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何以为之经典
文丨王锐 复旦大学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领域，随着西学的传入，以及传统学术内部的变迁，遭逢了亘古少见的变局，较之古昔，已有极大不同，这在史学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
历史之学向来为中国传统学术一大宗，各类史籍浩如烟海。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世变，认为传统史学从体裁到内容，皆不能与时代相合拍，于是转而追求“新史学”，希望能撰写出不同于古人的历史著作，特别是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这一工作，从19世纪末已有人开始着手，及至今日，依然方兴未艾。
回首一百多年来的史学史，在中国通史类著作中，钱穆的《国史大纲》堪称翘楚，从初次付梓以来，不断重印再版，影响力至今未曾减弱。笔者高中时初读此书，字里行间，精彩绝伦，如触电然。究竟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本书长期以来倍受青睐？这本书的特色又在哪里？
一部迥异时流的通史著作
欲讨论钱穆的《国史大纲》，得先从他为何撰写此书说起。1931年夏天，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在学界一举成名的钱穆赴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在课程方面，他担任“中国通史”一课的教学。
1930年代的北平学界，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势力非常大，从大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到人事与资源的分配，可以说尽皆在其掌握之中。顾颉刚为“古史辨派”的代表，强调对先秦两汉典籍不能轻易置信，应以怀疑的眼光辨其真伪，所以他门下的中国史研究，主要是史籍与史事的辨伪，煌煌几大册《古史辨》，就是其学术思想的具体成绩。
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结了一批中青年史学家。他虽不同于顾颉刚，强调相比执着于辨伪，重建“信史”更为重要。但其所主张的史学研究，乃是着眼于断代史，强调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极为反对谈论史观、通史一类宏观的问题。
傅斯年
面对这样的情形，钱穆强调中国通史在授课上应该注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应从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总结出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在授课形式上，他坚决不同意这门课让不同的人分别讲授，坚持自己一人担任整个学期教学任务。
同时他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国史大纲》这本书的雏形，便是钱穆为备课而撰写的教学提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穆离开北平，辗转数地，到达云南，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有一次他与同事陈梦家聊天，后者提到希望钱穆撰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起先钱穆对此犹豫不决，并未答应。后来陈梦家再次相劝，说撰写此书，不但有益青年人，更为时代所急需。
如今钱穆避居云南，正好趁着清静赶紧着手，若他日返回北平，各种杂事纷至沓来，则难有余力顾及斯事。钱穆听后觉得言之有理，遂答应勉力为之。《国史大纲》，于焉问世。
在这本书的“引论”部分，钱穆结合多年来讲授中国通史一课的心得，以及对当时史学界的感观，提出了自己对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的看法。
在他看来，当时的史学界颇具影响者有三派，一为“传统派”，即继承清代朴学传统，强调记诵之功，着力于校勘辑补；一为“革新派”，即主张借历史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清末的革命党，1920年代后期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皆属于此；一为“科学派”，即在胡适等人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口号下，用他们眼中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
钱穆指出，“传统派”与“科学派”，虽然新旧有别，但弊病相同，都是流于饾饤，缺乏系统，研究成果价值阙如。而“革新派”则把历史变为宣传工具，用各种流行口号解读国史，其失也诬，让中国历史真面目难以显现。他强调如欲真正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必须摆脱这些流行观点的束缚。所以《国史大纲》一书，堪称钱穆因不满当时学风而撰写的一本力矫时弊之作。
从中国历史演变轨迹本身来认识国史特色
其实在近代中国学界，不满于时代风气者并不少见，但他们的著作却少有广泛且持久的影响力，今日多半只有研究近代学术史的人才会关注，而《国史大纲》却非如此，这与钱穆在书中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极有关系。
撰写通史类著作其实颇为不易，除了熟悉史料，更需要良好的叙事能力。当时同样身处大后方的史家金毓黻，正着手撰写一部《宋辽金史》，他就在日记中感慨叙事之难，想流利扼要的写一段史事极费功夫。而《国史大纲》一书，文笔平易畅达，引文与正文衔接无间，读起来毫无吃力感。同时全书体例精良，既有对历史大势的整体分析，也有对具体事件的详细叙述，宏观与微观兼具。
近代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历史，多强调历史分期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传统史书以王朝兴衰作为历史阶段标准的做法极不可取，替代之道为借鉴西方史学的历史分期法。或是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或是吸取唯物史观，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认识中国历史的依据。
特别是后者，伴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成为颇为流行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但不论是怎样的历史分期，大多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乃是帝王专制的黑暗时代，套用梁启超的话，一部二十四史，皆为“帝王家谱”。
对此钱穆深不以为然。他在书中强调：“写国史者，必确切晓瞭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向’。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他正是本此观点，叙述中国历史的演变轨迹，并尝试提出自己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
