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如何重用粗率狂纵的李卫

 清代雍正朝封疆大臣李卫画像 （图源网络）

雍正如何重用粗率狂纵的李卫

     雍正皇帝在位时最宠信鄂尔泰、李卫、田文镜这三位封疆大吏，并把他们树为地方督抚之楷模。其中，雍正帝对李卫的赞誉是“忠勤体国”，这就是李卫获宠的主要原因。

     李卫，字又玠，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捐纳入仕，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调户部郎中。雍正登基后，李卫始用外任，历任道员、布政使、巡抚、总督。李卫的个性极强，他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十分突出。他敢作敢为，办事一向以国事为重，雷厉风行，所到之处，都能顿见成效。但是，他生性骄纵，对上官粗率无礼，对属下极为刻薄，有时还接受他人的馈赠。

     对这样一个优缺点都十分明显的大臣，雍正帝正是看重了李卫的长处而委以重任，同时对他的缺点不断加以批评教育。李卫曾任浙江巡抚，调任后仍干预浙江事务，为后任程元章密参。雍正就此批道：“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颓风耳。除此他无足称。”

     这段话，基本上反映了雍正帝对李卫的看法，也表明了重用李卫的原因。一方面赞扬他勇于任事，大节好。另一方面，也批评他粗率狂纵，不注意小节。而雍正重用李卫的原因，正是要官员们以他为榜样，教育那些尸位素餐，无所事事者，以改变“视国政为膜外”的官场颓废风气。

     李卫以国事为重、勇于任事的工作作风确实十分突出。据袁枚《直隶总督兵部尚书李敏达公卫传》记载，李卫在户部任郎中时，负责钱粮入库。当时有一个亲王管户部事，指令每收钱粮一千两，加收平余十两。李卫大胆谏阻，然而亲王不听。李卫遂置一柜，蓄其钱，外写“某王赢余”，置于户部东廊下，使其贪赃行经暴露于众。结果，把那个亲王弄得非常难堪，乃停止多收。

     李卫勇于任事，还表现在他不论在何地任何职，都能把处理朝廷要务放在第一位，而且能一鼓作气，有一种不干出名堂誓不罢休的拼劲儿。

     康熙末年，盐务废弛，百弊丛生，这是雍正初年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李卫任云南驿盐道时，一上任便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他的发现盐务废弛的症结在于官吏营私枉法，于是毫不留情地劾罢多名官员，终于使云南的盐务整顿取得明显效果。待其至浙江巡抚任上，仍致力于整顿盐务，并把重点放在捕捉盐枭上。浙江沿海产盐，不仅自给，而且可供往江苏。清政府为增加税收，规定食盐不得私卖。然而，长期以来，私盐不绝。清政府多次下令禁止，但由于浙盐销往江苏，涉及两省，而两省官员或不闻不问，或互相推诿，乃至大盐枭一再漏网，逍遥法外。李卫得知这一情况后，下决心彻底整治。他专门组织了缉捕队，活动于江浙两省，与盐枭斗法，终于计擒盐枭沈氏。

     李卫几任地方督抚，特别注重捕盗安民。他对地方到非的打击坚决果断，毫不手软，并以善于缉盗而闻名。他或令捕快乔装混入盗窝，或命归诚盗贼暗通情报，每每奏效。在李卫指挥下，甚至对二三十年的积案也一一摘发。雍正六年（1728）五月，当捕到在钱塘江水面行凶杀人犯后，李卫亲自审讯，终于破得积年旧案，使康熙朝以来数起重大凶杀案得以结案。对此，雍正帝十分赞赏，称：“如斯远年旧案，悉能发摘，殊属可嘉之至。……各省封疆大吏咸肯若是实心任事，一一整理，何虑盗之不息，而民有不安耶？”

