陈公讳国洪享寿八十七年之铭旌”字样上面姥爷的遗像，我的眼前浮现出他置身梯田间刨地时的情形，镢头飞起飞落的力量还在，由此牵连的沉重闷响却听不到了。
母亲说姥爷走得很清醒。一阵急喘后，突然闭上了眼睛。全家人都哭了。哭声中，姥爷缓缓睁开眼睛，表情平静得跟日常和他们处在一起时一样。姥爷的双唇开始翕动。他说，献田哪？大舅凑到跟前答，爹，我在这哪。他说，选民哪？二舅凑到跟前答，爹，我在这哪。他说，振东哪？小舅凑到跟前答，爹，我在这哪。姥爷顿了顿，双唇又开始翕动。他说，献田媳妇哪？紧挨着母亲的大舅母拉我母亲一把，说，姐，咱爹给咱点名哪。人到齐了。姥爷平静了一阵，皱起脸，像是要笑，却有两颗泪从两边的眼角缓缓滚落到枕头上。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过姥爷流泪的样子。
云亮，本名李云亮。山东章丘人，现居济南。诗人，小说家。著有诗集《云亮诗选》《深呼吸》和“锦屏”系列长篇小说《媳妇》《少年书》《韶华记》《情事录》《煮豆歌》《特殊统计》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