钱穆
所以他论述中国历史，便采取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历史解释模式：先秦部分，着眼于华夏民族的形成与扩大以及诸子百家之兴起；秦汉部分，着眼于大一统政府的建立、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平民阶层在政治社会的崛起；魏晋南北朝部分，着眼于分裂时代南北地区各自的社会发展、民族融合与新宗教的传入；隋唐部分，着眼于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及其弊端，五代十国的乱象遂因此出现；宋代部分，着眼于士大夫阶层的自觉与各类革新运动的兴起，强调士阶层在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性；元明清部分，着眼于论述政治体制愈发趋于专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神逐渐丧失，近代中国的衰败于是焉生。
此外，他还专门用三个章节论述唐代后期以来的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指出北方经济的没落，并非天灾，实为人祸。
最能具体显现钱穆书中史观的，莫过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论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许多知识分子遂以“专制”二字描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如谭嗣同抨击两千余年的中国政治为“秦政”，统治者比肩“大盗”。1930年代钱穆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一课，系主任陈受颐就认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不具研究价值。钱穆反对这种论调，认为中国古代制度自有其特色，不能轻率以“专制”视之。
因此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强调任用平民知识分子、宰相地位崇高、地方行政长官能任命僚属、监察制度的发达，凡此种种，皆为中国古代制度之优点。后代中央集权日益集中、宰相权力被架空、地方行政官员权力分散且互相牵制、士阶层学问流于空疏、人才铨选弊病丛生，这些因素交相为用，导致中国政治在清代愈显衰颓。这其中的因缘与流变，与每个时代的整体面貌息息相关，需要仔细梳理，方可明其脉络。
类似力图从中国历史演进本身总结国史特色的论述，在《国史大纲》里比比皆是，所以此书问世之后广受各派学人好评。陈寅恪对人说书中“引论”部分为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大文章”。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里认为通史类著作里钱穆的书“创建最多”。钱穆弟子严耕望称赞乃师此书“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史识非比寻常。许倬云则指出钱穆论述历史的思路与西方社会学的功能学派相当切合。
乱世之中的黄钟大吕
抗战时期，虽然各种条件异常辛苦，但身处大后方的学人依然笔耕不缀，像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柳诒徵的《国史要义》等近代学术名著皆完成于那一时期。他们希望借学术以激扬民气，鼓舞人们斗志。钱穆撰写《国史大纲》，同样也在书中表达他对时代脉搏与民族精神的思考与阐扬。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势的衰微、思潮的纷繁，许多人对群体命运与国家前途皆倍感彷徨，不知救国之道何在，乱世伊于胡底。特别是在抗战愈发艰难的年代里，这种愤世与迷茫更觉明显。
钱穆纵论前史，强调春秋以来的中国历史演进，乃由士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士人在历史转型时代里身兼重任，既要以沉潜之功探索国家民族前途，又要持救世之心敢为天下先。因此知识分子阶层切不可困惑消极、妄自菲薄，而应当在新时代里发扬古人经世之志，在这大时代里为国人寻找光明。
自清末以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危机，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意义。像章太炎在政论名篇《革命道德说》里指出，知识完备者，往往道德水准甚低，真正具备良好道德的，乃是山野农夫、行商小贩。新文化运动中，在“劳工神圣”的口号下，知识分子开始自我否定，认为自己毫无存在价值，应该向身处社会底层的工人学习，进而达到自我救赎。知识分子放下身段，虽然有助于接近民众，了解国情，但是趋于极端，因自暴自弃而寡廉鲜耻者亦所在多有。
章太炎
因此钱穆对古代士阶层的阐扬，意义非同一般。而近数十年来两岸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种种待遇，更是让人每读《国史大纲》，时常能心生松柏岁寒之志，坚守自己的道德与知识底线。
此外，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以两大问题为主题，一为中国出路何在，一为古今东西之争。各种救国方案并行于世，或是主张效法远西，或是坚持率由旧章，而在救民水火的旗号下兴起的各色政党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许多主义与思潮的印记。
在钱穆撰写《国史大纲》时期，既有国民参政会里日趋高亢的民主呼声，又有大后方力倡新式集权的“战国策派”，延安与重庆，成为不同价值观与立场的人们心中各自的圣殿，再加上东北于风中摇曳着的“王道乐土”，东南地区笔触甚为伤感的“战难和亦不易”，中国之命运，绝不像当权者书中所说的那样掷地有声。
面对这样的时代氛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明白指出：“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
因此“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强调必须脚踏实地，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不走投机取巧的所谓“捷径”，如此方能为探索出真正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与教训后，今天中国的发展，不正颇为印证了钱穆当年的谆谆之言吗？
赘语
当然，《国史大纲》并非毫无瑕疵。如钱穆对西周王室的起源与迁徙、对先秦诸子各派的前后关系、论述中国历史时忽略了法家学说在制度建设中的影响等等，许多问题已被后来的研究所纠正，但这并不能否定此书价值。
今日两岸三地许多大学历史系仍将此书作为入门必读，书中论述，暗含不少可以进一步引申探讨的论文题目。钱穆在书中开篇便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前贤之志，历久犹存，世之喜读历史而不知别择良莠者，曷不将《国史大纲》展卷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