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是怎样从汉朝设在朝鲜之玄菟郡的管辖下兴起的
一、高句丽族群与玄菟郡的历史联系
西汉汉武帝时期，出兵灭卫满朝鲜，设置了汉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机构“汉四郡”——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当时还很弱小的高句丽民族隶属于玄菟郡管辖，夫余王子朱蒙在公元前37年建立高句丽政权之后，“国号高句骊，因以高为氏”，这表明当时的朱蒙在高句丽开始称自己为国王。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之后，高句丽因不服从王莽调兵伐胡而导致朱蒙被诱杀昭告天下，王莽还把高句丽改名成为下句丽。20年后，东汉光武八年（公元32年）建元时，光武“复王”“先王”。由此可见，高句丽王在当时已被中原政权正式承认。
虽然高句丽的王号得到东汉中原政府的承认，但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期，高句丽政权仍然继续归属于汉玄菟郡和辽东郡，接受两郡管辖，是一种被管辖-管辖的关系。
《三国志》和《后汉书》对高句丽传记的描述基本相同，《三国志·高句丽传》和《后汉书·高句骊传》都同样记载了高句丽本（凡）有五个族群，分为涓（消）奴部、顺奴部、绝奴部、灌奴部、桂娄部。起初是涓奴部做高句丽的王，而今（后）桂娄部取代涓奴部为王。而范晔在《后汉书·高句骊传》叙述“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后，只记录了一件事，就是“赐鼓吹伎人”。 而《三国志·高句丽传》更为详细，从“汉时赐鼓吹伎人”一直到“沟溇者，句丽之名城也”，记录的内容比较详尽，具体事件除了“赐鼓吹伎人”以外，还有“受朝服衣帻”以及“主其名籍”。其中“受朝服衣帻”这一事项随着时间的先后变化，它的地点也跟着发生了改变。
二、高句丽兴起阶段与汉朝玄菟郡的密切机缘
其一，虽然两书记载中的“涓奴部”、“消奴部”；“本有五族”、“凡有五族”；“今桂娄部代之”、“后桂娄部代之”皆各差一字，但不难发现两书都同样记载着同一个历史事件。对此学术界普遍研究认为：上述的涓奴部是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记载的原本居住在沸流水上游的统治该区域多年的“沸流国”。而后来的“桂娄部”取而代之，“桂娄部”指的便是朱蒙称王后所创立的高句丽政权。
其二，““赐鼓吹伎人”、“主其名籍”以及“受朝服衣帻”，其中“鼓吹”为一种器乐合奏曲，主要乐器有鼓钲萧笳，源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汉初用于边关军队“壮其声威”，而后用于赏赐有功将士。“朝服”是君主和大臣在朝会上穿的官服，“姓名”在“名册”上。高句丽通过玄菟郡接受中原政府的“赐鼓吹伎人”，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县县令主管高句丽民族的“名籍”，那么高句丽与中原政权、玄菟郡及治下的高句丽县是什么样的关系已经非常清晰了——一种以中原政府为主导、通过玄菟郡进行的封赐、从属关系。虽然高句丽经过不断发展壮大，建立政权、版图扩张后，有着“后稍骄恣”的姿态出现，此时“受朝服衣帻”的时间地点先后发生变化，形式也有一定改变，但是双方原有的从属关系还是维持依旧，没有改变。
高句丽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玄菟郡即中原政权的扶持，政权建立后，高句丽仍与中原通过玄菟郡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高句丽政权兴起于玄菟郡管辖区域内，它要得以发展，必定同玄菟诸郡发生冲突。虽然有所摩擦，玄菟郡更是因此经历了三次内迁，高句丽叛服不常，向中原政权朝贡和受封的地点、形势多有改变，但是高句丽在两汉时期大部分时间都还是保持着与汉四郡主要是玄菟郡的从属关系，这个时期也是高句丽早期势力发展较快的时期。对此在《三国志》、《后汉书》和高丽人编纂的《三国史记》中的记载可以论证。具体的事件如下。
范晔在《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提到，到了东汉的汉殇帝和汉安帝年间，高句丽王宫多次劫掠辽东，入侵玄菟郡。而后在顺、桓二帝统治期间又入侵辽东，入寇新安、居乡，后又攻打西安平，在官道上杀害带方令，掳掠乐浪太守的妻子和儿子，东汉末年在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时期玄菟郡太守耿临奉命出兵征讨，斩首俘虏高句丽数百人，伯固（遂成子）向中原政府投降，高句丽整个国家的领地归附于辽东，在熹平年间又请求中原政府让高句丽归属玄菟郡。
《后汉书·高句骊传》也提到，东汉时期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高句丽王宫派遣使者朝贡，请求让高句丽归属于玄菟郡统治。并在10年后宫去世了，他的儿子遂成即高句丽王位，姚光上书皇帝，想趁着高句丽丧事不备攻打高句丽，诸位参议者都认为此事可行，但尚书陈忠说：“高句丽王宫生前极其凶猛狡诈，不应趁现在去讨伐他，趁人家丧事出兵不符合道义。应该派使者前去吊唁，并责备高句丽先前（侵扰辽东）的罪行，赦免前罪而不加诛伐。”汉安帝采纳其建议，明年让高句丽归还汉朝的百姓，让玄菟郡接受高句丽的投降。在四十多年后，也就是汉顺帝汉桓帝统治期间，高句丽复犯辽东，攻打西安平，杀害带方县令，掳掠乐浪郡太守的妻儿，以致中原震怒。汉末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叠困攻打了两次，斩首数百级，高句丽新大王伯固请降并“乞属玄菟云”
金富轼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也记载了高句丽的太祖大王59年（公元111年）派遣使者至东汉“贡献方物，求属玄菟”。四十多年后也和《后汉书》记载了同一件事：（新大王）四年（公元168年）汉朝玄菟郡太守耿临前来侵犯高句丽，杀了数百人，而后“王自乞降玄菟”。
高句丽王古塚人像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高句丽处于势力初建的对外扩张阶段，对待汉朝、玄菟郡的政策更像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旦中原地区出现动乱或者中央权力的衰弱，便骚扰并掠夺资源、土地、人口，除此之外只要中原政府正式对其采取措施又很快服软归附，所以说两汉时期大部分时间内高句丽政权仍是中原政权的附庸，通过玄菟郡进行管理。
而到了四世纪后，随着玄菟四郡对周边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管束力的削弱，中原政权开始对高句丽进行直接册封。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见于355年东晋时期的前燕朝慕容儁对高句丽故国原王高钊的册封。后来从长寿王开始直至高句丽最后一位也就是第二十八任高句丽王宝臧王，高句丽王室历代接受中原政权的册封连续不断，形成了高句丽政权根深蒂固的惯例和制度。
高句丽政权的兴起与玄菟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从根本上与玄菟郡连续不断的从属关系，以及在政权扩张中不得不面对的战争和侵略关系。玄菟郡不但是高句丽扩张的目标，更是高句丽沟通中原政府的纽带，在高句丽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