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智泉流韵》特邀作家柯福河原创《书痴》

【柯福河原创】书痴（代序）

书，作为记录人类发展历史的重要工具，自仓颉造字始，初记于竹简丝帛；出现造纸术、印刷术后，又印制于纸张之上，更方便阅读保存。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人写了多少书。社会发展的每一步进程，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囊括于其中，成为后世了解历史、增长见识、掌握知识、借鉴经验教训的万宝囊。所以人们说“读书就是读史”，“书中自有黄金在”；所以人们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打开人类智慧的金钥匙。”所以才有那些历史先贤对后人的明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遍，不能作诗也会吟。”所以古人才谆谆告诫我们要“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可能正因为如此，天下才有那么多读书人。才有那么多人把“识文断字”、“著书立说”、“书香门庭”看做一种荣耀。

我也算那么多读书人中的一员，并且也是个“书迷”，“书痴”。可惜读的书太少，太肤浅，终究成不了大事。

我爷奶父母都不识字。轮到我们那一代，赶上了好时候。姐姐上了小学，我则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读了14年的书。开始上小学那年，8岁，有点懵懵懂懂，并不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在”那些道理，只是模糊地跟着老师学识字。日、月、水、火、山、水、田、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时候也算聪颖，学过的语文课文基本上都背会了。到三、四年级的时候，不知怎么喜欢起课外书籍来。离我家二里地，有个叫王天从的，读过书，会打算盘，会写“对子”。逢年过节，人闲，都躺在阳坡根儿靠着的稻草捆儿上晒暖儿，王天从就给大家念戏本。我稀罕地不得了，老想借来看看，还怕不给。忍不住还是张嘴了，王天从说：“这上面的字你认得？”我咕哝着不敢吭声。但他还是把戏本借给我了，并反复交待：“可不敢弄丢、弄烂啊！”那时候书本缺啊！记得先后三次借他的戏本，一本《风雪配》、一本《铡美案》、一本《陈三两爬堂》。拿回家视若珍宝，除了自己看，还念给奶奶、母亲听。奶奶高兴地夸奖我：“咱家也有识字人了啊！”

第一次读长篇小说，是在三年级的时候。那次去我姑家，看见二表哥平良的桌子上放一本很厚的书本。虽然有点破旧，但书皮上的名字还很清楚，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名是竖排的，书中的内容也是竖排的。求表哥让我拿回家看看，他说：“那情拿走了，俺都看过了。”我真是如获至宝。拿回家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白天，上学下学的路上边走边看，摔过好些跟头；吃饭时边吃边看，照常把筷子捅到鼻子上；放牛时只顾读书，牛吃了地里的庄稼都不知道，为此挨过骂，招过打。但还是“死不悔改”，照样起早贪黑，“钻窟窿打洞”。天黑的时候，趁煤油灯，趁灶洞里的柴火光。父亲总是嚷我：“真是迷那顶上了！”而奶奶、母亲都支持我，得空还叫我读给他们听，“保尔”“冬妮娅”的名字，她们都记熟了，甚至还能像“听书”一样说出上次说到哪了。其实那时候还有好多字不认识，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根据意思“充”过去。后来，放牛捡了四斤多核桃，拿到采购部卖了，两毛七一斤，卖了一块多钱，花七毛二买了一本《新华字典》，不认识的字就可以在字典上查了。可惜借我表哥那本书在我们家失火时烧掉了，没能归还，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1966年后半年，我开始上四年级，那年十二岁。我读书快有点上瘾了。可惜文化大革命的燎原之火也烧到了我们这所只有三间土墙草房、几十个孩子的山区小学里。虽然还是个啥也不懂的毛孩子，却一样被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老师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要紧跟毛主席，保卫毛主席。于是，我们天天跟着大人们去“宣传毛泽东思想”，“破四旧，立四新”、“批斗地富反坏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忆苦思甜”。扒坟去过，斗争会参加过，戴高帽子游街也看过。不能干啥，就是莫名其妙地跟着喊喊口号，抄抄大字报，凑凑热闹。学上不成了，但书还是读了不少。焚烧“破四旧”搜来的那些旧书时，我趁人不注意，悄悄拿走了几本，回家就偷偷地看。后来有了《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泽东著作选读》《毛选》四卷，我可以大胆地读，大胆地背了。1967年，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我参加了。开始说个“快板”、“对口词”、“三句半”什么的。宣传队也演戏，豫剧，小学的王老师是“导演”，还兼着敲边鼓、打手板、用嘴哼“过门”，人称“肉弦子”。参加公社汇演，接待外地来的参观者，只要有人喊：“肉弦子!肉弦子！”马上就会引来一阵喝彩声。后来大队掏钱买了把板胡，但没人会拉。我想学，可刚拿起来，王老师就说：“搁那儿！弄坏了咋弄哩？”可最后还是偷偷摸摸学会了，还学会了识简谱，成为我们宣传队唯一的“一把弦”和唯一视简谱的人。“肉弦子”的历史就此结束。

