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涛：沪上时期鲁迅的一个书账考释——兼为《鲁迅与嘉业堂所刻书》补正

　　鲁迅博物馆资料库里有一个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鲁迅手写的书账,因为这些图书在鲁迅日记中没有记载，所以这个书账的具体年代暂时无法考证清楚,不过从这些书籍的出版时间来看（最晚的一本是1927年出版的）,应当是鲁迅在上海期间购买图书的一个书账。全文转录如下：

　　炎徼纪闻    一本  ○.五○

　　叶天寥自订年谱  四  二.四○

　　查东山年谱   二  一.○○

　　阎古古年谱   一  ○.七○

　　顾亭林年谱   一  ○.八○

　　查他山年谱   一  ○.三○

　　授时历故    一  ○.六○

　　味水轩日记   九  三.○○

　　司空表圣诗文集  二  一.二○

　　王荆公文集注一  一○  五.○○

　　王广陵集    四  二.○○

　　嘉泰吴兴志   六  二.九○

　　两山墨谈    二  一.二○

　　水南集     九  一.九○

　　同岑集     六  二.八○

　　二十五.八○ 七折

　　笔者检索了一些文献，大致了解了上述图书的一些概况：《炎徼纪闻》的作者是明代的田汝成（浙江钱塘人），该书记述了作者在贵州、广西等地做官期间的一些见闻，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吴兴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15年出版。《叶天寥自订年谱》是明代叶绍袁（吴江人）自己编定的年谱，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13年出版。《查东山年谱》是清代沈起为明代查继佐（浙江海宁人）编著的年谱，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16年出版。《阎古古年谱》是清代鲁一同为明末清初的文学家阎尔梅（号白耷山人，江苏沛县人），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15年出版。《顾亭林年谱》是清代张穆编著的年谱，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18年出版。《查他山年谱》是清代陈敬璋为清代诗人查慎行（浙江海宁人）编撰的年谱，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13年出版。《授时历故》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撰写的一部研究历法的著作，可以检索到民国期间出版的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23年出版。《味水轩日记》是明代李日华（浙江嘉兴人）撰写的日记，其中记述了大量的明代文人书画鉴藏的事，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23年出版。《司空表圣诗文集》是唐代诗人司空图的诗文集，该书的“校记”由清末民初的学者繆荃孙等撰，可以检索到民国期间出版的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14年出版。《王荆公文集注一》是清代沈钦韩（浙江吴县人）为王安石文集所做的注解，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27年出版。《王广陵集》是宋代诗人王令（广陵即扬州人，和王安石是好友）的诗集，清代沈文倬点校了《王令集》才使王令的诗歌才华广为人知，可以检索到民国期间出版的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22年出版。《嘉泰吴兴志》是南宋嘉泰年间由知府李景和邀请谈钥（浙江湖州人）编修的一部地方志，也是现存最早的湖州地方志，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之一在1912年出版。《两山墨谈》是明代诗人陈霆（号水南，浙江德清人）撰写的一部著作，主要内容是对古籍的考证，另外还有一些关于饮茶的源流的内容，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吴兴丛书”之一在1912年出版。《水南集》是明代陈霆的诗文集，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吴兴丛书”之一在1919年出版。《同岑集》是清代李夏器（浙江湖州人）的诗文集，可以检索到的民国版本是作为刘承干刊刻的“吴兴丛书”之一在1922年出版。

　　查鲁迅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在1934年5月3日收到了许寿裳寄来的《嘉兴堂书目》，在5月5日和7日两次去嘉兴堂刘宅买书，但都没有能够顺利地买到书，此后鲁迅也没有再去嘉兴堂刘宅购书，而是托亲友帮助购买。不过，鲁迅早在1923年1月5日收到周建人帮助购买的《月河所闻集》一本、《两山墨谈》四本、《类林杂说》二本，这些书都是刘承干刊刻的“嘉兴堂丛书”和“吴兴丛书”中的书籍。

　　虽然鲁迅在这个书账中没有说明这些书就是刘承干刊刻的“嘉兴堂丛书”和“吴兴丛书”中的书籍，但是总的来说，上述的书籍都是收入刘承干刊刻的“嘉兴堂丛书”和“吴兴丛书”这两套丛书中的书籍,其中有一些图书还是刘承干首次刊刻的,因此也可以推测鲁迅所购买的这些书籍都是刘承干刊刻的“嘉兴堂丛书”和“吴兴丛书”中的书籍。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主要收录了一些元、明遗老的著作及其年谱，《吴兴丛书》则专收吴兴先哲遗著，而刘承干刊刻这两套丛书的目的都是为了表彰乡贤先哲遗著，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对乡邦文献的重视。

　　鲁迅在阅读刘承干刊刻的书籍之后有不少的收获，他在1934年12月11日撰写的《病后杂谈》一文中谈到了阅读刘承干刊刻的《安龙逸史》一书后的感想，并对刘承干刊刻明清时期一些禁书的勇气表示赞赏：“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不过，鲁迅也对刘承干的思想有所批评：

　　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鲁迅全集》，第6卷第173——1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鲁迅的上述评论不仅有历史穿透力，而且也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既深刻地指出了刘承干在思想上的局限性，即刘承干没有能够在思想上真正继承明末遗老的民族思想，而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同时又把这种现象和当时文坛上的一些高呼“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联系起来进行批评。