     李卫还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在浙江时，不仅修筑了本省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几县的海塘，同时会同江南总督及江苏巡抚增筑了江苏松江（今属上海）的海塘，改原土塘为石塘。浙江台州、温州之间有玉环岛，地方辽阔，土地肥沃。以往督抚鉴于“防范难周，屡禁开垦”，李卫派人勘查，见其田可耕，且已有田三万余亩，尚可开五六万亩。于是上疏雍正帝，建议在此增设玉环厅，移民开垦。雍正帝当即批准，并夸奖说：“兴自然之利，美事也；按无籍之民，善政也。能如是，方不愧封疆之寄。”浙江的百姓对李卫的功绩一直怀念在心。据袁枚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李卫已调任直隶总督，后公务需要，与户部尚书海望同勘海塘至浙江。远近村民以为李卫重来任官，“额手迎者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可见其得人心之深。

     李卫性格暴躁，待人亦不宽厚，但他对工作从不懈怠。他在浙江任上，曾因过于劳累而吐血，还是雍正帝提醒他要“量力而为，不可勉强”。雍正七年（1729）八月，李卫因母亲病故，丁忧返乡。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不忘浙江的工作，曾一日之内连上五个奏折，谈及有关清理养廉银、捕捉盐枭，以及修筑海塘等事。雍正帝甚为感动，批道：“卿之体国忠诚，自蒙上天、圣祖照鉴也，勉之。”

     李卫非科举出身，“不甚识字”，而地方大员要经常向皇帝疏奏言事，汇报情况，这对李卫来说，确实有很大困难，但他并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现存是《朱批谕旨》，收录了雍正朝文武官员222人的奏折，而李卫的奏折从数量上看，几乎占了全书的十五分之一。尽管他的奏折会有人代笔，但毕竟要他口述，并最后经他认可签字。仅此一点，即可看出他对处理政务的态度。李卫这种“忠勤体国”的工作态度，征服了雍正帝的心，他也因此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赞扬：“尔为人刚直，居心莅事，忠诚勤敏”，“尔乃国家伟器”。并且与鄂尔泰、田文镜一起被树为督抚之楷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李卫的事迹中，人们不难看出，尽管一个人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只要他以国事为先，勤政爱民，仍然可以得到世人的肯定。

江苏丰县大沙河镇李卫故里的李卫塑像和电视剧《李卫当官》剧照

     雍正继位初期，社会矛盾较为尖锐，朋党之争、贪赃枉法等问题严重。尤其是因循腐败的吏治，正如雍正所言：“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翟磨之志”。面对这种局面，雍正提出“振数百年颓废风”的革新思想，致力于形成一个振作有为的官吏队伍，“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

     雍正用人，以此人是否有才为考察标准，有才而不肖，贤而不才，他会任用前者而舍弃后者，有德无才的官员在他手下很难得到重用。直隶巡抚李维钧考察吴桥知县常三乐，认为常三乐“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李维钧向雍正请示怎样裁夺常三乐，雍正回答说：“这事很好办，就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参革。’”显然，常三乐是一个廉洁的官员，可以说他是有贤能，然而因为他在行政上办事能力不强而得不到重用。雍正以官员工作的实际效能作为考核标准，在给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考核里说：“王国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这个“殊”字表达雍正对他的极端不认可，于是将他内调虚职。从中可以看出，雍正在用人方面“重才而轻贤”的特征。

     历代的君王都认为官员“清”（廉洁奉公）、“慎”（忠诚谨慎）、“勤”（勤劳于事），有一项即可，但是雍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在论巡抚的职责时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请、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怠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臣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从这折雍正的朱批，我们可以知道雍正对于高官的任用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对高官的要求，不仅要求高官有才有德，还要求他们有远大的目光，能够驾驭属下官员。

     由此可见，雍正是一名具有很强行政能力的君王。他对官员实行“严宽相济”的政策，一方面有利于政治上的稳定，使得革新措施得以推行。另一方面，严厉打击了沽名钓誉、不务实事、损公肥私的官员，对官员队伍起到一种震慑作用。正是由于雍正敢于突破旧制的用人思想，才使得雍正年间官吏队伍出现“忠勤体国”的新气象，雍正一朝进入清代最富庶时期，为乾隆盛世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