“文革”那几年，二郎庙公社22个大队都有宣传队。队员们有男有女，有小学的老师，有在校的学生，更多的是贫下中农社员。宣传队的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迅速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不漏人，不隔夜。宣传队晚上排练节目，白天深入田间地头演出，也到公社汇演，到电站、修路工地慰问演出。1967那一年，说是还在上学，实际上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师们也在搞“文革”，三天两头开会，根本顾不上教书。1968年，“复课闹革命”，我们又可以坐在教室里读书了。但由于二郎庙“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全国都出了名，排练、演出节目任务很重，加上帮助家里放牛、干杂活儿，所以上学都是一个“天心儿”。勉强凑乎上完小学，1969年秋季开学，我被大队“推荐”到当时新成立的社办二郎庙高中上学。说是高中，学的是初中课程。两个月后，又回到离我家仅三里多远、利用道班旧房新办的贾店初中。九个月后，又被“请回”本大队小学教“育红班”，当起了老师。

让我弃学回家教“育红班”的原因有四条。一是缺老师。当时小学有五个年级，高国良老师教三、四、五年级，王树理老师教一二年级，都是“复式班”。王老师还经常得参加宣传队活动，再加个“育红班”，照顾不过来。二是说我“有成色”，聪明。第三个原因最重要，就是我家姊妹们多，就我父亲一个棒劳力挣工分，每年都得“照顾”，劳力多的人家有意见。我回大队当老师，队里能划工分，每月还能得到公社教改组发的五块钱补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宣传队也需要我，便于就近参加宣传队的活动。

对我不得已的弃学回家，不少人都感到“不平”。我的班主任徐惠记老师就说：“您队里的人就恁短见！他们的孩子就不上学了？他们就能一把圪针捋到底？”我二表哥平良后来几次找公社文教专干李瑞林，也给队里做了工作，终于在六个月后又答应我复学了。可回到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业了。那时候，按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把原来的三年初中改成了两年，偏偏又赶上秋季班改春季班，再减少半年，所以我们那届初中生只上了一年半学，而我实际在中学读书的时间累计只有十个月。

当然，推荐上高中的事也别想了。当时生产队长王清广说：“你还想上高中？没想想初中你是咋上哩？”那句话像芒刺一样扎得我心里直流血，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上学的机会是没有了。我只有老老实实在家当农民，当“牛倌儿”。放牛、割草，跟着一群老牛倌儿犁地、耙地。春种秋收，锄地割麦，扬场放磙，挑土担粪。冬季参加农业学大寨“大干”，抬石头垒堰，修水库造梯田。晚上，特别是冬闲时节，必然是去宣传队排练节目。排练的节目中，除了样板戏《红灯记》，还有《东海小哨兵》《军民鱼水情》之类的现代戏，再就是《老两口学毛选》《文化革命就是好》《农业学大寨》之类的表演唱、清唱、三句半、数来宝之类的小节目。这些小节目很少有现成的，往往需要自编，我渐渐又成了业余“创作员”。好在那些年特别是上中学那段时间读了不少课外书籍，比如刘流的《烈火金刚》，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还有《高玉宝》《红旗谱》《艳阳天》《创业史》《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等等，也算多少有了些“原始积累”，为当时的所谓“创作”奠定了一些基础。那时候，我经常独自坐在大队部的煤油灯下面编节目，一熬就是半夜，有时候白天也去。当然，白天不是白干的，队里会像下地干活儿一样给划出勤、记工分。

1971年11月的一天，大队支书瑞清对我说：“程秘书叫你今黑儿去大队一趟。”他说的程秘书，是当时在我们那儿住队的公社党委秘书程远里。我心想：“肯定又是为排练节目的事儿。”那几天，一直下着雪，本该趁闲赶排节目的，可几天都没有去。我想，肯定要挨一顿尅了。

踏着脚脖深的积雪，照个马灯，到了大队，等着挨尅。但程秘书只是简单问一下情况，没有批评。反而问了一句令我感到莫名其妙的话：“你想不想上学？”我当时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怎样回答。说不想上，鬼才信呢!我魂牵梦绕都想着能够再上几年学。别的不说，就编节目那作难劲儿，就知道知识太少了。可我也知道，高中都不让我上了，还有什么机会？

程秘书看我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索性点明了主题：“师范学校开始招生了，许昌师范给咱公社分了几个推荐指标。看你这孩子有点儿培养前途，在家可惜了。要想去，我就把名字报上去，还得面试、政审。大队生产队这儿，我去做工作。”

我那一会儿几乎激动地心都快跳出来了，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中专生一样。我那时以为中专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上中学时的老师中，只有徐惠计、徐远营老师上过师专，其他像张朝光、闵德超、齐国建、齐文发等老师也都仅上过师范。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啊！

谁知，在去鲁山面试的过程中，我意外得到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

同样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面试在当时的鲁山县委招待所进行。第一天，是大学招生面试。应试的是潘红旗。记得他面试回屋后，一边跺着大头靴上的积雪，一边苦笑着说：“不中，啥也不会。”当时也没问他具体面试的啥内容，自己也有点忐忑起来。

晚上，程秘书买票让我和他一起去西关电影院看电影。其间他说：“开封师范学院给咱县分了9个招生名额，其中一个艺术系的指标。党委推荐马公店大队的潘红旗去了，谁知一试不中。明天你去吧。这个学校还是大学呢！比师范强。”

谁知第二天一试，竟然一炮打响！

面试的老师，一个是师院艺术系的韩野老师，一个是历史系的邹老师。韩老师问我：“你会画画吗？”我说：“会点儿。”韩老师递过来一张纸和一支铅笔，让我画一幅看看。我其实不会画，平时喜欢照连环画或者课本插图描来画去，画个鸟、树、山、解放军、机枪什么的，纯粹是闹着玩儿的。这时候也只好硬着头皮画了。画完递给韩老师，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放下了。我想，肯定砸了。

接着他问我“会识谱吗?”我毫不犹豫地说“会”。他递过来一张纸，我一看，是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谱，便毫不困难地把曲谱唱了出来。他说：“会记谱吗？”我说：“会。在宣传队还自己编谱呢！”他说你写一个出来。我就把过去编过的表演唱《咱们农村学大寨》曲谱写了出来，并唱了一遍。他问我会什么乐器，我说在宣传队是拉板胡的，二胡也可以。他似乎很高兴，与邻座的邹老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点了点头，面试结束了。

几天以后，韩老师和邹老师又到我老家进行了家访。政审也进行得非常顺利。不用说，所有材料都是程秘书直接安排办理的。春节之前，通知书下来了。当我拿到那张盖着“开封师范学院”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书》时，竟不知说什么好，禁不住哭了一场。

我感谢程远里，是他为我争取了这样一个人生最宝贵的机会。我感谢宣传队，它使我学到了在学校没有学到的知识，从而为这次招生面试奠定了必胜的基础。我也感谢那些不让我上学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恶意，一度剥夺了我上学的机会，但同样也使我懂得了读书的宝贵，懂得了如何在逆境中生存、自立。苍天是公正的，赐给我这样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正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坏事也会变成好事。

1971年农历正月十三，我与高青云、段功臣、张春亮、武栓平、张玉琴、丁文兰、王珍、曹宪林等学兄学姐在鲁山汇合，第一次坐上火车前往开封，开始了我崭新的大学生活。

我上的那所学校，当时叫开封师范学院。实际上，这是一所1912年就建立起来的老牌大学，名声很大，出了很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大学分出河南医学院、河南农学院、新乡师范学院、河南化工学院、信阳师范学院，组建武汉水利学院、中南财经学院，校本部改为开封师范学院。当然，我们毕业后的1983年，学校又恢复了河南大学校名，成为国务院规划建设的全国一流大学。

大学的生活，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天上人间。我可以再不用放牛犁地锄草割麦担粪背柴了。每天除了按时吃饭睡觉外，就是到教室里听课，钢琴房里练琴，画室里写生，图书馆里读书。由于我们是艺术系，除了那些体育、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等共同课外，每天都是音乐、美术，当然也有文艺理论。第一年，音乐美术兼学；第二年，音、美班分开，我分在音乐班；第三年，音乐班又分为声乐、器乐、作曲等专业，我则专修作曲。三年中，“开门办学”占去了不少时间。河南农大一月，观摩省文艺汇演、在郊区写生；林县红旗渠一月，深入生活，艺术创作；郏县广阔天地一月，深入生活，艺术创作；汝南红光高中一月，毕业实习。三年中，玩弄最多的，还是“0、1、2、3、4、5、6、7”那8个音乐符号，就像玩魔方似地，翻来覆去，随意组合，随意变换。

虽然专业课忙碌，但我还是在业余时间读了大量的书。因为学校有很大的图书馆，藏书很多。我们都发有借书证，每次可以借两本书，我几乎每周换一次，每天晚上练完钢琴，都要读最少一个小时。星期天，除了练一会儿钢琴，洗洗衣服，剩下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有时候，甚至直接去泡图书馆到深夜。所读的书籍，涉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诗歌、历史等等。有些书，是浏览性地阅读，仅作为扩大视野；有些书则读得很细，边读边记，把其中流光溢彩的锦囊佳句或段落章节都记在专门的读书笔记上。比如读《红楼梦》，我就把上面的好诗、好词、好句、药方都记了下来，甚至生僻字也记下来一一查证。当时的学生津贴是每人每月十八块五毛钱，十三块五留食堂做伙食费，五块钱发给自己零花。但就是这五块钱，我除了买牙膏肥皂香皂外，还要订一些《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河南文艺》之类的杂志，买一些便宜些的书来。那时候堂侄存强从军于天津某师政治部，出有一本《战友文艺》杂志，每期他都给我寄一本来，我视若珍宝。为了把报纸上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游记、诗词、文艺评论之类的文章集中保存起来，我还养成了一个剪贴的习惯，即把随时搜集到的资料剪裁下来，再粘贴到其它废旧刊物上，形成一本本自制的文艺集子。毕业时，我所有的财富，除了脑子里装的，就是这一大包课本书籍日记笔记及搜集的资料。

上大学期间的另一收获，是跟着同班同学陈燕山兄学会了写日记。开始，所记内容十分简单，就是日期，星期，天气，当天所经历的事，寥寥数语，像流水账。可后来，记录内容渐趋增多，看到的，听说的，做过的，甚至读书、看电影、参观所得的感受、看法，也都不乏冗词赘句地记录下来。毕业以后，这习惯我一直坚持了下来。45年，日记本积了一大摞儿，洋洋300万字。虽说不值什么，但毕竟是生命历程的记录。每每翻读一次，就是一次人生的回忆，就是一种自省，就有一种幸福感，自豪感。更重要的，也是知识与阅历的积累，一个练笔的过程。高楼大厦不是一瞬间盖起来的，航空母舰也不是三两天造成的。它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现在能够写出一点小文来，也不是突然的“尘沙聚会偶然成”，而是得益于长时间读书、练笔的日积月累。

我毕业以后原本计划到许昌京剧团任作曲的。当时许昌京剧团急缺作曲人才，剧团团长和乐队队长两次到学校找过我，约定毕业即去那里工作。已恢复招生的漯河师范也给我联系过，想让去教乐理。但没想毛远新在辽宁搞了个“社来社去”的经验，我不得已像大家一样随波逐流返回原籍。当然我回原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二郎庙“文艺宣传”名气太大了，《人民日报》都做过专题报道，是许昌地区的扶持重点。而二郎庙也缺这方面的人。公社领导听说我毕业就赶快给地区文化局打招呼：“这个人可不敢往别处分，必须回来！”我的命运也就如此被决定了。

在老家二郎庙公社中学，我先是与王修德老师合作办了一个文艺班，专门培养能识谱、会吹拉弹唱的人才。后来教过音乐、美术、语文、地理。教音乐、美术，那简直是驾轻就熟、手到擒来的事情。教语文，也不费力气。教地理则花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因为过去基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需要快速“充电”。为了居高临下，我研读了大学地理系的所有教材，长期订阅《地理知识》等相关杂志，掌握了大量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基本达到了大学地理专业的水平。《地理知识》这本杂志非常好，全国乃至世界的地貌特征，地质成因，地下矿藏，各地风景名胜，无不涉及。这也为我以后改行从事旅游业奠定了一些基础。

有时候，读着人家的书，忽然想到书中所写的跟我看到的某些事几乎一样，便想着自己能不能把它写出来？比如伏牛山区剿匪的事，残酷、激烈、曲折、复杂，写出来绝对有意义，也吸引人。可就是眼高手低，几次动笔，几次搁下。读作家们写的散文、游记，也颇受启发。自己天天在风景秀丽的名山大川中游来逛去，所见所闻，无不雷同，为什么自己就无动于衷？有几年，《平顶山日报》社的曲令敏老师经常来尧山，作为同是毕业于河南大学的学姐，她把自己的《山思水想》《消逝的田园》等散文集馈赠予我，还与杜丽一起帮我策划了全国尧山风光作家笔会。她不止一次告诫我：“别想有什么名人大家把你尧山写得光芒四射美不胜收一夜名扬四海。因为他们来一两天三几天看的都是皮毛，写不出啥真东西。而你们天天在这里工作，山上每一块石头的大小形状、每一处潭水的深浅冷热，每一天的日出日落风霜雨露都可谓目睹眼见，烂若披掌。自己动手写，才能有血有肉，入木三分。景区的文化积淀，还是得靠自己啊！”

于是，我把过去写过的在报纸杂志发表过的没发表过的小文一并拈来，审誊修改一番，编成了这本集子。也算圆了一个“出书”梦吧!别人喜不喜欢我不在乎，问题在于我终于把一辈子读书练笔的积累变成了文字。

2017年8月14日于尧山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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